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訪談，世界對話，歡迎您的收看！2017年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專業化出版的第20年，社科文獻出版社國際出版業務歷經20餘年的探索與發展，已經形成了完善的版權引進與輸出的流程與規範、國際合作模式以及全球範圍內的翻譯評審機制。通過國際出版、學術交流和國際書展等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學者的學術水準和研究成果，擴大了中國學術的海外話語權。今天就學術出版的國際化歷程這個話題我們邀請到了三位嘉賓，他們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社長謝壽光、 荷蘭博睿學術出版行銷總監Peter，歡迎！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院長薛瀾，歡迎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荷蘭博睿（Brill）學術出版社行銷總監Peter Coebergh、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做客節目。  攝影 鄭亮（點擊圖片或圖注觀看視頻）

　　謝社長是1997年調入的出版社，從這個歷程來看，您到出版社有20年了，跟國際化出版的這20年時間是重合的。您也陪伴著出版社從探索的初期到它的成長，到現在全球化的佈局，您是一路看過來的。在這個過程當中遇沒遇到一些挫折或艱難？這個是肯定有的。在這個過程中也總結了很多成功的經驗，您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壽光：社科文獻出版社的專業化20年，國際化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內容，我作為國際化的始作俑者和操盤手，這20年走過了一個不平凡的歷程。從最初的版權引進，到後來一般性的版權輸出，最終是和全方位的全球化佈局，我們感受到了很多曲折，也收穫了我們的經驗。那麼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

　　第一，要堅持。圍繞最終的20年按照原初始定的目標和方向，打造國際知名，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學術出版機構，為中國學術的全球推廣擔責。這是我們最初制定的初心。

　　第二，要嚴格按照國際的學術規則、規範辦事，不是按你自己一廂情願。我們在這兩方面不斷的向國際著名的學術出版公司，包括像Peter所在的Brill（博睿），我們認真地去學習。比如説世界通行的《學術出版規範》最初是研製于芝加哥手冊，我們首先是通過Brill（博睿）去把這套規範認真的學習、消化，根據中文的表達內容遵循關於通行的規範法。

　　第三，在翻譯上比原來轉換上要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來進行。這就是我們這些年探索時取得的基本收穫。作為一家以中國中文為主的學術出版機構，那麼很重要的一條經驗，還有一條就是要和這些著名的學術出版公司合作，共同出版，這個我概括為叫“借船出海”。大概這是我這些年來我們所探索的最成功的一套方式，而且具有普適性。

　　中國網：您陪伴著國際出版這20年過程當中，您最大的體會是什麼？

　　謝壽光：我最大的體會就是需要有人才，需要有懂得學術，掌握這個語言，特別是這個知道國際學術出版和傳播規律的這些人才。這些人才有多層次的，首先是你需要這方面的編輯人才，那麼我們就是在全球範圍內尋找。今天我們國際分社的總編輯從中學開始，他就是在美國上的學，拿了博士。

　　第二，我們要有一批有國際視野，通行，能夠嫺熟的使用國際通行語言的學者成為我們最主要的合作夥伴。像比如説我們薛瀾教授，他這個是一批在社科文獻數以萬計，都不是千計。

　　第三，要有參與和國際合作密切的合作方。所以我們和Brill（博睿）合作走過了11年曆程，是最早的一家，我們選中了老牌的，有300多年曆史的學術出版機構，我們通過跟他們合作，吸取我們的經驗和成長，進一步尋求和更大範圍的學術出版機構合作。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  攝影 鄭亮

　　中國網：作為國內的出版社，在與國際上比較知名的出版社的合作當中，如何實現更好的對接？因為這個文化差異，學者觀點的差異會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各種各樣的矛盾。怎麼能夠加強自身的提高來實現更好的對接？最應該需要注意的問題有哪些？

　　謝壽光：我覺得最主要的是：第一，需要建立起一套密切的溝通機制，要形成雙方的人員，這些學術出版機構人員的互相的來往、對接。所以像我們這些年每年都會雙方有那麼幾次互動，尤其是尋找一些最好的國際學術會議的場合。比如説我們和Brill（博睿），每年都會出席世界最大的關於東亞，特別是關於當代中國最大的話語平臺，像在北美召開的亞洲年會。我們在亞洲年會上列席，這五年來都共同舉辦新書的發佈會、發佈活動，形成一種非常密切的溝通和協作。這是一條。

　　第二，要按照前面你説到的，世界通行的，比如説西方這些發達國家通行的學術出版的規則和它的方式來適應那套規則行使。而不是你自己單獨做一套東西，那沒法接受的。比如説任何一本書的出版要經過專家的匿名評審，比如説你的語言翻譯轉換，你不僅僅是要找到懂得這個語言，更重要的是要有懂這個專業。最好是中國學者自己用英文寫出來，然後請國外的這些著名學者，就在他們這個學術出版機構專家庫裏頭能抽出專家進行匿名評審，這樣我們整個的合作才能成功和順暢。同時，中國的這些有關中國內容的學術作品就能在世界通行的傳播和被接受。

　　中國網：其實在2006年，博睿就和社科文獻出版社合作了，在這個合作過程當中您最關注的國內出版社的哪些方面？

　　Peter Coebergh：是的，與社科文獻出版社這些年的合作一直維持著長久的關係，也是非常成功的關係。博睿出版社作為來自荷蘭的出版人文社科及國際法等的中等規模出版商，最重要的是能夠在中國擁有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儘管我們已經邁入中國市場有一段時間了，但對博睿來講依然是相對較新的市場，所以重要的是有信任的合作夥伴，例如社科文獻出版社。我們這樣做的原因也是因為我們希望有一個共同努力，相互學習，分享經驗，分享技巧和知識這樣的國際合作，這自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另一件事是通過良好的國際關係和國際合作，我們可以拓寬關係網路，可以拓寬客戶關係網。社科文獻出版社可以告訴我們在國內哪些是最有分量圖書館，中國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可能對博睿的內容感興趣。同事他們也可以講我們告知及介紹給我們所出版領域的領先研究者和作者群體。而在另一方面，我認為社科文獻出版社向博睿學習也是同樣重要的，例如知悉歐洲在發生什麼。博睿是一家國際性的出版商，我們的學術出版物推廣至世界各地。我們也可以幫助社科文獻出版社將他們介紹攏入我們在世界各地的關係，同樣既包括客戶網路及作者群體。當然，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共同研發出版，所以國際上的合作對學術出版社來説是非常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鋻於中國的重要性，就像謝教授所講，中國是一個體量非常大的國家，是第二大經濟體，在研究方面，也是世界各地研究預算花費和學術産出上的領導者之一。所以對我們來説，在中國有相互信任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網：現在國內出版社越來越多的在海外設立分社，比如説社科文獻出版社在俄羅斯設立了斯威特分社。那您認為，像這種在海外設立分社的這樣一種發展方式和不設立分社，和海外的出版社直接合作出版，這兩種方式來比，哪一個更有利？

　　謝壽光：這個問題我可以很直接的回答你，在全球佈局的過程中，如果是發達國家，特別是學術的主流國家設立分社基本上無效。而對於發展中國家，包括這些無論是你的文化還是你的學術出版能力，比你不如的國家設立分社是有效的。我這個觀點是第一次在這裡正式發表，在西方發達國家他們的學術出版，他們的出版能力，而且他們佔領著主導的話語權，在這點上我們得承認自己的不足和差距。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你只能走什麼？和這些著名的學術出版公司進行合作的方式。要不然你所有的産品出來得不到承認，進不了主流的傳播渠道，更進不了大學的課堂和圖書館。

　　今天我們包括跟Brill在內合作的很多，實際上在西方的學術主流裏頭，特別是大學出版社到今天為止，合作都是不太容易的。像博睿、斯普林格、泰勒-弗朗西斯，它們是商業的學術出版機構，至少還有一套，按照商業規則來做。而大學的那些大學出版社絕大多數是非盈利機構，他們有一整套非常嚴格的評審程式。而且它對外的合作意向除了康橋和牛津大學之外，到目前為止，我這些年探討的可能，本身他們的合作意願也不強，你要跟他們合作不太容易。我們這家出版社現在正在和若干家代理出版社開始嘗試做一些探索。

　　中國網：在過去的十幾年裏，數字出版中國是起步比較晚的，但是發展非常迅猛，在這個數字出版裏邊您是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經驗？

　　謝壽光：數字出版本身由於網際網路的出現，世界所有的閱讀習慣，包括學者研究的方式都發生了變化。所以，作為原來以紙質出版為主的學術出版機構，你不適應這樣的變化肯定是不行的，我們在中國專業出版社裏頭是起步最早的之一。比如説我們的《皮書》，我們最核心的産品，早在2003年開始就建了這個，同步跟紙質出版、電子書。後來2007年正式建立了數據庫，這是同步出版的。現在基本上是這樣，紙質圖書的印刷量、拷貝量已經是到了最低的地步，但同時電子書和大型數據庫已經成長起來了。所以在中國，如果你的國際學術走出去這塊，要參與到國際化的潮流，如果你沒有電子書，沒有數據庫，不從事數字的這些出版，那肯定是短條腿的，或者是基本上沒成效的。

　　但是中國在今天遇到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國家的政府方面提供的資助對電子出版、紙質出版在國際化方面還沒有及時跟上。所以我們中國的學術傳播、國際傳播嚴重的不匹配，我們走出去了，在世界上能夠銷售的大型的學術數據庫寥寥無幾，我可以舉出來的就像同方、萬方和我的《皮書》數據庫，這是中國原創的。其他的90%在中國學者裏頭使用的都是有國外的數據庫，新愛斯威爾、Brill、斯布林格全有。他們賣紙質書已經很少了，大部分都是賣的電子書。是這麼一個情況。

荷蘭博睿（Brill）學術出版社行銷總監Peter Coebergh做客節目。  攝影 鄭亮

　　中國網：同樣的問題也要問到Peter，在荷蘭數字出版比中國要稍微早一些，您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數字出版的經驗？

　　Peter Coebergh：當然可以，在我印象中在19世紀末或者19世紀中葉就已經有數字出版了，如果你把CD-ROM出版物也包含在內的話，可以推至更早時期。但是，在這裡，我們今天正在談論的數字出版，在荷蘭嚴格意義上講，是在19世紀末的學術出版中，首次出現線上平臺。今天，在博睿，我們有時候會説我們實際上是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因為我們的作者都將手稿通過線上的方式提交給我們。整個出版工作流程，編輯審校稿件，文字編輯，稿件排版設計等都是數字化的，一直到出版物準備就緒，實際上都只有一個出版工作流程。最後，有一種按鈕一樣的選項，你可以選擇紙本列印或電子版本，它們可以同時出版，或根據客戶的要求出版。所有的線上産品都是通過我們的brillonline平臺獲取的，所以我們才覺得博睿就像網際網路公司一樣，整個流程都是數字化驅動的。同時我同意您的觀點，做電子出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線上訪問是我們用戶的一個關鍵媒介。如果您無法線上搜尋，您的內容無法在網上檢索到，那麼您對於用戶來講存在感會大打折扣。我認為已經不能把電子化稱之為一種趨勢，因為它已經遍佈各處。而且會持續下去，因為對於學術期刊來説，從紙本到電子的轉移已經完成了。取決於出版商，大多數都已經將70％到80％之間的期刊電子化。對於之本書，這一點往往會慢一些，電子化比例一般在25％到50％之間，同樣取決於出版社。但逐步，所有的書籍和其他出版物都將線上化，在未來數字化將是領先的格式。數字化會有很多影響，在我看來也有很多優點，因為電子産品可以更好地監控其産品本身，例如使用量，您可以看到相關的書籍或期刊文章被多少人閱讀。而且也可以幫助行銷人員做到，如果某些用戶對某個話題感興趣，你可以將同一主題上的其他相關出版物推薦給讀者，所以有創造了很多增強與終端客戶關係的可能性。同樣對於作者來講，出版的一切都變得更快捷。所以在數字化的環境中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界，我甚至都沒有談論大數據，分享所有數據資源會更加吸引人。電腦可以讀取數據，並且電腦的讀取速度比人類快得多，我相信在未來，這些新技術將會給科學帶來新的見解。

　　中國網：數字出版在國際化進程當中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您對於數字出版的未來是怎麼規劃的？

　　謝壽光：數字化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大趨勢，那麼它你怎麼去估價都不過分。今天無論從我們整個知識生産領域，還是知識消費領域，還是你的所有的生活領域“網際網路”“大數據”無所不在。這個事情將來會出現什麼樣的判斷還很不好説，將來至少有一條我已經開始在佈局了。比如説編輯，過去只是做文字上的修改、校正，將來肯定可以用機器人來解決，但是編輯這個職業，出版這個職業它不僅僅是不會被取代，而是在未來的大數據時代它將會選擇更加，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為什麼？因為他是一個價值發現者。

　　所以我覺得這個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數字的這套出版前景你怎麼估價都不過分。那麼任何一個傳統出版機構，剛才Peter説過，它其實是根據使用者的需要，你想要紙質的書給你列印出單獨一本，我只需要這一篇文章，我不要整本書，我就給你下載這麼一個。甚至説我這個同樣的課題，全世界有多少人去研究？出了多少東西可以繼承在一起？給你一個全方位的精準的知識服務。那麼這個時候無論是知識的生産者還是傳播者，他們都在一個平臺上，這就是我對未來的這些理解。

　　這個薛教授比我理解的更深，因為他是研究者，是知識生産者。

　　Peter Coebergh：首先，我完全同意您對數字化對出版影響的意見。出版將永遠保持其專業性。就人類自身而言，我們自己對學術出版的影響比任何一台電腦都要重要得多。我想表達的意思是，可能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我們自身的影響會更大。而在其他數據密集的科學領域，大量的數據可以被更快的進行數字化分析，這也許會因為數字化産生一些變化。在國際上，現在的一個大趨勢是，數字人文。如果我們也向其餘學科看齊，在人文社科方面進一步加強新的技術，那一定是在期刊文章或書籍的現有內容上添加文本資訊中無法實現的數字內容。例如，已定位資訊為準，GPS標記出所描述的某些城市或某些區域，並展示出這些地方在500年前是什麼樣的。而且，您可以在認知等方向思考更多的應用可能性，這是現在國際上的趨勢，也在世界各地傳播分享。再次，回到合作夥伴關係上來講，我們可以在新的大趨勢上共同努力，就像我之前所説的，資訊互通，內容分享和知識分享，會讓我們的業務數字化變得更快捷和容易。

　　中國網：您認為未來中外出版社能否在同行機制方面達成一個合作的機制？或者説在合作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什麼困難？

　　謝壽光：這個我們正在做的，你提的這個問題其實是我這兩年一直在思考。我們現在在探討一套機制，就是你能不能統一的一個標準？比如説我和Brill（博睿），我和斯普林格都是共同遵守一個學術評價的標準。

　　第二個我們再探討説能不能共用全球範圍內的專家庫，評審專家庫，而且遴選這些評審專家它基本上是按照一個標準來的。那麼你聯繫的這部分，我聯繫的這部分，我們這幾家共同來共用這個專家庫。

　　第三個，每個出版社他不可能棒打天下，他都有一些特色。像比如説Brill，它對旅遊，對應用類的學科不是它的重點，它可能對人文學科，對這些更重要。而斯普林格恰恰這方面是它的重點，像經濟學、應用經濟學裏頭的門類，我們資源可以互相的進行配置。這種情況下，我一直在追求一個目標就是，去年我在法蘭克福提到這個設想，所以我很希望能和Brill（博睿），跟我們合作的這幾家，世界上有名的這幾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出版機構來進行合作對接，形成一套共同的機制。這樣的話，一方面就可以把更多的中國研究內容讓全球來進行分享，同時也推動中國的學術進步，推動世界的學者通過我們這幾家出版機構，形成一個更加密切的溝通和交流。這就是我正在做的一些事。

　　中國網：這個問題我們也特別想聽一聽Peter的觀點，您認為未來中外出版社在同行評議方面是否能夠建立起這個合作機制？

　　Peter Coebergh：首先，我認為兩位先生都對同行評審系統做出了很有建設向的意見。我想補充的是，同行評審制度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時間，它不是由任何政府發佈的制度，是由學術界自主研發的自我選擇的一種制度。這個制度運作的相當不錯，但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必須不斷地經過努力的改進使其更符合當今的情況。兩位先生也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我想補充的是，學術界同樣在改變進補，我們隨著世界的不斷變化而已經在同行評審這一點上做出了改進。例如，在中國，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增加這些同行評審員和編輯委員會在成員上的多樣性。這也是為什麼國際合作如此重要，就像資源共用，這絕對是使同行評審員多樣化的一種方式，並讓更廣泛的研究學者在相同的標準和目標下一起開展研究工作。因此，通過改進同行評審制度，使其更加國際化，並且更加可持續的發展。就像今天已經提及過的，同行評審制度對學術出版來説至關重要，這是將學術出版區別於任何其他形式的出版的産物，所以我們應該共同努力來作改進使其適應現代化的標準。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做客節目。   攝影 鄭亮

　　中國網：作為學者，您認為像出版機構，比如説社科文獻出版社，比如説博睿出版社這樣的出版機構在學者的學術交流當中，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薛瀾：從學者的期望，第一點，希望他們能夠更快、更高效、更高品質，但又是更低成本的把這個知識傳播出去。因為今天這個社會知識傳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剛才我為什麼説希望通過期刊，因為期刊的出版週期説不定比書要短的，希望能夠更快的傳播出去。

　　第二，希望高品質。剛才提到了，實際上這個書有電子書，不用出紙質版了，但很多作者還是願意有一兩本印刷非常精美的書放在手裏，或者送給朋友，説明大家對品質還是非常在意的。

　　第三，希望成本更低。

　　中國網：剛才我們聽到了作為學者在學術心中最真實的聲音，那麼您認為中國中青年學者，因為他們作為學術界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堅力量，他們應該具備怎樣的國際視野呢？他們應該如何利用出版在學術當中發表自己的聲音？

　　薛瀾：我覺得您剛才提到的，現在中青年學者更應該去更多關注。他們首先要知道，因為現代學術研究已經變成一個全球化的一個事業，首先他需要了解國際同行們在研究什麼，我想這一點首先要去了解。

　　第二，他應該要去掌握好各種分析工具，各種理論，各種分析工具。

　　第三，他要有一種創新的精神。我覺得我們目前學到的，尤其在社會科學很多理論的東西，很多國外的學者比較系統的把它創造出來。但實際上在中國，尤其在社會科學領域，有很多自主的發展模式，包括中國這種獨特的文化傳統。所以我説怎麼樣能夠在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學者的基礎之上，怎麼樣能夠比較系統的把中國的發展經驗，中國的發展過程能夠用更加準確的理論把它寫出來，能夠傳播出去。這一點要靠年輕的學者。所以，我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渠道來支援年輕的學者去把他們最好的成果推向世界。

　　中國網：剛才薛院長提到學者發表聲音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特別想問一下謝社長，剛才您也聽到了薛院長説的，學者不管是在資金支援，或者是在發佈渠道的途徑上會遇到一些困難。咱們作為出版社是否也提供過一些支援？或者是做過一些努力？對於中青年學者。

　　謝壽光：我們其實是有一套機制的。第一個，本身我們自己設立了學術出版基金，這個學術出版基金主要是鼓勵原創。當然，年齡，不分年齡，但是請評審的過程是，如果同樣條件下假設是一個已經成名的學者和一個年輕的學者，如果這個內容品質我們評審完以後達到同樣的水準，那麼我們可能對年輕學者的收費就會降低，對整合資源能力比較強的會適當高一些。內部是有一套機制的，這是第一。

　　第二，國家有些基金，比如説國家社科基金在後期支柱項目，我們可以幫忙通過這些學者到我們這個平臺上，由我們幫忙來進行申請經費。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也有這類基金，我們可以幫他去做申請。所以從今天這個情況看，“找錢”還真不是特別難的事，最難的有兩條。

　　一方面是你的學術成果一定要有原創性，有價值，把它寫出來。

　　另一方面是你要學會找到通道。你要瞄準一流的學術出版機構，因為你得到的不只是一個傳播服務，實際上是整套的支援服務。包括他的成果，一旦你是原創作品進入我這個出版社平臺，那麼我和Brill，和跟我合作的國際上相關的這些出版機構就形成了一種對接和連通。我們會有責任的把他這個成果負責向這些出版機構再次進行推薦，而我推薦的東西對於他們來説信任度就明顯增加了，成功率就非常高。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得掌握這套便捷的資訊。

　　中國網：近期博睿學術出版社要在北京成立辦事處，您一會兒跟我們談談這件事。博睿對中國市場是不是有新的規劃？

　　Peter Coebergh：是的，事實確實如此。就像我之前説過的，博睿進入中國市場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們最初只是和進出口公司合作，然後才逐漸開始與社科文獻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機構建立關係和推進國際合作。我們幾年前已經在新加坡開設了一家分公司，以進一步拓展在亞洲的業務，作為下一步，我們現在在北京設立了行銷的辦事處，也是博睿亞洲的分支機構。我們這樣做的原因也是因為中國是無論從經濟規模還是學術發展上來講，都是至關重要的市場。我們希望能夠更好的接觸到我們的客戶，為了在中國市場有更好的表現，我們必須進一步提高我們客戶服務，在需要的時候能隨時與我們取得聯繫，這也是只能在本地市場上有固定人員才能做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在北京會設立一個相對較小的辦事處，將從2名人員開始，為我們的客戶和合作夥伴提供實時的良好服務。拓寬我們的服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好的維護我們現有的關係，更貼近中國的學術界。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裴希婷 主持：段冰 後期：劉哲 攝像：劉凱 王一辰 攝影/鄭亮 主編：鄭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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