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大運河與通州“抗疫”

清末民初通州燃燈塔舊影

通州位於京杭大運河北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在歷史上有關瘟疫的記載也佔有一定的篇幅。比如《通州志》記：“萬曆十年（1582）春，通州大疫，比屋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連至親都不敢去探望，由此可見這次瘟疫的“慘烈”。

翻閱史書可以發現，大凡通州地方誌書所記載的瘟疫，北京志書中也有相關記錄，而北京志書中記載的內容，也往往會提到通州。比如《通州志》記載了一次瘟疫，“崇禎十六年（1643）七月大疫，名曰疙瘩病，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

這次名為“疙瘩病”的瘟疫，是明末史料中常見的瘟疫，而且危害非常大。根據研究，“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淋巴結腫大的稱呼，患者的身體肢節間會突生一個“小瘰”，接著“飲食不進，目眩作熱”，只要一人被感染，全家都會被傳染。

在史料中，崇禎十三年、崇禎十四年都有疙瘩病的記載。每次出現這種烈性傳染病時，“人死十之八九”。當時李自成的起義軍裏也出現了“疙瘩病”，時人記載：“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

因為傳染性強，崇禎十六年通州所記的“疙瘩病”，不可避免地也出現在昌平、河間等地方誌書。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記載了一次瘟疫，“自春至夏，通州無雨，瘟疫大行”（康熙版《通州志》），而同樣是康熙十九年，《清史稿》記載了蘇州的一次瘟疫：“正月，蘇州大疫。”一個是北方的通州，一個是南方的蘇州，雖然相隔千里，卻在同一年發生了瘟疫。這次相隔千里的疫情或許存在某種關聯：大運河。

為何這麼説？翻開中國歷史不難發現，在關於瘟疫的記錄中，瘟疫發生最多的地方，並不是人們想當然以為的自然條件惡劣的邊鄙煙瘴之地，反而是人口流動最多的繁華地界。

元、明以來有瘟疫歷史記錄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發生瘟疫最多的城市，多是在京杭大運河沿線城市，這些地方人員流動密集，人口規模巨大。

通州是京杭大運河的北端碼頭，各地供給京城的物資以及隨行人員、商賈等，幾乎都要在通州轉机，因此，如果一地發生瘟疫，傳到通州的可能性極大。比如康熙十九年的那場瘟疫，從時間上來看，蘇州是正月發生瘟疫，通州在春夏之交便發生了瘟疫，雖然並沒詳細的史料説明通州的瘟疫來自蘇州，但這兩處疫情的地點和時間，的確因為大運河有了某種關聯。

再有《民國通州志要》記載，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通州霍亂流行”，當時的《大公報》記這次霍亂“始發于塘沽”，可見這場瘟疫是由天津傳到通州的，雖然此時大運河的漕運已經幾乎廢棄，但因通州與天津的距離非常近，且通州仍是轉机之地，也因而被傳染。

那麼中國古代是怎樣防控瘟疫傳播的呢？古代稱瘟疫防控為“降疫”，所採取的手段居然和今天相差無幾：那就是隔離。針對疫情傳染的特性，阻斷反應幾乎是下意識的。《漢書·平帝紀》記載，漢朝對待瘟疫採取防控措施，便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也就是專門騰出空房來隔離，在相對空曠處臨時設置“癘人坊”，這是中國針對瘟疫採取“隔離”措施的最早記載，後世歷代沿襲。

採取隔離措施之後，就是對病患的救治和環境整治。比如《析津志》記載：金朝海陵王築金中都，因時逢夏季暑熱，人多勞苦生活條件又很差，最終導致瘟疫暴發。當時的海陵王是怎麼處置的呢？《金史·張浩傳》記：“詔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也就是説，發生瘟疫時徵調各地“醫戶”支援疫區，而且還根據救治效果給予賞賜。

古代的醫學沒有現代發達，但古人也直觀感知到了環境整治對“降疫”的作用，那時人們認為引發瘟疫的主要是“瘴氣”，而瘴氣的根源則在水源，以古代北京地區為例，每遇瘟疫流行，便對“井窩子”（賣水的水鋪）特別管制，對吃用水井加封井蓋，為防止老鼠及其“病瘤”（即病毒或病菌）落入，同時還要清理城中溝渠，及時排泄城中滯留的臟水。這些辦法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病毒或病菌的傳播。

作為京畿重地且人流密集的通州又是怎樣面對瘟疫的呢？在瘟疫的預防監測上也比其他地方更多程式，清朝刊行的《海錄》中規定，海外船隻進入中國港口要接受檢驗檢疫，“凡有海艘回國，及各國船到本國，必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這還是海外船隻進入港口，再通過運河登岸通州，檢驗檢疫也會更加嚴格。

通州作為京杭大運河漕運北端碼頭，歷史上在對抗瘟疫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如今，通州迎來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新時代，通州地區的人口流動更多，城市規模也會越來越大，這將為通州帶來空前的發展機遇，但同時也帶來了某些風險，通州，準備好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