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3日,是第四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也正逢南京大屠殺80週年。
13日上午,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的國家公祭儀式。與此同時,國內20家反映抗戰主題的紀念(博物館)和全球208個華僑華人社團13日同步舉行悼念活動。
80年前的這一天,日軍佔領中國南京。之後的6周內,這座昔日的古都淪為人間地獄,砍頭、活焚、活埋、輪姦……一系列讓人無法想像的罪行不斷發生。在日軍的蹂躪下,超過30萬同胞死於非命,數十萬人流離失所,城市人口從最初的100萬驟減至不到30萬。
如今,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理由銘記這段歷史?
銘記大屠殺 只因不該遺忘
我們今天要記住南京大屠殺,不是因為我們願意記住,而是因為我們由於道德的責任,必須記憶。
對於曾經重大民族災難的舉國公祭,是國際慣例。二戰後,主要參戰國政府也都紛紛推出國家級哀悼日,以公祭的形式來祭奠死難的國民,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大屠殺紀念館、美國的珍珠港事件紀念館、俄羅斯衛國戰爭紀念館等,每年都舉行國家公祭。
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歷史黑暗的一頁,它的野蠻行徑不亞於任何一起有記載的暴行;然而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這起慘劇才回到了國際社會的視野中,而究其原因是因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共同沉默。
發起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為美國地緣政治的産物。一方面,眾多研究戰後日本的文獻顯示,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無條件投降”並不是無條件的,作為交換條件,美國保護了日本天皇不受清算。另一方面,朝鮮戰爭後,美國為了制衡蘇聯和中國,終止了對日本政治制度的戰後改造,還扶持日本成為經濟大國……這兩方面的後果是,本該為“二戰”負責的日本天皇和右翼政黨勢力得以保留,兩者的政治合法性來源之一是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化,將自己打造成世界和平主義者、東亞文明捍衛者和太平洋戰爭受害者等形象。因此,否認南京大屠殺等一系列罪行,也就成為了日本政府理所當然的選擇。
在這裡,我並非是為日本開脫。日本在“二戰”期間在亞太地區犯下一系列反人類罪行罄竹難書,拒絕承認歷史的日本始終是一個不值得原諒的“非正常國家”,也始終是一個危險國家。
而作為受害者的中國,也曾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宣傳和研究不受重視。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受到日本篡改教科書的刺激,中國學者才開始申報科研課題時正式提出了對南京大屠殺進行研究。南京大屠殺才逐漸回到公眾的視野。而從1994年起,江蘇省和南京市每年12月13日舉行各界人士參加的悼念儀式,但直到2014年以前均停留在地方層面。
如今,國內外對於南京大屠殺的認知逐漸加深,中國政府設立國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殺檔案》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産名錄》,加拿大安大略省將每年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日”……這一系列的舉措提醒世人,這段歷史不應該被遺忘。
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南京大屠殺的在冊倖存者已不到100人,面對日本右派仍然叫囂著“大屠殺不存在”,我們中國人更不能再沉默。
歷史未必重演 但惡仍會繼續
銘記歷史並非是為了渲染仇恨,而是為了銘記歷史的教訓,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南京大屠殺是中國自1840年以來一切屈辱苦難歷史的縮影,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20世紀這個“極端年代”的一個社會橫截面。如今我們身處在一個截然不同的21世紀,除了勿忘歷史,除了自強不息,除了堅守和平的信念,我們還應當從南京大屠殺中吸取哪些教訓?
在《南京大屠殺》一書中,作者張純如列舉了三大教訓:
(1)人類文明本身非常脆弱,人類極易被貌似理性的危險觀念所煽動,容許青少年壓抑善良的天性,被塑造成高效的殺人機器。
(2)不受監督的權力,會使極端的暴行成為可能。由軍隊和皇室精英控制的威權政體,利用不受約束的權力策動整個民族去實現少數精英的病態目標。
(3)人類心靈竟能如此輕易地接受種族滅絕,使所有人成為消極的旁觀者,面對不可思議的暴行時無動於衷,只是因為“這些罪行遠在天邊,不會對我們個人構成直接威脅”。
南京大屠殺並非孤例。與南京大屠殺一樣,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清洗、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日本在新加坡和菲律賓馬尼拉對平民的大屠殺,以及在20世紀下半葉發生在柬埔寨、盧安達、巴勒斯坦、波斯尼亞的一系列不可思議的暴行,不僅充分體現了極權制度下的“平庸之惡”,更體現了人性本身的自私冷漠。因為上述這些反人類罪行發生時,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反應不過是“一邊收看新聞,一邊搓搓手而已”。
今日的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水準,和80年前的那個中國相比,均不可同日而語;而全世界對於和平發展的嚮往也愈來愈強烈……在這樣的背景下,南京大屠殺重演的可能性幾乎微乎其微,但這並不能説人性的殘暴、貪婪、冷漠、麻木也將被終結。否則,我們今天也就不會屢屢讀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新聞了。
正如在對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中,漢娜•阿倫特所引發了關於現代倫理學的思考一樣。對南京大屠殺的緬懷也應當將我們引向如何“不作惡”的思考。
南京大屠殺的教訓告訴我們,當暴行發生的時候,“不作惡”比“作惡”更難,任何人,無論是集體無意識的施暴者,還是冷漠無作為的旁觀者,也都是惡的附庸。
人可以依附惡 也可以抵禦惡
1974年,在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著名“監獄實驗”中,每一位志願者被允許對被實驗對象施行最高300伏的電擊懲罰,雖然大多數人在心理學家的指令下完成了實驗,最高電擊甚至達到450伏。但仍有少數人面對實驗對象的哀求提前退出。這少部分人的舉動恰恰説明,人類的理智是可以抵禦“作惡”的可能。
回顧南京大屠殺發生至今80年的種種,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些少數人對“惡”的抵制。我們可以看到,在80年前的恐怖歲月中,面對國際社會的沉默,那些身處南京的國際友人們是如何建立起救人無數的“南京國際安全區”,又是如何記錄下日軍的罪行,並突破層層阻力將之公之於眾。
我們也可以看到,面對日本政府一再地歪曲歷史,家永三郎、小野見次、洞富雄、本多勝一等一批有良知的日本人是如何用實際行動捍衛真相,揭穿謊言,他們有些人遭到惡毒的攻擊誹謗,有些人則成為右翼極端分子恐怖襲擊的受害者。
我們同樣應該看到,當全世界的史學家用歐洲的視角詮釋“二戰”,忽略“南京大屠殺”時,那些國內外的歷史學者們又是如何使世界承認,中國戰場同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國人在為世界和平付出的犧牲,作出的貢獻同樣不可磨滅。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有尊嚴,人的尊嚴在於獨立而自由的精神。我們今天銘記南京大屠殺,不僅僅是為了我們的過去,更為了我們的未來。
作為一場摧殘共同人性的悲劇,銘記南京大屠殺也將提醒我們堅持理性的判斷,堅守良心的底線,拒絕麻木不仁,更重要的是,如何改變世界。(本網評論員 楊雲寒)
來源: 中國網 | 作者:楊雲寒 | 責編:楊雲寒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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