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憑什麼面對家長期望的“綁架”
看著李小姣開私家車上班，有的青聯委員不能理解，公益人的生活能這麼好嗎？
這樣的説法傳到了杜志強的耳朵裏，他還把資助李小姣的青聯委員叫到一塊談心，“為自閉症兒童開辦專門學校，並不是什麼個人的義務，李小姣賣了房子做這個事，太難能可貴。”
莊帥帥是李小姣的同事，在她看來，在山西，很多人對公益的認知，還停留在免費的水準。“公益的概念是付出愛和行動，公益是有成本的。”她説。
在靈星學校，收費從1200元~1500元不等，有的孩子語言課程需要一對一上課，還有一些普通課程需要一對二或者一對三上課。整體而言，學校師生比在1：2。這樣的公益，做起來依然有些捉襟見肘。
更大的壓力來自家長。記者在採訪中遇到了然然的奶奶，她一手拿著書包，另一隻手拉著然然，正準備回到不遠處的出租屋，爺爺在家裏準備好了飯菜等她們回家。
“知道孩子是自閉症，孩子的父母瞞著我們老兩口離了婚，孩子怪可憐的。”奶奶的眼眶濕潤，孩子父親工作忙，老兩口從山西的一個地級市，帶著孩子輾轉于北京和太原做康復治療，已經花費幾十萬元。
即便老兩口是從公務員崗位退休，兒女的條件也不錯，但敵不過自閉症給這個家庭帶來的裂痕。對於奶奶來説，小然然情況變好，才是他們最大的期望。
17歲的大寶是靈星學校最“頭疼”的學生。與很多學生不一樣，他1米75的大個頭，鼻子下面長著鬍鬚，沒事的時候會呆呆地望著窗外。最讓人擔心的是他到了青春期，有段時間看到女孩子大腿就會用手去摸。老師們都不敢穿裙子上班，李小姣不得不專門給他買了一個假人模特。
“這是他的刻板印象，過一段時間就沒有這個習慣了。”李小姣解釋。
大寶的出生，讓他的家庭變得命運多舛。得知孩子患自閉症後，母親接受不了得了精神病，父親一個人帶著大寶在寺廟生活。孩子大了，父親不得不打工維持生計。這位北方的漢子，曾哭著跪著求李小姣收下大寶。
李小姣當然同意收下，可是大齡自閉症孩子管理起來太難了。到了青春期的大寶，午睡時不由自主地脫下褲子玩弄起自己的生殖器，其他孩子看到後，也脫褲子模倣。面對這樣的孩子，讓沒有成家的年輕女教師非常尷尬。但熟知自閉症孩子特點的李小姣在講述這些故事時一再強調，“不用擔心，他們沒有攻擊性”。
這些孩子長大了該怎麼辦？李小姣希望以後能建一個庇護性工廠，自閉症孩子可以在這裡做一些簡單的工作，比如給布娃娃裝填充物之類機械而單一的工作。
李小姣有一個設想，將來的學校有嬰幼兒部，家長可以陪同訓練；有技能部，進行簡單訓練；有庇護工廠和托養中心，讓不同年齡段的自閉症孩子都可以找到歸宿。
在太原，范世祿是李小姣的同行，比她年紀更長，開了一家名為方舟的自閉症學校。他坦言，類似民辦學校遇到的問題都差不多。
與靈星學校不同，方舟學校的收費更高，按照上課時間不同，每名學生每月收費2000多元到3000多元不等，老師的收入從1000多元到四五千元不等，“老師的收入上不去，民辦學校就留不住人才呀！”
“做類似學校太難了，一方面我們要做‘老闆’，維持機構運轉，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做公益人，接受良心道德的考驗。”
作為90後，辦自閉症學校是不是意味著自己“綁架”了自己？“不是，是家長的期望綁架了我。”李小姣回答。
李小姣發現，有自閉症孩子的家庭，如果不把孩子送到相應的學校，家裏至少要有一名家長全職照顧。不少靈星學校的孩子，都來自山西其他地方，需要由家長在太原租住房子照顧孩子。
“不能太慣著家長。”作為同行的范世祿有不一樣的觀點，自閉症孩子最終還是要回歸家庭和社會。目前，學校幫著家長解決了困難，但客觀上會讓家長與孩子産生疏離，從長遠看不利於孩子融入社會。
趙晶是山西黃河新聞網的記者，也是第一批採訪李小姣的媒體人，如今已經成為靈星學校的志願者。趙晶坦言，因為國內目前對於自閉症孩子教育的稀缺，很多家長把靈星學校當做救命稻草一樣，每個月花1500元孩子就有人照顧了，“家長的惰性越來越強，精神上越來越依賴她”。
“李小姣是騎虎難下了。”趙晶作為局外人觀察，從幾個孩子到有近70名孩子，他知道李小姣放手越來越難了。
有人曾問李小姣，有沒有考慮過提高學費，讓學校實現營利？“那一定會有一部分學生上不起學，就違背了我的初衷”。
李小姣永遠不會忘記的是有一位家長對她説過的一句話：“如果學校不辦了，我們只有死路一條。”
(本文孩子姓名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