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生態修復先行 提高環境治理效果——浙江湖州兩級法院利用環資審判守護大運河碧水長流

圖為庭審現場。

圖為污染現場。潘培培攝

導讀

為認真落實《大運河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專項規劃》，依法推進大運河保護，浙江省湖州市兩級法院一直致力於服務和保障運河流域環境治理。在嚴厲打擊污染環境犯罪的勢態下，仍有企業“以身試法”，將轉運的固廢堆放在大運河浙江段德清縣境內河堤旁，污染周圍土壤，對運河的生態造成破壞。嚴重污染環境的行為既觸犯刑法又損害環境公益，以往“一併審理，分別判決”的裁判方式，常使環境資源刑事案件附帶的民事案件履行效果不佳。為突破環境法治的“雙重困境”，湖州市兩級法院秉持修復性司法理念，在辦理該起案件中探索生態修復先行，將民事公益訴訟提前于刑事訴訟審結並督促被告人執行到位，並將執行情況作為刑事審判中量刑的參考依據，提高了修復性司法的環境治理效果。

傾倒固廢至碼頭運河生態遭破壞

“環保科技公司”原本是致力於環境保護、資源迴圈的代名詞，然而有些環保企業卻做著與環保相違背的事。

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間，浙江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作為環保企業，在明知自身未獲得一般固廢物處置資質、水泥磚原料加工項目未通過環評的情況下，向其他公司購買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産生的工業固廢“爐渣”，用於制磚生産。2018年6月，該公司被德清縣環保局責令停産後，將8萬餘噸爐渣堆放在公司租賃的運河沿岸碼頭內。碼頭距大運河僅30米，為大運河交通要塞，堆成小山一樣的爐渣露天堆放，沒有採取有效的防風、防雨、防滲等措施，黑色污染物隨著雨水滲入土壤，使大運河沿岸土壤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德清縣公安局接環保局移交案件線索後，隨即立案調查。經鑒定，土壤中的銅、鋅、鉛、鎳指標均超過基線20%以上，土壤環境受到嚴重損害，造成公私財産損失百萬元以上。

2020年11月，德清縣公安局以浙江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及相關責任人涉嫌觸犯污染環境罪，將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德清縣檢察院在審查刑事案件過程中同時認為，浙江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任意堆放爐渣的行為也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相關規定，應當依法承擔環境侵權責任。經浙江省環境保護科學設計研究院評估，本次污染事件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費用為225.72萬元。

2020年12月，湖州市檢察院以浙江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行為造成土壤污染為由向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先監督清除固廢後酌定刑事處罰

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審理過程中，湖州中院先行監督浙江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自行將爐渣清理完畢，後主持該公司就污染環境行為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費用與公益訴訟起訴人達成調解協議，該公司自願承擔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費用225.72萬元，並在調解協議生效當天履行了全部賠償費用。

2021年1月，德清縣檢察院對浙江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及公司負責人楊某某、楊某提起刑事公訴。湖州南太湖新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浙江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違反國家規定，非法處置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其行為已構成污染環境罪，被告人楊某某作為該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楊某作為該公司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其行為均已構成污染環境罪。

1月14日，南太湖新區法院對該案進行公開開庭並宣判，法院在量刑上綜合了前期公益訴訟的履行情況、土壤污染治污效果及當事人的承受能力，酌情從輕處罰，依法判處浙江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犯污染環境罪，並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被告人楊某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被告人楊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被告單位和被告每人平均認罪認罰。

■典型意義

污染環境犯罪刑事案件較之普通刑事案件，除了實現懲罰犯罪的目的外，還需關注後續生態修復問題。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如何平衡把握懲治犯罪和生態修復，是環資刑事案件審理中需要考量的重要問題，既要避免判決實刑後，司法令狀無法履行的問題，也要避免為了生態修復而不當減輕刑罰的情況出現。針對同時具有民事違法和刑事犯罪雙重屬性的環境資源案件，先行審理案件民事公益訴訟部分，懲罰與修復並重，不僅有助於優化公益訴訟的履行效果，也有助於建立刑事制裁、民事賠償與生態補償有機銜接的環境修復責任制度，起到降低環境治理成本、提高生態修復實效的雙重作用。

本案中，湖州市兩級法院將民事公益訴訟中賠償義務人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履行情況、生態環境修復情況等作為審理刑事案件量刑的參考依據，引導其更積極主動地採取修復措施、履行賠償義務，達到了較好的生態修復效果，實現了刑罰懲罰與生態修復效果的統一。

■規則闡釋

互補與銜接

結合本案的審判，本案的刑事案件主審法官進一步闡述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與刑事訴訟的互補關係，以及在司法實踐中如何銜接，並指出探索生態修復先行，懲罰與修復並重的可行性。

第一，二者都具有保護環境的共同目的。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行為同時具有民事違法以及刑事犯罪雙重屬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範圍進行了規定，對已經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重大風險的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提起訴訟，符合相關規定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在環境污染刑事案件中，具有違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財産損失30萬元以上等情形的應當認定為“嚴重污染環境”，需要受到刑事制裁。可見，兩個制度在受案範圍上有一定重合性，從實踐上看，很多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行為同時具有民事違法以及刑事犯罪的雙重屬性。

第二，二者在證明標準上具有互補性。由於一些重大複雜的環境污染案件在刑事訴訟環節存在污染持續時間長、證據滅失嚴重、各方供述不一、線索錯綜複雜等難題，導致部分污染者可能逍遙法外。而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則比較有利於環境保護。首先，在證明內容的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條確立了污染者的無過錯責任，第一千二百三十條明確了因果關係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其次，在證明程度的層面，基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八條之規定，只需達到高度可能性的證明程度。因此，通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與刑事訴訟的互補，可以在多個層次上保護環境，懲戒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

第三，二者在實現方式上具有銜接性。刑事訴訟以財産罰、自由罰為手段，通過懲治犯罪、威懾犯罪、預防犯罪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然而，刑罰本身並不能恢復已經受損的生態環境，也無法從根源上遏制污染動機，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卻可以在這兩方面發揮優勢。在恢復受損環境方面，公益訴訟可以要求污染者全面修復受損的生態環境，也可以要求污染者全額承擔生態環境的修復費用。不同於刑事訴訟的“懲罰”，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以“恢復”為首要方式，著重將受損的生態環境恢復到原有狀態，從而更為直接、更為具體地實現了保護環境的目的。

在實際辦案中，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與環境刑事訴訟涉及的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會一併開展。司法、執法都是一種耗費資源的活動，存在著如何有效配置資源、如何使資源配置使用獲得效用最大化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有效路徑是通過建立環境執法與司法聯動機制，整合辦案資源，實現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與環境刑事訴訟的無縫對接。對於公安機關和檢察院正在偵查的可能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單位或個人涉嫌環境違法犯罪的，如有需要，法院可以及時介入並提供司法服務，向公安機關明示應當收集何種證據、證據應當收集到何種程度等。對於環境案件所涉及的調查取證、鑒定、危險廢物處置等問題，相關聯動部門應當積極配合對環境案件實施環境行政處罰權，提高日後司法訴訟效率。

探索生態修復先行，懲罰與修復並重，在實際辦案過程中，還需根據具體情況操作。

第一，對症于污染環境類犯罪案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專門規定了九條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的條文，其中污染環境罪、非法處置進口固體廢物罪等污染環境類犯罪案件，因其具有跨域性、隱蔽性、高危性的特點，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是持續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氣污染、噪聲污染、光污染等環境污染還會使人類生活品質下降、危害生物安全。在經過環境損害評估鑒定後需要及時對受損區域進行治理和修復，因此對於污染環境的侵權行為，在對其進行刑事處罰前讓其先行承擔損害環境公益的修復和賠償責任更能達到“生態優先”的目的。而破壞資源類犯罪案件，如非法狩獵罪，破壞資源的行為對生態系統造成的影響多是不可逆的，先行修復也較難恢復原狀。

第二，主體的修復責任範圍受限。大多情況下污染環境類犯罪案件由生態環境保護部門查處，很多證據形成于環保執法階段，且污染環境罪鑒定的專業性強，需按照刑訴法規定嚴格審查標準。但在民事公益訴訟中，證據的證明標準只需達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即可。為了保證民事公益訴訟的裁判能及時得到履行，實務中會在一定程度上節約取證成本，如在超標排污的案件中，以超標排污量直接認定所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欠缺考慮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性損失。對無法查明的證據進行取捨會導致無法全面追究責任主體的賠償責任和修復義務，從而不能全面修復受損的生態環境。

■專家點評

懲罰與修復並重

浙江農林大學教授王長金

在傳統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刑事訴訟和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對事實認定的程度不一樣。前者需要確定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範圍，即是否在某個區間，據此來進行定罪量刑，而後者強調對損害結果的測算、損失金額的認定。因此，兩種訴訟對證據的證明標準是有差異的。於是，在環境刑事訴訟裁判生效後進行審理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很可能需要對生態環境損害再次進行鑒定，有可能導致環境案件審限拉長，導致生態修復不及時。而在刑事案件中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後，也有可能會降低其履行生態修復義務的積極性，或因為獲實刑而難以履行生態修復義務。

為破解以上難題，探索生態修復先行具有法律上和事實上的必要性。根據法律規定，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需要適用普通程式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一審的審理期限是6個月。探索生態修復先行，在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期間，環境刑事訴訟涉及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等程式可以同時進行，縮短了處理環境案件的時間。同時，也應注意做好二者的銜接，相關部門要加強聯動，避免出現多部門職能交叉而影響效率的情況，真正縮短受理環境案件的時長，提高生態環境修復效率。

綜上，在傳統模式處理污染環境案件時，生態修復及時性和賠償義務人履行義務積極性之間存在一定衝突。為解決這一問題，在刑附民公益訴訟中，積極探索生態修復先行，懲罰與修復並重，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