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德的平常人——唐愛國評傳(組圖)

　　2017年的清明節，我在“老同學”的微信群裏讀到了這則微信，它打破了我“不轉發別人微信”的習慣，因為覺得此刻的轉發會使更多“吃開口飯”的同仁得到一些啟迪、啟發。這則微信內容如下：

　　“一個黑人計程車司機載了一對白人母子，孩子問媽媽：‘為什麼司機伯伯的皮膚和我們不一樣？’

　　母親微笑著回答説：‘上帝為了讓世界繽紛，創造了不同顏色的人。’

　　到了目的地，黑人司機堅決不收錢。

　　他説：‘小時候，我也曾問過母親同樣的問題，但是母親説我們是黑人，註定低人一等。如果她換成你的回答，今天我可能是另外的一個我……’

　　我們説的話都在撒著不同的種子，善良的語言可以改變或成就人的一生。

　　這，就是——‘口德’。”

　　平心而論，打動我心的是故事之“核”，本人並不認同它最終的定語“口德”，因為始終覺得，“口”僅是為“思”代言的載體。自以為我這種觀點是靠得住、有依據的——中國人習慣將所有重道德的人統稱為“講道德”。

　　基於這樣的審美觀，我對相聲演員唐愛國作出如此評價：一個講道德的平常人。

　　唐愛國，男，籍貫湖南衡陽，1957年3月28日生於濟南，解放軍藝術學院戲劇系文學創作專業(函授)本科畢業，一級演員，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北部戰區文工團藝術指導，文職三級，解放軍藝術系列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師承相聲名家姜昆，係中國曲藝家協會理事、山東省文聯副主席，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唐愛國 資料圖

　　唐愛國多次應邀參加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春節文藝晚會及《正大綜藝》《綜藝大觀》《曲苑雜壇》《夢想劇場》《星光大道》等欄目演出或主持，近年先後主演或參與演出了電視連續劇《麼都館》《程咬金》《北方有佳人》《嶗山道士》《城市租客》等，由於在電影《隨身碟》中出色表演而獲得海南電影節最佳配角，他還曾隨“中國當代相聲紅星演出團”出訪新加坡。2003年元旦，他與搭檔齊立強攜他們與王宏共同創作的《懶漢糖葫蘆》應邀晉京，作為有代表意義的3場“示範演出”之一，獲得“2003年CCTV相聲大賽特別獎”。唐愛國是首屆中國曲藝“牡丹獎”得主，其相聲作品曾獲第七屆全軍文藝會演創作、表演雙一等獎，第八屆全軍文藝會演“特殊貢獻獎”等四十余次(項)全國、全軍獎勵。他多次被評為德藝雙馨藝術家、優秀共産黨員，曾榮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2008年9月榮獲山東文藝界最高獎——首屆泰山文藝獎·突出貢獻獎。

唐愛國 資料圖

　　（一）平平常常做人

　　其實，唐愛國的藝術經歷“極不平常”。恰因如此，我便愈發覺得唐愛國矢志不渝的追求，即“平平常常做人”的人生觀愈發難能可貴。唐愛國今年歲至花甲，我想起毛澤東主席在慶祝吳玉章六十壽辰時説過的話：“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由此想説，一個人能有平平常常做人的追求似乎不難，難的是像唐愛國這樣將其融入自己的性格，乃至近乎于一輩子保持一顆寵辱不驚的平平常常之心。2010年5月我曾在一篇名為《唐愛國的安靜》文章(2010年6月22日《中國藝術報》)中對他的“平常”有過這樣的描寫：

　　“前些天，山東的相聲名家唐愛國的岳母故去了。愛國自己的父母早逝，岳母與他們夫妻、女兒朝夕相處生活了17年，由此，他的悲傷便是緣自心底的一種自然與真實。參加給老太太舉辦的告別儀式，發現愛國昔日的‘笑臉’變得有些‘苦澀’，眼圈兒周圍發烏，虛腫讓兩腮的色斑放大與凸顯了許多。我和他通話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他正在郊區一家石料場忙著聯繫給老太太刻墓碑，由此想到，老人的後事都是他與家人自行處理的。

　　唐愛國的朋友圈究竟有多大我不得而知，但，憑藉他在山東的口碑與影響，尤其身邊還有一批始終不離不棄的‘粉絲’，想，他只要稍稍拋個‘眼色’或透個‘口風’，唐家岳母的‘白事會’便有可能‘勢不可擋’。明星的婚禮動輒花費幾百萬元已成見怪不怪的事情，而本人所參加的一些“拜師會”“演唱會”“紀念會”，乃至“奠基”“開業”“婚慶”類的活動等越辦越大，‘人多勢眾’、‘群情激蕩’成為此類活動、事件成功與否和人氣度的評價尺寸。如此一來，唐家此刻的‘安靜’便顯得愈發不入潮流了：給老太太送行的幾乎都是與她有血緣關係的親屬，文藝圈來的似乎都不是唐愛國專門通知的，數來數去就7個人，實際是‘三對半’，即三對夫妻加一個‘單蹦’。

　　因為與愛國交往多年，所以我對故去的老人生前十分熟悉，後來，愛國心臟有恙，老人搬到了他的妻姐家住，我們便不曾再見。好在如今資訊暢通，對她的情況，總是知道一些。聽説臨終前的一段時間，老太太總‘鬧’，常把夜間夢裏的事‘搬’到白天落實，由於愛國和她外孫女多是她牽掛的‘主角’，所以他們父女出差歸來，只有先到老太太這兒‘報個平安’，妻姐一家才得以安寧。愛國告訴我，她的‘鬧’是過度牽掛他們這些親人的病態，老太太出身‘大戶人家’，與他生活了整整一十七載，莫説‘鬧’了，就連大聲説話都不曾有過。他説這些，我不懷疑，因為我相信從大戶人家出來的人多是與‘安靜’結緣的;只有那些‘暴發戶’才更熱衷於‘折騰’和‘鬧事’什麼的。當然，像我等這些經過‘文革’的人，所説的‘大戶人家’，絕非僅僅是指其家庭的曾經闊綽，或者有教養什麼的，而更多的則是説這些人經過‘大起大落’的歷練，滋養而成了一種寵辱不驚，氣定神閒。

　　愛國當然也有‘吹牛’甚至‘吹過頭’的時候，但他的沾沾自喜，無非是自鳴得意的某件事、某件書法或者某個‘即興包袱‘的精彩。就其整體而言，他當屬‘謙恭型’或‘安靜型’無疑。對人生，對事業，對朋友，他始終心靜如水，甚至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靈堂門前見到的他，依然是一臉凝重，不動聲色。就是‘這張臉’，十幾天前曾給我訴説過當年的‘晦氣’：他的父親當年風華正茂，他們家門前也曾人來車往，不想老爹事業中天的時候卻得了一場大病，從此臥床不起，家境隨之一跌千丈，乃至有時吃頓飽飯都成了問題。有一日，母親帶他去一很近的親戚家‘蹭飯’，女主人衝他媽説過的一句話讓他沒齒難忘：今後再來，你娘倆在家先洗洗，別把你們先生躺在床上的那股味兒也帶過來。後來，父親病故，愛國當兵提幹後，便將老娘接到宿舍院裏搭建的一小間臨時房裏，想不到住下的第一夜天氣就變得特別寒冷，早上起床他想問問老娘睡得如何，可推門一看：老娘將被子緊緊裹在身上坐在床上。明明是凍了一夜未曾合眼的老娘，嘴裏連聲念叨的卻是：挺好，挺好的……想，五十歲之後，唐愛國的安靜，他的隨遇而安，他的不動聲色，肯定與他記憶中的這些‘苦難’不無關係。

　　其實，唐愛國的相聲也是‘安靜’的，他的功夫、技巧似乎與激情四射的‘貫口’或慷慨昂揚的‘柳活’關係不大，總是不疾不緩，輕聲細語地娓娓道來，就像他把握與演繹的《懶漢糖葫蘆》，所有的‘包袱’都通過‘糖葫蘆’獨有的個性及語言表達，似山澗溪水一般，不緊不慢地‘淌’進觀眾的心田。20世紀初，全國在石家莊舉辦相聲新作大賽，唐愛國與搭檔説了一段軍隊題材的《嫂子》，雖然其作品選材和劇場觀眾的欣賞興致有距離，由此劇場的‘笑聲’便不盡人意，不想評委們卻一致為他亮了高分。當時的‘點評’我至今記憶猶新：演員能夠不為劇場‘反應’所左右，非常平和、完整、恰如其分、不急不躁、不瘟不火地將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與思想內涵表現與傳達出來，從而體現了演員良好的藝術修養，贏得了觀眾的認可與掌聲。這讓我想到，有時相聲園子也和這殯儀館的靈堂一樣，開懷大笑與哭天號地只是其外殼或者表像——惟有真實的情感共鳴才是真正的方向和真實的目的。有人説，本質意義上的相聲一定是幽默;我要説，幽默一定是‘智慧’的結晶，只有‘安靜’才有可能産生智慧，而‘熱鬧’只能生産滑稽和洋相……

　　那天，愛國一家將靈堂佈置得很簡單，但緬懷的氣息卻頗為濃郁。因為所有的人都是衝著‘情感’自覺來的，而與‘面子’‘幫人場’‘添人氣’，乃至‘組織’‘策劃’什麼的毫無瓜葛。恰因如此，我這個平日裏怕貓怕狗的膽小之人，竟不自覺地先行一步單獨‘端詳’了老人許久：老人走得很安詳，不知怎的，我發現老人的下頦和世界名畫‘蒙娜麗莎’的下頦竟十分得相似，這種聯想緣自這些日子我對‘蒙娜麗莎’夢縈魂牽般的關注與研究：這幅畫的原作究竟多大?她的魅力究竟是來自心靈的安靜，還是視覺的衝擊?儘管答案依然沒有，但，此景此情卻讓我從有限感受到了無限，從終止窺視到了永恒：老太太的六個女兒與六個女婿讓老太太溫馨舒適地活過了九十七歲;是真，是善，是美，成就並將延續著這平常一家人不平常的和睦與安靜。由此我堅信，這些與豪華、陣勢、排場等都關係不大或者沒有關係。

　　相聲家唐愛國滿眼眶盛滿淚水，但卻始終沒有哭出聲音。愛國是我的摯友，他能與我這個‘一點就著’的人交往到今天，得益於他的‘忍受力’。其實，‘忍受力’又何嘗不是他‘安靜’的根基呢?!他的妻子説，愛國‘好脾氣’是沒有爭議的。愛國説，我的‘忍受力’和‘好脾氣’緣自‘知足’：經歷了人間的潮起潮落，知道幸福是通過比較後的感覺，説到家我也就是個當演員的料，所以便沒有當大官、發大財類的複雜奢望。花裏胡哨的裝飾，最容易讓人忽略本質，那些所謂的成功會讓淺薄的人失去安靜而得意忘形。其實呢，無所不能的結果最終一定是一無所能。

　　於是我便明白了：唐愛國的‘安靜’來自於崇尚簡單並身體力行。

　　誠然，安靜不屬於相聲，但相聲家愛熱鬧必定會扼殺相聲。

　　今天的曲藝也好，相聲也罷，都不缺少激情，而唯獨缺少安靜——曲藝家、相聲家尤其需要心靈的安靜。去年，我把家搬到了郊區的山上——其實那頂多是我追尋安靜的‘掩耳盜鈴’罷了，因為我懂，只有心靈安靜才是根本，才是方向。

　　今天的曲藝最不缺少熱鬧，‘拜師會’‘演唱會’‘紀念會’接連不斷，規模空前。有人問我的感覺，我怕得挨‘板磚’，便脫口説了一句不沾邊兒的話：既然是美女，何必入風塵?‘儀式’與‘形式’類的東西或許重要，但辦過了頭，就顯得不自信了——真正的愛情從不在乎婚禮，好像都‘私奔’了吧?!

　　知道後邊兒這句話太極端，但不知怎的，唯獨它傳得又快又遠……”

　　只想説，唐愛國的安靜心靈是其堅持平常做人、做平常人的收穫。

　　（二）平平凡凡當兵

　　2011年的7月10 日，我與唐愛國參加了一位朋友孩子的婚禮。那天唐愛國的嘉賓致辭帶給我驚訝，以至於讓我費了很大氣力將它的視頻找到，最終又將其一句一句地轉換成文字：

　　“面對今天這樣一個愛情，親情，友情交流融匯的語境，我想到最多的兩個字是感恩——只是我想説的不是孩子對父母養育、培育之情的感恩，而是與之相反，作為一對新人的長輩，我想説的是感恩孩子——不是麼?一個家庭，即使夫妻的情感牢不可破又能怎樣?倘若沒有你，沒有你們——沒有孩子，總是給人們帶來些許缺憾，以至於讓許多家庭遺憾終生——於是，當初你們的誕生、你們的出現，讓我們的家一下變得有了生氣與活力，變得完整甚至完美了。於是我才説，感恩你們——孩子。是的，在你們成長、長大這個原來覺得漫長而此刻覺得短暫過程中，你們淘氣過，調皮過，甚至讓我們心煩、心痛過，但是現在我忽然意識到：沒有這些，你們能長大麼?而我們果真就能快樂麼——因為‘甜酸苦辣鹹’少了一味都是‘過日子’的一種缺憾。於是此刻我愈發想説：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讓我在這幸福的時刻，想到了感恩，想到了感恩孩子。謝謝孩子們讓我們此刻將當初那些‘恨鐵不成鋼’的怨氣和惱怒轉換成了一種‘甜蜜蜜’的滋味走進心靈，變成記憶而書寫進‘血濃于水’的親情歷史。最後，我期盼、懇請著你們能創造一個新的美好以讓在座的每一位都為您驕傲和快樂，那便是：孩子，早早給我們生一個或者兩個小寶寶吧——那個時候，我還會像今天一樣端著酒杯來到你們跟前説——我要感恩——感恩您：我們的孩子!”

　　我為什麼如此欣賞它?因為它視角獨特，情感表達深刻、細膩，而出自於職業軍人唐愛國之口便愈發令我驚喜以至於詫異：“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需要到哪去呀，哪艱苦哪安家，祖國要我守邊卡，扛起槍桿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發……”聽我哼唱兒時挂在嘴邊的“解放軍之歌”，唐愛國顯然感覺到了我對軍人情感世界的誤讀與狹隘，於是言道：“魯迅説，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這首歌裏唱的當然沒錯，但，那只是我們戰士的崇高境界，絕不是我們豐富情感的全部。1985年我媳婦分娩生我女兒之時，我接到命令去老山前線，為了能讓孩子早出生以讓我在上前線之前見上一面，我在産房抓住媳婦的手催著她蹦高……”説這些的時候，唐愛國表情平淡，而我卻聽得滿臉飄淚……

　　我對唐愛國48載的軍旅生涯不陌生：小學時候因為在濟南鐵路系統扮演“小李玉和”而引起社會關注，13歲便被濟南軍區坦克八師特招當兵，在師戰士業餘演出隊呆到第八個年頭時，被戰友邵速的母親探親時偶然發現，經這位戰友媽媽推薦，考入到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曲藝隊，從此從事了近40年的軍旅文藝職業，從戰士到幹部，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到了被很多人羨慕不已的文職三級，即被一些人稱為“文職將軍”的崗位上。唐愛國曾與1979年、1985年兩次去廣西、老山前線，三次去抗洪救災或抗震救災第一線，曾在西沙群島平均每天為守島部隊演出15場。

　　“戰士的平凡，就是把犧牲化成自然……”聽到我如此讚美，唐愛國依然不動聲色，他説：“至今我幾乎沒有聽到任何一個當過兵的人叫屈喊冤，當兵的歷史沒有遺憾。想想看，我不當兵，倘若沒有對妻子、女兒的虧欠，打死我都不會在朋友孩子的婚禮上，生發出感恩孩子的感嘆;我對家及其家人當然也不會有今天這樣深刻的理解，而我的家顯然也沒有眼下的和諧、溫暖——軍人與家人聚少離多，它卻使我把給家人做頓飯、炒幾個菜由當初的補償變成今天的自覺、熱愛、習慣;那一年隨小分隊去海島輔導基層官兵，我空閒時便隨連隊的美術骨幹一起聆聽書法繪畫的輔導課程，哪曾想自己在書畫方面的天賦被啟動了，堅持到今天還被一些人稱為書法家;除了相聲專業，根據部隊的需要，我還演出過戲劇、小品，拍攝過電影、電視連續劇，這讓我的修養、素質得以全面發展與提高;我當兵早沒上過中學，但最終所以能搞創作，以至於在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都是得益於部隊大學校的培養，給我平臺、機會得以在幹中學、學中乾;最最重要的收穫是，部隊讓我懂得了：演好兵，必須當好兵，每逢想起那些犧牲在保家衛國前線的戰友，我覺得能為戰士與大眾演出是我的幸福，再苦再累都心甘情願……”

　　對唐愛國的話我深信不疑。在山東省曲藝家第七次代表大會工作報告中，我看到過這樣的文字記載：“2014年4月18日，在德州齊河縣晏城鎮主辦‘心繫百姓、情暖鄉村——山東曲協送文化下鄉走進晏城專場’演出，著名曲藝家唐愛國抱病參加演出，當鄉親們看到他步履蹣跚被人攙扶著走下演出舞臺的時候，場上的主持人、演員與場下數千名鄉親掌聲雷動，響徹雲霄。”

　　我聽別人説，當年他接到老母親病故資訊時，正在基層部隊後臺候場演出，是他主動堅持給大家演出完，之後才含著眼淚回家奔喪。我問及此事，他回答的聲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語：“相信老娘能讀懂我、理解我，相聲演員在臺上給大家逗樂是職業，兒子為部隊為戰士服務就是堅守陣地。從職業道德和軍人責任擔當的視角審視自己，我心底無愧、無怨無悔。”

　　唐愛國説，我們這代軍人的人生觀、價值觀總被一些年輕人不理解，以至於認為是“唱高調”，其實這是他們的誤讀，我們是讀著《紅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高玉寶》、唱著《雷鋒之歌》長大的，從骨子裏信奉“和平時代戰士優秀的共性品質，就是雷鋒式的平凡——就是一點一滴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奉獻。”

　　對唐愛國的欽佩、欣賞，不僅僅是來自於對他的聆聽，更多是對他生活細節表現的感受。2015年，唐愛國因血壓高、心臟病等住了三回醫院，三次我都去醫院看過他。第一次去，見他住的是部隊軍級首長的病房，便對其良好的“硬體條件”讚嘆不已，不曾想換來的卻是唐愛國的一聲嘆息：條件再好也是醫院，能好受一點也不在這地方養著……從他説話時的眼神裏我能感覺出：一個演員、一個文藝戰士的價值體現絕不在台下的級別、待遇及其享受，而是舞臺上用自己的藝術去贏得觀眾的歡笑、愉悅與掌聲……

　　2015年唐愛國在省立醫院做手術，我之前趕到病房卻緊張的不敢見他。不曾想他本人卻是超常的放鬆、沉著，透過病房的門窗，我見他臉上沒有一絲異常，只是非常平和地與推車送他去手術室的親友、醫護人員隨意聊著些什麼。事過之後，我自嘆不如他的“心理素質”高，他笑著拿我調侃：“知道咱倆差距在哪兒嗎?你，只是當過兵;本人，現在還是兵……”

　　（三）平平靜靜從藝

　　2017年4月2日是個星期天，也是濟南市群眾藝術館舉辦“曲山藝海星樂匯——周周演系列活動”的日子，五天之前的3月28日唐愛國剛剛過完60周歲的生日。4月3日《濟南時報》以《“糖葫蘆”唐愛國助陣“曲山藝海星樂匯”》為題作了這樣的報道：“令人驚喜的是，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也到現場助陣，在節目最後，他應邀欣然登臺與觀眾見面，並表演了兩段單口相聲。”那天，我恰巧也在台下，之後給唐愛國發微信如下：“我在台下認認真真地觀看了你的表演，你舞臺上的東西既新又細膩……我想，這與你這些年在拍攝的多部影視劇中，塑造、刻畫人物形象不無關係，甚至非常、非常重要。”

　　此前，在王延輝先生主編、山東文藝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新時期山東文學藝術點擊》論文集中，我曾對唐愛國的相聲表演藝術有過探究與描述：

　　“唐愛國在山東是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在這個熱衷‘造星’、‘追星’的時代，誰也無法阻擋唐愛國成為山東最有影響力、擁有最龐大的‘追星族’及其演出報酬最豐厚‘大腕兒’行列的一員。不知是出於對‘追星熱’的‘冷思考’，還是認同一些人對唐愛國相聲‘是否地道?’‘有否實力?’的質疑，反正是80年代即‘出名’的唐愛國和他的相聲卻很多年沒有進入到文藝評論界、理論界和曲藝圈權威人士關注的視野。無須贅言，這些人願意接受那種‘唐愛國的影響力等同於電視娛樂頻道加報紙娛樂版面影響力’的‘理論’，抑或他們本身就認為唐愛國不過是一個讓老百姓喜歡的‘大眾情人’而已，而‘娛樂圈名人’和‘藝術家’在人們心目中早已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概念了。圈內人士對唐愛國的異常理智與冷靜，並沒有影響唐愛國觀眾群的穩定和擴大。不僅如此，90年代晚期由於他在系列相聲《懶漢糖葫蘆》的出色表演，‘糖葫蘆’竟成了唐愛國繼馬三立塑造的‘馬大哈’、‘逗你玩’，楊振華塑造的‘大褲衩子’，高英培塑造的‘萬能膠’等之後，又一個由相聲藝術家創造的、深入人心的時代‘典型人物’。唐愛國的名字亦因人們的‘愛屋及烏’逐步由‘糖葫蘆’取而代之。歷史讓圈裏圈外的人漸漸向‘共識’靠攏：討人一時或一個時間段取悅于眾的演員只能讓人想到‘時尚’，而討觀眾喜歡了近30年的唐愛國不得不讓人們聯想到‘實力’——這個令當初即使對他認可的人也心有餘悸、而對他否定的人心存置疑的字眼兒。終於，‘關注唐愛國’的聲音漸漸從曲藝圈裏響起，且越來越強烈：2003年9月18日，相聲藝術家侯耀文在鄒城體育館後臺當眾向唐愛國發出邀請：‘想來北京發展請説話’;2004年4月5日，曲藝名家趙連甲結束了與唐愛國50天的朝夕相處，當離開他們合作拍攝的電視連續劇《我愛芳鄰》拍攝地濟南時竟有些按捺不住：‘請相信一個老人的眼力，要有心就去研究唐愛國……’

　　‘劇本、劇本，一劇之本’，新時期的相聲更是如此。所以，當我們對唐愛國的相聲代表作《懶漢糖葫蘆》産生研究興致的時候，我們切不可忽視一種‘存在’，即‘唐愛國’的名字已是他與搭檔齊立強、作者王宏‘創作集體’的一種‘符號’。將他們稱之為‘創作集體’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演員亦曾介入了腳本創作，而是我們透過‘糖葫蘆’這一藝術形象強烈地感受到了一種曲藝舞臺所久違的‘創作氣息’——尤其是在相聲變得空洞乏味、幾乎就剩下形式外殼的時候。人們對唐愛國的相聲説‘不’的理由是它不像相聲;對唐愛國的相聲説‘行’的理由同樣是它不像相聲——而這種‘見仁見智’恰恰體現了它的創作價值所在。無論按照老前輩的‘口傳心受’，還是對照出版的‘教科書本’，唐愛國演繹《懶漢糖葫蘆》的方式都與傳統意義上的‘相聲’有一定距離。首先它的結構形式既不是以逗哏的敘述為主，捧哏的居於輔助地位的‘一頭沉’相聲;更不是捧逗間平分秋色，互相爭論，以此揭露矛盾的‘子母哏’相聲;而懶得把答話都精煉到極限的‘糖葫蘆’與一氣呵成敘述大段語言為特色的‘貫口活’相聲則相差更遠。儘管‘不像’使得一些‘老先生’不愉快，然而它帶給多數觀眾的卻是新穎別致和開心歡樂。他們不懂得什麼是‘一頭沉’，只知道聽‘隔靴搔癢’的相聲讓他們‘心頭沉’;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子母哏’，只覺得相聲就怕‘沒有哏’、‘硬找哏’;他們花錢並不強求演員會什麼‘貫口活’，但前提是你必須有法把他‘逗快活’……因為‘糖葫蘆’沒有讓他們‘心頭沉’，更沒有‘沒有哏’、‘硬找哏’，而是把他們‘逗快活’了，逗得很快活、笑得很開心，所以覺得‘糖葫蘆’的相聲才像相聲，才是他們所理解的，一種被叫作‘相聲’的藝術。

唐愛國 資料圖

　　在強調‘包裝’的年代，人們習慣用一種觀眾喜愛程度或者‘收入狀況’評價、鑒定一個演員的藝術實力，這是不科學或者説不全面的。就像我們不能用唐愛國擅長的書法、電視娛樂節目主持、電視劇表演的‘成果’回答人們追問的‘相聲演員唐愛國相聲藝術實力’的問題一樣，唐愛國相聲的‘新穎別致’同樣替代不了他相聲藝術的‘實力’。這決不僅僅是一個明確概念的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到保持相聲藝術獨立性審美特徵，關係到相聲藝術的‘生死存亡’、應引起所有曲藝人冷靜思考和認真回答的問題。這讓我們想到了山東快書名家孫鎮業生前反對載歌載舞類的‘群口山東快書’的理由是‘決不可以削弱山東快書本質的、獨立性特徵為代價’，而90年代後唐愛國的相聲是一種對相聲獨立性特徵的加強還是削弱呢?筆者認為，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唐愛國並不認領某些人所議論他的相聲缺少所謂‘功夫’、‘技巧’，曾‘較勁’在一些場合有意展示過‘貫口’、‘柳活’類的功夫。只是，他給自己的相聲風格定位是‘創作型新派相聲’，自打拜在姜昆麾下便申明瞭自己的相聲立場及其審美追求，即要像師父姜昆一樣注重發掘自身的‘文化潛質’。

　　唐愛國發揮自身綜合素養較高的優勢，期盼通過相聲能體現一種高的思想品位、文學層次和美學境界的和諧統一。這種追求我們在80年代中期他與搭檔齊立強創作的《遊樂夢》中已經有所察覺，他們通過一個農民老漢在遊樂場‘花錢買罪受’的尷尬事件和一群農民‘騎著摩托撿柴火’的荒唐行為，反映了一個人們已經隱隱感覺到但尚未説出口的‘超前投資、超前消費’的重要社會問題。可惜這段相聲它的含蓄、它的沉重似乎超出了老百姓對相聲的認知範圍和接受能力，他們不太習慣在相聲中交流一個‘太文學’的話題，因此《遊樂夢》的文學價值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顯現和肯定。但這場追求‘文學品位’的‘遊樂夢’卻讓唐愛國在塑造‘糖葫蘆’的過程中得以實現——他用‘心’與‘新’去表現、刻畫新時期平民‘小人物’的心境和形象。唐愛國的表演形式之‘新’是他用‘心’體驗、把握‘糖葫蘆’這個藝術典型人物之必須。一切改革、變化都是圍繞更好地‘塑造人物’這個中心：他穿著‘破棉襖’上了臺自然不是一般相聲的特點，卻能通過‘糖葫蘆’帶給觀眾的‘視覺’省略了用語言為人物外在形象‘開臉’，再者説傳統相聲《大保鏢》《找堂會》、新相聲《女隊長》《找舅舅》哪個不是‘現身説法’地講故事，傳統相聲《訓徒》早就借‘行頭’設計人物了;他‘脫口而出’式的即興表演風格，同樣是為了展現‘糖葫蘆’的個性，因為只有‘大人物’才需要包裝、作秀、虛偽，才需要人為地搞些什麼，小人物或許活得挺窮，但極少在心底留存怕人的隱私和良心愧疚，儘管‘閃光’的事不多，卻活得從容瀟灑，他們的天性就是口無遮攔、想啥説啥沒有負擔……唐愛國對小人物的感覺找準了，於是‘糖葫蘆’的形象便鮮活了，才有了他今天表演上的那種‘我本無心説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的自然、鬆弛和生活化，才使得‘糖葫蘆’人物的‘淺薄直白’和藝術的含蓄達到和諧統一。其實即使是那些最看重相聲功夫技巧的人也明白，‘貫口活’也好，‘柳活’也罷，大凡具備做演員的天賦，經名家指點都是能夠訓練出來的。惟獨‘不見技巧’之技巧，只能靠演員自身心平氣和地耐住寂寞去學、去思、去悟，因為它是文化、是修養、是素質，是一種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儘管我們反對把唐愛國的相聲藝術與他在其他藝術形式方面的探索混為一談。但當我們在探求他的藝術成長軌跡與當代曲藝藝術走向關係的時候，卻決不能人為地將它們分開。2001年7月，唐愛國在獲得‘首屆美澳杯SOTV十佳電視節目主持人特別獎’之後，對觀眾有這樣一段真情表白：‘有觀眾批評我，説我有時似乎有些不經心，我接受批評一定加強學習，不斷充電。只是我想告訴你，我追求的隨意性是為了給您即興感，我常常用一夜輾轉反側的痛苦，企盼第二天換來您瞬間開心的笑臉……’這讓人們想到了他的相聲，因為他的相聲同樣體現著這種電視主持的審美追求。他注重在‘平庸’中的尋找生動，注重語言的精練和演出時間的精短，他表演沒有程式化的痕跡，重視覺，重交流，這無疑都是主持電視娛樂節目找到的感覺。為了強調‘糖葫蘆’的‘懶’，他竟然蹲在臺上——這種對視覺有衝擊力的‘肢體語言’亦只能讓電視演播廳的觀眾與他近距離交流中感受到味道。進入電視媒體的相聲並不都是應景之作，廣大受眾欣賞口味的變化代表著大眾審美取向的變化，電視是大眾審美的晴雨錶，唐愛國貼近和擁抱住它的受眾也就貼近和擁抱住了大眾。

　　唐愛國雖在山東有著極為廣泛的社會影響，但由於整體素質高，家庭及其周邊的人際關係和睦，單位及其社會的外部環境和諧，所以具備一個十分良好的、心平氣和從事藝術創作的外部條件。今天看來，平平靜靜的人生態度，是不容忽視不是藝術的‘藝術問題’。”

　　當年傅雷給兒子傅聰以提醒：“先為人，次為藝術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唐愛國的從藝經歷、成長過程，對傅雷之箴言作了自己的詮釋：人的美德、兵的品質、藝的素養之綜合、平衡，才能成就優秀相聲家行列一位講道德的平常人……

　　本文作者孫立生簡介：

　　孫立生，現任中華曲藝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曲藝家協會名譽主席，一級編劇，山東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係當下有影響力的曲藝作家、評論家。先後在報刊、雜誌發表曲藝作品、評論等200余篇， 150余萬字，出版了《孫立生曲藝文集》 《追夢齋囈語》等4部專著，作品和評論曾獲第三屆中國曲藝牡丹獎文學獎、第七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二等獎、山東省第八屆精神文明建設“精品工程”獎和山東省第五、六屆劉勰文藝評論獎、第七屆中國曲藝牡丹獎理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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