改革開放40年來，浙江作為“楓橋經驗”的發源地，以其與時俱進的品質，不斷創新發展“楓橋經驗”，從最早的鄉村走向城市社區、海島漁區，並延伸到網際網路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典型經驗集合群，在提升浙江社會治理水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世紀60年代初，諸暨楓橋幹部群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1963年11月，毛澤東同志對“楓橋經驗”作出批示，“要各地效倣，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楓橋創造了依靠群眾改造流竄犯和幫教失足青少年的成功經驗；十年動亂結束後，楓橋在全國率先給“四類分子”摘帽，為全國撥亂反正提供了範例。
改革開放後，楓橋堅持專群結合、群防群治，預防化解矛盾、維護社會治安，成為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典型。
2003年11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
2004年5月，浙江省委作出建設平安浙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決策部署。全省各地將創新發展“楓橋經驗”貫穿于平安浙江建設全過程，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黨政動手，依靠群眾，預防糾紛，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發展”的新經驗。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對“楓橋經驗”50週年紀念大會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發展好。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浙江堅持發展“楓橋經驗”，堅持黨建引領、人民主體、三治融合、共治共用，不斷賦予“楓橋經驗”的新時代內涵，使之功能不斷拓展、效果不斷顯現，成為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促進社會平安和諧的典範，形成了新時代“楓橋經驗”。
把黨的領導貫穿全過程各方面
楓橋鎮楓源村村口
近年來，浙江堅持黨政主導，推動黨建工作和基層社會治理緊密融合，基層社會治理領導責任制更加健全，“黨建+網格”、“紅楓”黨建、“紅帆”黨建等經驗不斷涌現。
作為“楓橋經驗”的發源地，楓橋鎮打造了一條“十里楓林”的“紅楓黨建”景觀帶，進一步激發了基層社會治理的活力。楓橋鎮楓源村黨組織以“五議兩公開”為基礎，創新實施“三上三下”民主決策機制，全面推行民情通網下標準化建設，實現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推動新時代“楓橋經驗”不斷豐富和發展，浙江進一步發揮黨在基層治理組織體系中的引領作用、黨在發動群眾力量參與基層治理中的凝聚作用、黨在推動基層治理責任落實中的督導作用。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理念
高科技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
這些年來，浙江各級黨委、政府堅持“群眾想什麼，我們就幹什麼”，著力解決群眾最盼、最急、最怨的突出問題，讓群眾有更充分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從2016年開始，浙江大力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實行一窗受理、整合服務、一次辦結，群眾憑著一張身份證就可辦理2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實現了“一證通辦一生事”，得到群眾的連連點讚，這項“刀刃向內”的政府自身改革，迅速成為浙江一張亮麗的新“名片”。
創新“三治融合”的治理機制
桐鄉市越豐村“三治融合館”
2013年，嘉興桐鄉市率先探索實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層社會治理機制，開闢了基層治理創新的新路徑。
▲自治為基、激發活力，是基層社會治理的“內生力”
▲法治為本、定紛止爭，是基層社會治理的“硬實力”
▲德治為先、春風化雨，是基層社會治理的“軟實力”
省委、省政府及時總結推廣桐鄉做法，並在全省實施“三治融合”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推廣工程，推動各地創設“一約兩會三團”等新載體，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楓橋經驗”的時代內涵。
▲一約：村規民約（社區公約）
▲兩會：百姓議事會、鄉賢參事會
▲三團：百事服務團、法律服務團、道德評判團
這個來自基層的創造，被寫入了黨的十九大報告“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保障。
防範化解各類社會矛盾和風險
楓橋鎮老楊調解工作室
面對經濟發展轉型、深化改革攻堅、社會矛盾疊加，浙江加強防範化解各類社會矛盾和風險。
▲針對矛盾糾紛主體多元、訴求多元、類型多元的新情況，浙江構建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新機制。全省鄉鎮（街道）普遍建有“品牌調解室”，縣鄉兩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大調解）平臺全覆蓋，還建立了7200多個專業性、行業性人民調解組織。
▲針對社會風險隱患量大面廣的新挑戰，浙江推動六大重點領域實行“實名制”，形成源頭可溯、去向可查、消除盲區的長效治理機制。
▲針對群眾安全防範意識和技能不足的問題，浙江探索建立各種形式的安全教育體驗館，開發設計主題教育模組，將風險意識和防範技能廣泛傳播給人民群眾。
▲針對社會心理健康問題日益突出的新態勢，浙江全面推行心理諮詢服務進社區、進家庭、進機關、進鄉村、進學校、進企業，逐步構建起前端普遍服務、中端監測預警、末端精準干預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
深化抓基層打基礎的永恒主題
柯橋區楊汛橋鎮綜合資訊指揮室
2004年，浙江探索形成了鄉鎮（街道）綜治工作中心的經驗，被推廣到全國。
2016年12月，浙江全面推進鄉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全面建成綜治中心的基礎上，設立綜合資訊指揮室，搭建綜治工作、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四平臺”。同時，把鄉鎮（街道）“四平臺”和“全科網格”深度融合、一體推進，全省平均每天發現上報“四平臺”分流辦理的各類事項達3.2萬起，95%以上在鄉鎮以下得到解決。
浙江還從2003年開始全面推行省領導到縣（市、區）下訪制度。現在，在縣級信訪局，每天都有縣級黨政領導幹部坐班接訪，力求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信訪在縣裏”。
注入現代科技的強勁創新動力
杭州網際網路法院審理案件
近年來，浙江大力實施“網際網路+”社會治理深化提升工程，釋放出“網際網路+”在社會治理領域的新效能。
▲推進矛盾糾紛化解網上網下一體化，2017年全國首個線上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ODR）在杭州市西湖區試運作，今年6月在全省範圍全面上線。
▲推進執法辦案網上網下一體化，2017年7月，浙江省政法機關一體化辦案系統試點運作啟動；2018年8月，全國第一家集中審理涉網案件的試點法院——杭州網際網路法院正式掛牌成立。
▲推進風險防控網上網下一體化，在重點行業和領域實行“實名制”資訊化管理；以“打造城市數據大腦”為突破點，全面推進立體化、資訊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在全省城鄉構建起了一張縱橫交錯、無縫對接的平安網。
探索全民共治共用的工作格局
武林大媽工作站
發揮社會組織在矛盾化解、社區矯正、幫扶救助、慈善公益等領域發揮積極作用。截至2017年，全省經民政部門正式登記的社會組織5.1萬個，平均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達9.2個。
發揮群眾的基層社會治理主體作用。在杭州市下城區，有一支4.2萬人的“武林大媽”隊伍；在烏鎮，有一支3700多人的“烏鎮管家”隊伍。目前，全省這樣的平安志願者隊伍3.5萬支，共230萬餘人。
來源： 《今日浙江》雜誌 | 作者：謝小雲 | 責編：趙曉霞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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