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文傑（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文明比較研究中心副主任）

習近平主席在致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賀信中指出，中國和希臘作為東西方古代文明的代表，在人類文明發展中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形成了持續滋養和啟迪後世的寶貴文化遺産。中國重視文明的傳承發展，願意以開放心態從不同文明中汲取智慧，並通過國際人文交流和全球文明對話應對共同挑戰，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此外，習近平主席還對古典學研究者寄予厚望，期望專家學者肩負起古典學研究的使命，為推動文明傳承和交流互鑒貢獻智慧和力量。

中國和希臘的奠基性貢獻

中國和希臘文明在世界文明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古代希臘被譽為“西方文明的搖籃”，其哲學、政治制度、科學藝術等方面的成就構成了西方文化的基石。與此同時，古代中國文明則以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為核心，構建了東方文化的精神內核。兩種文明在不同的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下獨立發展，卻不約而同地在思想、文化和科技上達到了極高的成就。

中國古代文明在道德倫理、政治思想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的貢獻尤為顯著。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強調道德生活、孝道以及尊重社會角色和關係，以此作為和諧社會的基礎。孔子推崇禮、仁、義等倫理價值和社會規範，它們在後世成為中國社會價值觀和道德哲學的核心。這種對社會和諧與集體責任的關注不僅影響了中國社會，也影響了採納儒家價值觀的東亞文化。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提倡“無為而治”“道法自然”，強調與自然和諧相處，過一種簡樸的生活，保留更多個人自主的生活空間，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産生了深遠影響。儒家和道家這兩種思想體系提供了互補的道德原則，兩千多年來一直指導著中國的文化、政治和個人行為。中國在很早的時候就發展出了複雜的政治治理模式和官制體系，能夠有效管理龐大的人口和領土。早期的精英治理原則後來在科舉制度中得以制度化，發展出了基於才能的治理模式，有助於讓受過經學教育和道德培養的知識階層參與政治治理。此外，孔子倡導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個人可以通過學習來培養美德和智慧，這使得教育在中國文化中佔據核心地位，並創造了一個高度重視文教和學問的社會。

古希臘文明在哲學思想、科學探究、文學藝術、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奠基性貢獻同樣意義深遠。古希臘哲人們發展出了比較發達的理性思維方式，並且開始了對自然領域的實證研究。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等希臘思想家通過強調理性和知識探究為西方哲學奠定了基礎。他們質疑傳統敘事，尋求以理性而非神話為基礎來解釋自然現象和人類生活。這種對理性思維的關注引入了一種基於經驗證據和邏輯論證的世界觀，構成了西方思想傳統的基礎。畢達哥拉斯在數學方面、希波克拉底在醫學方面乃至後來的阿基米德在物理學方面都奠定了各自領域的基礎原則。希臘科學家發展出了研究自然的系統方法，為後世的科學進步奠定了基礎。古希臘人在文學和藝術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創造了史詩、悲劇和喜劇等體裁。古希臘史詩和悲劇作品探討了英雄主義、命運和人類情感等複雜主題。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産提供了關於人類處境的諸多洞見，建立了至今仍有意義的文學典範和標準。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等歷史學家開創了歷史寫作的先河，他們努力根據目擊者的敘述和批判性分析來記錄事件。這種基於證據的研究方法開創了理解歷史的新方式，即把歷史作為探究人類行為和社會發展的領域，從而影響了歷史研究。此外，雅典城邦開創了較早形式的民主政體，盡可能讓公民在政治決策中發揮作用。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等哲學家還以理論的方式研究了正義的本性、國家治理方式乃至理想國家等問題。這些早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對後世西方的政治理論和實踐産生了持續的影響。

中國和希臘文明的交相輝映反映了人類共同追求知識、探索真理的精神。儘管兩大文明誕生於不同的地理環境，受不同的歷史條件影響，但它們在某些方面具有高度的共通性：對知識的追求、對社會秩序的關注以及對自然規律的探索。兩大文明在各自領域的開創性工作為後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學術和制度方面的遺産，成為全球文明體系的基石。

對文明傳承發展的重視與開放態度

習近平主席在賀信中指出，中國不僅積極致力於推動文明傳承發展，還注重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這一理念與“和而不同”的傳統文化觀念一脈相承。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包容的文明體。例如，在漢唐時期，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廣泛交流，絲綢之路是這種開放精神的象徵。通過開放的對外政策，中國吸收了大量外來文化元素，如佛教的傳入和漢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代中國在對外文化交流中同樣秉持著開放的態度，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文化交流活動和學術合作等方式加強與世界各國的聯繫。中國相信，只有在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文明之間才能真正實現互鑒和合作。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也正是基於這一理念，通過倡導不同文明的對話，促進各國在共同問題上的協作。

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社會不平等、新技術帶來的倫理風險、地緣政治衝突等問題，現代社會需要從古代智慧中汲取力量。道家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人應順應自然規律，不應過度開發或破壞自然。而亞裏士多德、斯多葛學派提倡節制和適度，主張人類行為要符合自然之道。這些思想提醒我們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應當保持與自然的和諧關係，重視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禮記·禮運》中的“大同”思想描繪了一個平等、和諧的理想社會，這種觀念提倡包容與共生，為現代社會多元文化和族群間的和平共處提供了啟示。在古希臘特別是雅典，公民的義務和公共參與被視為重要價值，這種民主責任觀念提醒我們，現代社會在應對不平等時，要重視協商民主，推動資源更加公平分配。中國古代強調“和而不同”，認為事物應和諧發展、相互促進，而亞裏士多德倫理學強調“中庸”之道，即在極端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面對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這些思想提醒我們要在進步與倫理之間找到平衡，確保技術的使用不違背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習近平主席強調要重視文明的傳承和發展，正是期望我們能夠在歷史中發現應對現代問題的有益思想資源。

古典學研究者的使命

習近平主席在賀信中對古典學研究者寄予厚望，鼓勵學者通過深入的學術研究，為文明傳承與交流互鑒作出更大貢獻。中西古典學的研究者儘管在研究領域上有所不同，但都肩負著加深對古代智慧的理解、促進全球文明交流以及推動人類共同發展的重要使命。中國古典學是對中國古代經典文獻、思想體系、藝術成就、語言文字及歷史文化的系統研究，其研究對象涵蓋從先秦至明清的經典典籍、文學作品、哲學思想、社會制度和藝術形式，並且主要關注這些傳統文化在當時及對後世的影響。西方古典學也是一個包含多學科的研究領域，尤其專注于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的語言、文學、哲學、歷史、藝術、法律和社會結構，等等。通過對西元前8世紀至西元5世紀的希臘羅馬典籍、物質遺存、藝術作品等的系統分析，西方古典學致力於揭示這些文明的思想體系、社會價值和文化成就。

古典學研究者可以從多個方面開展工作，以促進對古典文明的深入理解和當代應用。第一，重視古代文獻的翻譯與註釋。翻譯是文明互鑒的重要橋梁。古典學研究者可以進一步深化對中西經典文獻的翻譯工作，讓更多的經典著作被更廣泛的群體理解和接受。在翻譯過程中，研究者應注重對文化背景和細微差異的準確詮釋，以確保古代智慧能夠被現代讀者深刻理解。例如，《論語》和柏拉圖的《理想國》等經典著作的精確翻譯和權威註釋，有助於讀者理解兩大古老文明的思想精髓。第二，開展跨文化比較研究。古典學研究者可以通過對比研究中國和西方的經典思想、哲學概念和文化現象，揭示不同文明的共性與差異。例如，儒家倫理和古希臘的倫理學在個人修養和社會秩序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而道家和斯多葛學派的思想在自然觀上也存在類似的反思。通過這樣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可以挖掘古典思想中的共通價值，為解決當代社會問題提供新的視角。第三，促進跨學科研究。古典學研究者可以開展哲學、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多學科合作，從不同視角探究古典文明的多樣性與豐富性。跨學科研究可以更全面地呈現古典文明的方方面面，深化對不同文明的理解。第四，建立國際交流平臺。包括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和中希文明互鑒中心在內的學術交流平臺的設立可以促進古典學研究人才的培養，為未來的研究奠定基礎。學者們借助這些交流平臺，可以舉辦研討會、召開學術會議、出版合作論文集等，以擴大研究的國際影響力。第五，推動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的對話。古典學研究者可以探索古典智慧在現代世界中的應用，如探討如何把儒家的“仁愛”理念、古希臘哲學中的“正義”觀念乃至其他哲學和倫理思想融入當代公共政策、教育和道德建設之中。除了學術研究之外，古典學研究者也有責任向公眾傳播古典文化，舉辦講座、展覽、工作坊等文化活動，將古典學知識的精華帶入大眾生活。通過上述工作，古典學研究者可以讓古代智慧為當代社會提供精神營養，並搭建起連接不同文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橋梁。

習近平主席致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賀信，為我們深入理解古典文明的價值以及不同文明間的相互影響提供了啟示。古典學不僅是回溯過去的一種方式，也為現代社會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特別是在全球化進程加快、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背景下，古典學為東西方文明互鑒、促進人類共同發展提供了歷史經驗和精神指引。通過推動古典學研究和傳播，我們能夠更好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全球的共同繁榮與長久和平。中國和希臘兩大古老文明在歷史中交相輝映，如今再次攜手為全球文明對話搭建橋梁，必將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繁榮注入新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