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德講起話來,不緊不慢,時不時露出帶著酒窩的微笑。不少患者説:“周大夫溫和而堅定的話語,勝似一劑良藥!”作為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腎臟內科主任醫師,這位身材高大、穩重謙和的中年醫生的名字已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媒體上。屢被報道,不僅僅因為他是一名優秀的醫生,還因為他出色的“援疆”表現,以及他為救助重症貧困大學生的不懈努力。近日,在由中央文明辦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辦的全國道德模範與身邊好人“中國好醫生,中國好護士”評選中,周福德被推舉為2018年3月月度人物。

 

“有這樣的家庭很幸運”

 

2008年9月11日,受中組部和衛生部的委託,周福德作為援疆幹部赴新疆,擔任生産建設兵團醫院副院長,主管醫療業務。

 

在新疆生産建設兵團醫院,周福德開展了一系列學科建設工作:建立規範血液透析室;定期舉行全院的臨床病歷討論會,擴大醫生的知識面,加強各科交流;參與危重症搶救會診等。作為兵團醫院醫療副院長,他帶領醫護人員定期進行全疆範圍的巡診,跨越8000多公里路程。

 

周福德所在的受援單位——兵團醫院是兵團在烏魯木齊市唯一的一家三級甲等醫院,不僅肩負著促進當地發展的任務,並且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2009年7月,“7·5”事件突發。當晚,周福德和其他醫院領導趕到第一現場指揮組織救護工作,幾乎徹夜沒有休息。7月7日,距離事發地點僅1.5公里的兵團醫院面臨著受暴亂分子攻擊的危險,他們一起自發組成“護院隊”,保衛醫院。

 

“從窗戶向外望去,就能看到往來的車輛,進進出出的是警車和救護車。”事件發生後,新疆與外界幾乎失去通訊聯繫。周福德堅守崗位,沉著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務。

 

援疆期間,周福德還遇到過多次“前所未見的困難”。一次,妻子工作時忽然發生大出血,獨自一人到婦産科看急診,直到他從新疆打電話時才知道她病情嚴重。周福德在妻子手術前一天返回北京,手術後第三天又重返新疆,赴南疆巡診。岳母病危期間,周福德在新疆正處於“7·5”事件之後的敏感時期,他抽不開身也未能趕回家。説起這些,周福德話語裏充滿對家人的愧疚感。他有一個理解、支援他的妻子,有深明大義的岳父母,他説:“自己很幸運,有這樣的家庭。”

 

“各個環節我都是有準備的”

 

援疆期間,周福德千里營救病人的故事被廣為讚揚。

 

2009年10月31日,正值週末休息的周福德接到一個求救電話:哈密一位35歲産婦梁彩霞産後出現無尿、昏迷、貧血及血小板銳減等症狀,生命垂危。從烏魯木齊到哈密農十三師紅星醫院,周福德一週內兩次往返。經過相關專家的聯合與會診,周福德確定該産婦患的是“妊娠相關性溶血性尿毒症綜合徵”——一種死亡率高達90%的罕見病。

 

周福德及時更改治療方案,進行血漿置換。受制于當地的治療條件,沒有相應設備,周福德毅然決定採取“土辦法”置換血漿。“人工加機器”,每次置換兩個小時,每天一次,共成功置換了3次,終於使患者病情得到緩解。

 

然而,剛剛松一口氣的周福德又要面臨更大的挑戰。為了增加挽救病人的幾率,需要將病人及時轉運到兵團醫院接受治療。火車、飛機等轉運方案均被家屬拒絕,只能使用救護車。但600公里轉運路途遙遠,途中又經過戈壁以及30公里10級風區,其風險之大、責任之重,不是一般人能夠承擔的。經過慎重考慮,周福德決定親自隨救護車轉運病人!

 

“我們配備了專業的急救醫生、護士,各個環節我都是有準備的。”周福德回憶説,“到達烏魯木齊市時,不料又遭遇大雪,最後由交警開道才順利達到醫院。”11月10日,歷時8小時,途徑600公里,周福德一行終於將病人安全送至兵團醫院,抓住了拯救病人的最後機會,並順利為她實施了系統的治療方案。

 

如今,梁彩霞已重返崗位,她的丈夫感動地説:“北京專家不辭辛苦,不遺餘力救治我妻子,我會永遠記在心裏。”

 

2010年2月,周福德榮立“新疆生産建設兵團二等功”並被授予“優秀援疆幹部榮譽稱號”。這個“二等功”是首次,也是至今授予援疆醫生的最高榮譽。

 

“我們追求的就是這種自豪感、成就感”

 

周福德在平日工作裏也曾多次“創造奇跡”,“將不可能變為可能”。一次,醫院內科來了一位厭食症患者,1米7的個子,體重竟只有25公斤。在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沒救時,周福德決定將這位患者收到腎內科進行治療。經過全面細緻的診斷和精心治療,奇跡發生了:3個月後,病人康復了,出院時體重已達到50公斤。

 

2011年9月初,患急性腎衰竭重症的尚月梅住進北大醫院腎內科,“命懸一線”。當時醫院雖確定血漿置換和血液透析治療方案,但認為其腎功能恢復的希望不超過7%。在此後的5個多月時間裏,尚月梅共經歷了13次血漿置換和72次血液透析。而今,尚月梅腎功能部分已恢復,可以脫離透析治療,代之以藥物治療。

 

按照院方慣例,以往相同病症血漿置換做到10次後不見好轉會被視作腎功能沒有恢復的可能。周福德説:“醫院在尚月梅的治療上做了超越規範的嘗試,只要有一線希望就不放棄。尚月梅個人求生意志強,再加上社會愛心力量的資助,是這些共同的‘不放棄’促成了腎功能恢復的奇跡。”

 

血漿置換和透析的費用極其昂貴,尚月梅來自山西一個大山溝裏,世代為農,家中十分貧困。正在患者全家一籌莫展的時候,周福德帶頭捐款1萬元人民幣,併發動媒體報道以幫助募集醫療費。很快,9月25日,新華網獨家報道的《90後女大學生身患能治重症卻命懸一線》新聞發表後,立刻引起媒體和網友廣泛關注。無數好心人對尚月梅進行了無私的捐助,很多人專程趕到醫院病房看望鼓勵尚月梅,捐款總額十萬餘元。

 

這一行動使患者一家十分感動,説:大夫們不但治病救人,更是積極地利用個人、社會的力量幫我們解決治療費用,這份恩德無以回報。

 

“醫生工作辛苦、勞累,但我想我們追求的就是這種自豪感、成就感,創造可能。”周福德常和年輕的大夫們説,“做醫生不是為了錢,要掙大錢不應該來做醫生。做醫生為了救死扶傷是第一層次,我覺得還應該再上一個層次,是為了積德。”

 

“醫生做的是小事,但對患者是大事”

 

周福德目前主管兩個病房,每個月內收治約170個病人。工作量大、責任重,但他依然保持每週6次親自查房的規律。星期一,主任醫師病房;星期二,出一天門診不查房;星期三,主任醫師第二次查房;星期四,參與全科大查房;星期五,在治療的“薄弱環節”,再次晚查房;星期六,主治醫師查房;星期天,主任醫師查房。“這樣就可以保證我的病房每天都有高年資專業醫生查房。”

 

在工作中,周福德和患者相處的一些細節,讓患者覺得“這個醫生不一樣”:每天去病房鼓勵患者,打電話詢問患者的治療情況。周福德説:“打電話給患者,花不了幾個錢,每天做一點,工作量並不大。患者不能時刻在醫生視線內,醫生卻要時刻掌握患者的情況,出現問題才能及時處理。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務,醫生做的可能是小事,但對患者來説就是大事。”

 

能夠做到隨時在大腦中存儲“患者數據庫”,周福德説,這得感謝以前受過的良好訓練。“當住院醫的時候,醫院要求我們把患者的姓名、年齡、血型、病情、服藥情況和化驗結果一字不差地背下來,時間長了就有了過目不忘的本事。”

 

“我平時都不離開北京,隨時能到達醫院。”周福德拿起桌上的手機説,“手機每天24小時開機,絕對保持聯繫。我常説,醫生的手機,就像士兵的槍,不離身,隨叫隨到。”

 

“堅持走下去,結果不會讓我們遺憾”

 

周福德是處理醫患關係的高手。作為科室的醫療主任助理,處理工作中的各種小摩擦,甚至醫療糾紛,周福德都頗有心得。

 

他把醫患關係總結成“四個離不開”,即“醫生離不開患者”、“患者離不開醫生”、“醫生之間相互離不開”、“患者之間也相互離不開”。

 

“在腎內科,我們推行首問負責制,如果年輕醫師工作中出現問題,就直接來辦公室找我。”周福德尤其重視醫療服務,他説,“我提倡的是‘三聲’服務:來有迎聲,問有答聲,走有送聲。推崇理解,病人可以生氣,家屬可以生氣,但醫生不要生氣。”

 

他多次為病人減免醫療費用,還推行過“欠款出院制”。欠款數目最多的一位病人出院時欠醫院10萬元,後來按照“還款協議”全額歸還。

 

2004年,腎內科收治了一個情況特殊的患者。一個27歲的産婦,産後發生了溶血性尿毒症綜合徵,持續無尿,反覆出現心衰。經過血漿置換治療,患者腎功能好轉,但血漿置換一停就病情危重。一次血漿置換的花費大約6000元,患者花費巨大,家屬對治療信心不足,繼續治療下去可能出現醫療欠費。周福德和同事們認為,此時不該考慮欠費問題,在20多次血漿置換後,患者轉危為安。出院後,患者不僅結清了24萬元的醫療費用,還給病房送來一塊寫著“華佗再世”的匾額。

 

周福德説:“醫生的創新體現在日常工作中,有時能給患者帶來新的希望。醫生不要受條條框框的限制,當患者有生命危險時,醫生考慮的問題不該是錢,不能因為患者欠費就停止治療。”

 

一個人的力量有多大,周福德闡述自己理解:“你去做了,自然就有人跟著做。治療中,投入越來越多,病人、家屬擔心,這樣治下去有沒有希望啊。我的答覆是,走下去,只要堅持走下去,最後結果不會讓我們感到遺憾。”這樣的堅持,對於周福德來説,是再平常不過的了,但對於每一個患者而言,就是一個生機——一個等待奇跡出現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