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關注】

作者：汪習根（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院長、聯合國發展權高級諮詢專家）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更是中國和非洲國家共同關注的核心議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非洲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中非具有共同的歷史境遇和緊迫的發展訴求，中非攜手探尋發展權利的實現之道，具有重大的全球意義和深遠的現實意義。

在實現道路上，堅持走自主發展的人權道路和“基於發展的人權路徑”。在全面維護各國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基礎上，促進中非人權文明互鑒共進。中非弘揚正確人權觀，堅持人權普遍性與自身實際相結合，尊重人權文明多樣性，尊重各國基於自身現實國情與歷史文化傳統選擇各自的人權發展道路，反對任何外部勢力藉口人權干涉本國內政、危害發展權利。例如，中國在2024年推出文明互鑒夥伴行動，共同打造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平臺，設立中非發展知識網路和25個中非研究中心，邀請1000名非洲政黨人士來華，深化雙方治黨治國經驗交流。創設南南人權論壇、全球人權治理高端論壇、中非人權研討會等平臺，為中非人權文明交流提供廣闊空間。

就具體路徑而言，應當實現從“基於人權的發展路徑”向“基於發展的人權路徑”的根本轉型，探尋發展對所有人享有所有人權的貢獻及其作用機理與作用方式。發展本身就是一項人權，發展是中國和非洲人民的天然權利。在中國和非洲國家，發展是推進現代化進程的基礎，發展是解決一切人權問題的關鍵，是實現充分享有人權的必由之路。應當堅持以合作促發展、以發展促人權，在發展中攜手夯實中非命運共同體根基，以高品質發展增進人民高品質發展權利，全面推進中非人權事業發展進步。

在構成要素上，堅持人民主體、全面發展和聚焦重點的有機統一。發展權是一個由人權基本要素構成的完整體系。從主體上看，在發展權實現道路上，不讓一個國家掉隊，不讓一個民族掉隊，不讓一個人掉隊。為此，應當實現從單一的個人自由主義人權價值觀向個人主體和集體主體有機協調的根本轉變，最大限度地實現各國在人權事業上的協同增效，充分釋放整體大於個體之和的集合效能。從客體上看，發展權涵蓋了發展的全部領域，要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和改造人類自身的過程中實現。就中非而言，應當重點聚焦于共同面臨的發展難題與發展挑戰。諸如貧困、疾病、自然災害、動蕩、衝突甚至戰爭等，無疑嚴重侵蝕著發展權的客體，嚴重危害發展權利的平等共用。從內容上看，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在第1條開宗明義地宣稱：“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於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各國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並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可見，發展權利不僅僅是經濟上的發展權利，還應在此基礎上全面實現主體在政治上的平等發展權、社會上的幸福生活權和精神上的文化自主權。在氣候危機的新形勢下，還應當拓展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的權利外延，引入可持續發展權利的理念，從而確保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協調發展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權利。

在發展戰略上，通過互融互通增進中非共商共建共用發展權利。中非在發展權領域以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為依據、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紐帶，以中非各自發展戰略的共生性互補性為基礎，通過全方位戰略對接來增進人民共用發展權利。非洲古老的人權哲學思想“烏班圖”，強調“樂於分享”和“仁愛”的價值理念，為人人平等共用發展權提供了具有濃厚本土性的注解。中國弘揚“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兼相愛、交相利”“仁者愛人”等優秀傳統人權文化。這些都為發展權領域的戰略互信與戰略合作奠定了深厚思想基礎。1981年通過的《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成為第一個正式確認發展權的區域性人權法律文書。2015年非盟通過《2063年議程》，旨在建設一個地區一體化、共同繁榮發展的新非洲。中國在新時代向全世界響亮地發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讓不同文明之花競相綻放，讓中國發展進步夯實全球安全根基，讓廣大發展中國家分享中國改革發展的紅利，為中非合作共謀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2024年9月，中非合作論壇發佈《關於共築新時代全天候中非命運共同體的北京宣言》，重申雙方支援非洲落實《2063年議程》第二個十年計劃，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非盟議程對接，在政治互信、經濟協同、安全合作、文明交流諸領域全方位規劃了中非戰略合作共贏的未來圖景，為中非發展權實現注入全新的活力。

在實施機制上，在規範構建中強化發展權利的系統性保障。積極落實以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為基礎的發展權利國際法精神，進一步採取共同行動，有效推進將發展權融入聯合國各項議程、機制與行動計劃，實現發展權主流化，全面推動各國和國際社會通過法律規範、政策規範和倫理規範及其具體實踐機制有效保障中非發展權利。對此，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第10條規定：“應採取步驟以確保充分行使和逐步增進發展權利，包括擬訂、通過和實施國家一級和國際一級的政策、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具體而言，在政策規範上，積極利用聯合國系統為發展權的主流化提供政策工具和公共産品，積極利用中非形式多元的合作機制産出高品質政策文本，積極利用區域合作平臺與各自優勢在雙贏之外謀求多贏，從而惠及中非雙方的共同發展。在倫理規範上，確認和堅守發展權是一項首要的基本人權這一價值理念，為創構中非自主的人權知識體系供給理論資源。在國際社會，中國與非洲一道成為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制定和實施的積極參與者和持續推動者。展望未來，應當進一步共同採取行動，積極推動發展權利國際公約的及時出臺、主動謀劃發展權利議題、開創發展權利實踐新局面。

在外部條件上，中非攜手營造包容、公正、和平、合作、開放、民主的發展權國際環境。首先，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發展權利宣言》第2條強調：“應增進和保護一個適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以利發展。”而只有徹底打破中心—邊緣、主導—依附型陳舊秩序思維，彰顯文明平等和發展至上理念，才能在推進秩序重構的進程中為發展權提供牢固支撐。為此，應當始終恪守宣言第3條“實現發展權利需要充分尊重有關各國依照《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與合作的國際法原則”之規定，為落實發展權構建文明安全、友好和諧、共生互惠的理性世界秩序。

其次，消除發展權利實現的外部障礙。宣言第3條規定：“各國有義務在確保發展和消除發展的障礙方面相互合作。”除了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發展障礙之外，宣言第5條重點列舉了“種族隔離、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殖民主義、外國統治和佔領、侵略、外國干涉和對國家主權、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威脅、戰爭的威脅及拒絕承認民族自決的基本權利”等一系列最為嚴重的發展權障礙。在人類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尤其應當充分認識並通力合作以消弭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對發展權的巨大危害。

最後，開創中非發展權利領域合作的新範式。通過從教育賦能向技術賦能尤其是數字技術等新興高科技賦能的深度演進，實現從“輸血式”發展援助到“造血式”發展援助的質的飛躍。通過從被動參與向自主創設議題尤其是謀求話語主導的根本轉變，實現從消極適應型合作到積極主導型合作的質的飛躍。中非不斷拓展發展合作渠道、充實發展合作內涵、升級發展援助模式、增強發展援助效能，為在國家與區域層面深化發展權合作樹立新的里程碑。

《光明日報》（2025年08月2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