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省委部署開展“大學習、大調研、大抓落實”活動的要求，6月14日至15日，我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發源地——桐鄉市開展蹲點，就實施“萬村善治示範”工程、走鄉村善治之路作調查研究。其間，先後走訪高橋街道、烏鎮鎮、濮院鎮、梧桐街道等4個鎮街，越豐村、董家村、永越村、環南社區等4個村（社區），董村茭白專業合作社、龍翔江南湖羊莊園家庭農場、烏鎮派出所、雙環傳動（嘉興）精密製造有限公司等，夜訪兩家民宿和1戶農戶，召開由鎮街、村、社會組織負責人參加的多個小型座談會，從“點”上了解“三治”融合、鄉村治理的開展情況。在此基礎上，召開了由桐鄉市委及相關職能部門負責人、龍遊縣委負責人和寧海縣岔路鎮、象山縣西周鎮、諸暨市楓橋鎮等鎮黨委書記以及安吉縣天子湖鎮高禹村黨支部書記參加的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座談會，從“面”上了解我省鄉村治理的創新之舉。通過蹲點調研和座談交流，使我對創新基層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

 

　　桐鄉“三治”融合實踐的時代要義

 

　　桐鄉地處杭嘉湖平原腹地，歷來具有優越的區域環境、富庶的經濟基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尤其是烏鎮成為世界網際網路大會的永久舉辦地後，如何進一步把桐鄉整體打造為對外展示浙江改革開放歷史性成就和蓬勃發展活力的窗口，進一步提升桐鄉城鄉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實現經濟繁榮興旺、社會長治久安，成為桐鄉全市上下共同思考和不懈探索的課題。在這一過程中，推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層實踐應運而生。高橋街道辦事處負責人在座談時回憶道：“自高鐵開通後，高橋迎來了大開發、大建設、大發展的機遇，房屋拆遷、土地徵用補償等引發的矛盾糾紛也隨之而來。對此，2013年5月，高橋街道組建了群眾自己的議事組織，讓群眾參與公共決策，深受群眾的歡迎。”在高橋這一創新做法取得成效後，桐鄉市委敏銳地把握這一新生事物，在深入總結和反覆研究的基礎上啟動了以“自治為目標，法治為保障，德治為基礎”的基層治理創新實踐，自覺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概括出了“大事一起幹、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三治”融合好經驗。在與幹部群眾座談交流中，我感到，桐鄉“三治”融合基層治理模式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為有三個方面的時代意義：

 

　　1.最重要的基礎是植根浙江發展需求，緊跟新時代前進步伐。近年來，我省堅持發展“楓橋經驗”，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不斷提升基層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進一步增強。桐鄉政法委的同志告訴我，桐鄉市這些年不斷深化“三治”融合的探索，將經過實踐驗證、行之有效的“三治”載體加以整合，形成了“村規民約（社區公約），百姓議事會、鄉賢參事會和百事服務團、法律服務團、道德評判團（簡稱‘一約兩會三團’）”為主要內容的基層治理機制。高橋街道黨委負責人説，在處理具體工作過程中，基層十分注意“自轉+公轉”的有機結合，既注重以自治“內消矛盾”、以法治“定分止爭”、以德治“春風化雨”，更注重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我感到，桐鄉“三治”融合實踐，是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發展方向，也是我省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從未停步的最好證明和生動寫照。

 

桐鄉市高橋街道越豐村道德評判團

 

　　2.最關鍵的做法是突出群眾主體地位，實現多方協商共治。桐鄉的同志告訴我，開展“三治”融合以來，桐鄉因地制宜創新方法和途徑，更多地發動和依靠群眾，讓群眾參與決策和治理的全過程，實現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高橋街道越豐村黨支部書記沈春雷介紹説，村裏把一些法律法規管不到、村規民約管不好的不良現象，交由道德評判團去做工作，如對破壞綠化帶種植瓜果蔬菜的農戶，通過道德評判團反覆勸導説理，最終讓農戶自覺加以糾正，實現了由老百姓自己來教育自己、規範自己、管理自己。5年來，全村信訪事件與行政訴訟案件零發生，矛盾糾紛零上交。烏鎮鎮黨委負責人説，作為江南水鄉和世界網際網路大會的永久舉辦地，如何讓環境更美、治安更好、群眾更具幸福感，他們在“自治”上做起了文章，每10戶選出1位居民，組建起一支3724人的“烏鎮管家”隊伍，運用“網際網路+”，建成資訊指揮平臺，進行日常安防巡邏與資訊收集、處置，為護航歷屆世界網際網路大會的召開發揮了重要作用。濮院鎮永越村針對外來人口較多的實際，全面加強全科網格和網格員隊伍建設，加強對出租房的綜合治理。梧桐街道環南社區成立由業主委員會、物業、網格支部書記、居監會、居民代表參加的“環南家委會自治聯盟”，推進社區、社會組織、社工“三社聯動”，將“三治”融入社區各項服務之中，確保居民當家作主、轄區和諧穩定。我發現，儘管所到之處在“三治”融合實踐中主體各不相同，但始終貫穿著“楓橋經驗”基本精神，為健全鄉村社會治理模式、加強基層民主法治建設、落實鄉村自治提供了實踐路徑。

 

烏鎮管家

 

　　3.最根本的經驗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踐行黨的群眾路線。調研中了解到，桐鄉在“三治”融合實踐中，注重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屬性、政治功能，突出以人為本、以民為先，突出群眾需求導向、滿意導向，堅持群眾想什麼就幹什麼，既下功夫化解鄰里糾紛、家庭矛盾、社會治安等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又著眼于改革發展，下大力氣解決基層發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實現基層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烏鎮管家貝榮根説，烏鎮人的手機裏都有一個“烏鎮民情”APP，老百姓用它反映情況，或者把意見和建議直接@書記、鎮長。比如，河道整治、環境整治中發現臟亂差的，只要拍一張照片提交，資訊平臺工作人員接到反映資訊後，就會轉不同部門處理，且會在最短時間內將回復內容反饋至反映人，一般小事當天就會處理好。從這個意義上講，“三治”融合實踐把群眾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眾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標準，是新形勢下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桐鄉三治文化主題公園

 

　　構建新時代基層善治體系的總體設想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萬丈高樓平地起，鄉村治理好比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地基。地基紮實了，大廈才能固若磐石，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樂業。浙江作為中國革命紅船的起航地、改革開放先行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萌發地，在鄉村治理探索方面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始終屹立、不斷創新的“楓橋經驗”就是當代中國基層治理首推的典範。通過這次蹲點調研和座談交流，我認為，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既要從頂層設計出發，完善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又要從基層自治入手，激活鄉村主體的創新力量，為鄉村發展凝聚合力。

 

　　基層治理有其內在複雜性，治理主體多元、治理內容多變、治理方式多樣，規範性與鄉土性交融，傳統性與現代性共生，穩定性與變動性並存。通過蹲點調研和對我省鄉村治理領域探索創新經驗做法的深入探析，我覺得基層善治體系應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即：以黨的基層組織為核心，堅持黨建引領，實現基層治理有魂；以村民自治組織為主體，突出自治基礎，實現基層治理有力；以信法守法為準繩，加強法治保障，實現基層治理有序；以崇德向善為基礎，強化德治調節，實現基層治理有根；以綜合治理為補充，注重綜合施策，實現基層治理有度；以智慧治理為支撐，用好現代技術，實現基層治理有方。通過這六個要素的綜合運用、協同發力，實現基層社會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使基層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從而形成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

 

 

　　實現基層善治，需要構建和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推動基層治理理念由“大包大攬”向“協商共治”轉變，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動”轉變，治理格局由“單打獨鬥”向“協同推進”轉變，使基層治理體系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桐鄉“三治”融合的成功實踐告訴我們，“三治”是一個有機整體，必須通盤設計、統籌兼顧，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自治組織的主體作用，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的協同作用，以及村規民約（社區公約）的約束作用，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做到治理為了村民、治理依靠村民、治理成果由村民共用、治理得失由村民評判，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滿意度。

 

　　構建新時代基層善治體系的具體路徑

 

　　創新社會治理，走鄉村善治之路，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浙江改革開放走在前列，基層社會治理的探索創新也如百花齊放，形成了諸如桐鄉“三治融合”、寧海“小微權力清單”、象山“村民説事”、東陽花園村“村規民約”、武義“後陳經驗”、龍遊“村情通”、仙居“三綠治理”、安吉“五個所有”，以及基層治理“四平臺”、新鄉賢治村等不同的鄉村治理模式，産生了許多好經驗好做法，有的還被寫入國家法律並推廣實施。在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浙江更應在創新社會治理、實現基層善治方面有更多的突破，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作出應有貢獻。

 

　　提高政治站位，把基層善治體系建設放到更加突出位置。桐鄉市在實踐中形成的以“一約兩會三團”為主要架構的“三治”融合基層治理體系，是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破題之作”。我們要從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高度，以紀念毛澤東同志學習推廣“楓橋經驗”55週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15週年為契機，充分認識走基層善治之路的重要性，把基層善治體系建設擺到突出的位置，以改革開放初期培育發展民營經濟的那一股勁頭、那一股熱情，加強系統謀劃，從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貫通出發，結合這些年的基層實踐探索，把基層善治體系中的基本要素梳理出來，形成工作規範，打造基層善治的浙江品牌。

 

　　突出問題導向，不斷強化基層善治體系建設的制度供給。調研中有基層幹部群眾坦言，雖然這些年基層在治理實踐中做了不少有效探索，但有不少問題亟待改進和完善，主要是：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政治功能不夠彰顯，領導核心作用存在弱化、軟化現象；有的地方村務公開走過場，民主管理還需加強，村務決策機制落實不夠到位；村民法治意識有待進一步增強，鄉村依法治理尚未形成合力；村規民約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體現不夠，社區協商亟待制度化；優秀傳統文化弘揚不夠，德治保障機制尚需加強；“全科網格”建設不平衡，有的地方網格員職責不夠明確；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治理不規範，發揮作用的“留白”較大；有的地方“智慧治理”成效不明顯，“資訊孤島”有待貫通。基層幹部群眾建議，要在推進鄉村治理整合化、精準化、規範化上下功夫，推動“最多跑一次”改革延伸到村級，進一步加強縣鄉統籌，完善“綜合指揮中心+四平臺+全科網格員”的運作機制，完善村級便民服務功能，努力實現群眾辦事不出村，一般性事務都可以在村級層面解決。要在推進基層協商民主多樣化上下功夫。完善民主懇談會、五議兩公開、村民票決制，發揮村民監督作用，讓農民自己“説事、議事、主事”，做到村裏的事“村民商量著辦”，老百姓的事情“老百姓説了算”。基層治理實現良治善政離不開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為農村産業興旺、農民生活富裕、集體經濟發展提供有力保障。必須把實現治理有效與發展農村經濟一體研究、同步推進，實現基層治理組織與農村各類經濟組織相互促進，更好地落實黨的富民惠民利民各項政策，最大限度地增進農民福祉，最大限度地協調利益關係。調研中了解到，農民群眾對新成立的“三位一體”農合聯組織非常歡迎，應進一步推動基層“三治”組織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互聯共促，共同為實現鄉村振興發揮作用。

 

 

　　堅持因地制宜，積極探索基層善治體系建設的實現形式。基層善治應根據治理區域不同、經濟發展水準差異、人口分佈特點等因素，採用不同的途徑和方式。比如，在鄉村治理中，以本地居民為主的農村，可以通過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村民群眾的主體作用，以村規民約有效規範村民行為，讓群眾參與公共決策，自己的事參與幹、自己説了算；外來人口較多的村，可通過培育發展新居民協會等社會自治組織，培育發展民間調解組織，有序參與社會事務，化解矛盾糾紛，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在城市社區社會治理中，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制度，積極引導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促進社區、社會組織、社工“三社聯動”；對村改居的社區，可全面深化“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加強“全科網格”和全科網格員隊伍建設，構建“網格+支部”的基層治理模式。

 

　　注重理論研究，加快形成基層善治體系建設的理論支撐。構建基層善治體系，需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與基層工作者的實踐相結合，實現良性互動。首先，有關部門要深入基層，多加指導，加強立法研究，加大優秀案例推廣力度，提高基層探索的有效性，使“盆景”變成“風景”、“樹木”變成“森林”；其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權威機構的專家學者，要更多地走向一線，善於指導實踐，認真開展善治理論前瞻性、可行性、應用性研究，找依據、提對策，幫助基層解決工作中的困惑，發揮好“思想庫”“智囊團”作用；第三，基層要繼續大膽探索，大膽實踐，為面上工作開展提供更多更成熟的經驗做法，當好我省基層善治的“先鋒隊”“試驗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