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在《紅樓夢》裏的大運河

清代畫家孫溫筆下的《紅樓夢》。

《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是中國人熟悉的“四大名著”，它們都屬於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明清小説。近日，由江蘇省明清小説研究會等單位主辦的“明清小説與中國傳統文化高端論壇”在南京舉辦。大運河文化中的明清小説，通俗文學如何影響江南文化……圍繞著多個主題，來自全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展開深入研討。

“對於很多外國人來説，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從‘四大名著’入手的。”江蘇省明清小説研究會會長、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文學院院長馮保善教授注意到這個有趣的現象，“‘四大名著’其實就是四部明清小説。它們承載了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記錄了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具體到時間和地域上，馮保善認為，明清通俗小説是在明萬曆二十年之後開始快速發展，江南是明清小説創作和出版的絕對中心，小説作家廣泛分佈于蘇州、杭州、南京、揚州等繁榮富庶的江南名城。

無論從數量還是品質方面來説，明清江南小説創作均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謂之高地，實至名歸”。在馮保善看來，明清兩代通俗小説在江南的崛起，代表了江南文化的重要轉向，從“詩性的江南”轉向“雅與俗的合唱交響”。所謂“通俗小説”，就是指其以“通于俗眾”的語言文字，敘寫世人喜歡的故事，不同程度地表現著文人對於歷史、社會、人生的思考認識及評價。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通俗小説本身就是俗與雅的交響。此外，明代中期以後，雅文學的俗化，通俗文學的趨雅，各種體裁之間交互影響；世俗生活日益精緻化，雅文學日趨市場化，這些都體現著江南文化中雅與俗的交融與統一。

中國大運河流淌古今，不僅在大地上刻下印記，還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華彩篇章。研討會上，大運河對明清小説的滋養，成為學者們討論的熱點。江蘇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徐永斌研究員深入分析了江南運河區域“文士治生”（治生，指文人通過授徒、遊幕、行醫等手段謀生）現象對通俗文學的影響。在他看來，在明清小説的發展史上，大運河起到了顯而易見的推動作用，舉個簡單的例子，大運河擔負著漕運功能，大批底層民眾為漕運服務，有的成為水手，有的成為縴夫，適應這些運河船夫的通俗文學也應運而生。

徐永斌介紹，明清兩代，居住運河兩岸或往來于運河之上的江南文士、流寓江南的外地文人創作了以《紅樓夢》《儒林外史》《西遊記》“三言”等為代表的大批經典明清小説。這些作品又將大運河寫入其中，淩濛初“二拍”的短篇小説中，涉及京杭大運河的就多達14篇，“可以説，是江南或運河孕育了這些文學藝術巨擘和傳世作品。”他認為，研究和探討大運河區域的明清小説，對於推進當下的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有著積極作用。

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天津師範大學趙建忠教授對《紅樓夢》中的南北風俗進行了深入分析。“《紅樓夢》亦南亦北，包含著很多明清時期中國南方和北方的地域風俗、豐富物産和民俗用語。”比如，書中寫到的櫳翠庵梅花“二尺來高，傍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五六尺長”，這是典型的南方梅花；烏進孝進獻賈府的物品中，有大鹿、獐子、狍子、熊掌、鱘鰉魚、銀霜炭等，多為典型的北方物産。鱘鰉魚是黑龍江地區的特産，銀霜炭則産自北京西山；《葬花吟》中的“今日葬花人笑癡”的“癡”是明清時代的南方方言，北方一般稱為“傻”；而書中的罵人話“小蹄子”則源自北方話，稱呼奴僕為“鮑二家的”“賴大家的”“周瑞家的”中的“家的”，其實是滿語“booi”的意譯……

“《紅樓夢》中，將這些南北風情交融在一起的紐帶，正是大運河。”趙建忠説，曹雪芹家族對大運河極其熟悉，不管是其先祖從北方來到南京，還是曹家被抄家後返回北京，抑或曹雪芹入兩江總督尹繼善幕重回南京，走的都是大運河水路。曹家在運河邊的北京張家灣開有當鋪，江寧織造府為皇家採辦的絲綢織物，也通過大運河運送北上。很顯然，曹雪芹熟諳大運河以及運河兩端的南北風情，這些都被他寫入書中。運河也成為《紅樓夢》故事展開的舞臺，林黛玉離開揚州，坐船進京，走的正是大運河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