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歲殘疾女孩跳樓輕生，曾多次向心理老師求助

2025年6月5日淩晨3點15分左右，周麗（化名）起床上廁所，發現女兒小蕓（化名）的房間裏沒人，窗簾半拉，窗戶開著。

周麗叫醒丈夫，他們在樓下找到了小蕓，這個13歲的殘疾女孩，用跳樓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警方在小蕓的房間裏發現了一封遺書。

處理後事時，學校心理老師向周麗提及，“小蕓早就有了輕生的想法，沒想到她真的走了”。這句話引起了周麗的注意，後來她通過學校監控和日記發現，小蕓曾被班上多名同學辱罵、推搡。出現輕生想法後，小蕓給學校心理老師寫信求助，但後者未能及時告知家長。

為此，小蕓父母將女兒就讀的學校和4名同學告上法庭。今年2月，法院一審判定，小蕓表露輕生傾向後，學校未告知家長，需承擔20%的賠償責任；其父母作為監護人自行擔責80%。同時，現有證據無法認定4名學生對小蕓實施了欺淩行為，因此不承擔責任。對於這份判決，小蕓父母和學校均不服，並提起了上訴。

6月25日，該案二審在呼倫貝爾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庭審持續5個多小時後，法院宣佈擇期宣判。

自殺後曝光的監控

小蕓出生於2012年，去世前就讀于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牙克石市某小學。周麗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女兒出生時因窒息出現缺氧缺血性腦病，被評定為二級殘疾，直到3歲8個多月時，她才學會了獨立行走。

多年來，一家人帶著小蕓四處進行康復治療，2020年，為了讓女兒融入正常社會，父母決定讓她進入普通學校隨班就讀。周麗稱，女兒比同齡孩子晚入學2年，但她智力基本正常，生活也能自理，“只是口齒不清，走路跛腳，動作有些慢。四年級前的成績能到八九十分”。

“孩子身體特殊，我一直很擔心她被校園欺淩。”周麗回憶，入學前，她曾請求學校和老師多加關照小蕓，上學期間，她和丈夫也親力親為，每天接送女兒上下學，輔導其功課，“平時我也一直説，有事一定要告訴媽媽，我們會保護你”。

周麗一度認為，女兒在家愛笑、愛玩，沒發現有什麼心事。直到警方發現了她的遺書，以及更多證據，揭示出小蕓在校園生活中的另一面。

在班級監控裏，周麗看到，女兒情緒低落、沉默寡言，同桌男生肘擊、拍打過她，其他同學推搡、拿笤帚擊打過她。還有同學坐在她的座位上，模倣她手抖寫字的動作並稱其有“帕金森”，甚至將她的書包踩在腳底下，反覆踩踏她的書本。

長期壓抑的小蕓不是沒有求助過心理老師。2025年3月，小蕓曾化名“夏苒冷”求助學校副校長、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代老師：“老師，我覺得我好差勁，也好失敗。我小時候身體不好，有點毛病，總是有人笑話我。我沒有朋友，膽小自卑，有了朋友也怕她們嫌棄我……我總在想，是不是我死了就不這麼痛苦了？”

代老師回信告訴她：“每個人都有情緒不好的時候，過段時間就好了……現在是心理敏感期，只有經過多次失敗，才能讓自己心理強大起來，長大之後才能承擔更大的壓力。”

一個月後，“夏苒冷”再次寫信稱，無法理解同學們對她的嘲笑，“就因為我身體不好，他們罵我是瘸子，可身體不好也不是我想的呀”。她在信裏再次表達了輕生的念頭：“什麼都做不好，就是個累贅”“我現在脾氣也比之前大了很多，唯一的願望就是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代老師再次回信勸慰，自卑是正常的心理反應，但每個人的應對方法不同，“你要想辦法打敗它，平時不敢做的事大膽去做，不敢説的話也大膽説出來。同學們説什麼，試著去接受，不要讓這些語言影響你的心情……學習不好就不好，身體不好就慢慢恢復。好好愛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小蕓去世後，周麗拿到了2封女兒的信件，但心理老師的回信有6封，她不確定孩子有沒有寫更多的信，在她看來，心理老師既沒有給予小蕓實質性的建議和幫助，也沒有及時告知家長，導致家長和學校都錯過了疏解孩子的時機。

誰都覺得自己“沒錯”

2025年7月，周麗和丈夫將牙克石市第七小學及4名小蕓的同學告上了法庭。他們認為，是校方長期的“系統性失職”以及同學的欺淩，導致了女兒的去世，要求對方承擔相應的賠償並道歉。

2025年9月26日一審開庭時，無論是學校，還是班主任和同學，都認為小蕓的死與自己無關。

學校表示，小蕓是在家中自殺，班主任也沒有孤立學生，對於家長質疑將小蕓排除在一些學校活動之外，老師均與家長進行了溝通，“且老師是考慮到小蕓身體情況的特殊性，照顧其身體和心理。”

學校還認為，通過遺書可知，影響小蕓情緒的主要原因是其身體和成績，以及生活中的一些細節，而非同學之間的辱罵，“老師對於同學之間的爭議及小蕓的心理狀態並不知情”。

至於未將小蕓有輕生念頭的情況告知家長，學校解釋稱，因為求助信是匿名，心理老師在收到信件時並不知道是哪位同學寫的，心理老師並非專業的心理諮詢師，出於保護孩子隱私的目的，沒有告知家長。因此，學校認為老師盡到了應有的責任。

涉事的4名同學的家長則辯稱，小蕓父母提供的視頻均為課間活動，係片段、不連續，屬於偶發現象，且同學之間的打鬧不應認定為校園欺淩，也與小蕓的死亡沒有因果關係，“小蕓早已有輕生念頭，只是其在父母面前沒有表露”。

一審中學校還提到，2025年4月，也就是小蕓自殺2個月前，學校曾進行中小學心理危機篩查，測試結果顯示，小蕓的預警等級為一般預警。有資料介紹，該級別説明測試學生心理普查結果較差，學校層面需給予一般關注。周麗質疑上述檢測的科學性，同時認為，篩查已經明確預警，學校卻未採取有效措施，是嚴重失職。

今年2月，法院一審判決，小蕓在書信中表露輕生傾向，學校未告知家長，違反了《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中“學校應當建立學生重大生理、心理疾病報告制度，向家長及時告知學生身體及心理健康狀況；學校發現學生身體狀況或者情緒反應明顯異常、突發疾病或者受到傷害的，應當及時通知學生家長”的規定，導致家長未及時介入，學校存在一定過錯，應承擔20%的賠償責任，即24萬餘元。其中保險公司賠付20萬元，學校賠付4萬餘元。

法院同時認為，小蕓死亡時方滿12周歲，且係殘疾人，其父母作為監護人，更應對其日常表現高度注意，然而，他們未能給予充分關注並察覺小蕓心理異常，有失監護之責，應當承擔80%的主要責任。

一審宣判後，小蕓父母、學校及保險公司均不服判決，並提起了上訴。

中國新聞週刊了解到，此次二審前，周麗又在監控中發現了更多女兒被同學欺淩的證據。例如，出事前，小蕓曾被趙姓同學推搡、搶書包，被同桌王某某連續多次戳腰、辱罵嘲笑等。還有同學曾模倣她走路，並稱她為“瘋子”。

6月25日的二審中，小蕓父母的代理律師提出，學校明知小蕓存在明確自殺傾向，卻未依法履行強制報告義務，同時，該校也未保障小蕓正常學習生活，剝奪了小蕓平等參與集體活動的權利，並且對小蕓遭遇的校園欺淩未給予足夠關注，應承擔70%及以上的主要賠償責任。

“涉案4名學生實施校園欺淩行為，與小蕓死亡結果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也應該承擔相應責任。”周麗補充説，他們希望這幾名學生道歉，同時，他們會將法院判決的經濟賠償全部捐贈給殘聯。

融合教育之困

在周麗的回憶中，二年級時，小蕓曾被一名同學造謠有傳染病，為此，她找了對方家長評理。四年級時，小蕓在作文裏提到另一位同學對自己“有敵意”，對方家長得知後，也找了周麗溝通處理，最後不了了之。

這是周麗印象裏女兒與同學少有的矛盾。她自稱事發前經常向老師了解小蕓的情況，“班主任也説，孩子在學校可開心了，也願意説話”。

但心理老師代老師曾告訴警方，她收到信件後發現孩子心理問題很大，兩人在2025年4月24日見了面，她了解到小蕓因身體缺陷自卑，因為同學嘲笑難過，“我對她進行疏導工作……還告訴她有人欺負就告訴老師或家長”。

該如何看待這起悲劇中，家校溝通明顯的資訊差？

中國心理學會校園欺淩與暴力防治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山東師範大學心理學部教授陳光輝分析，小蕓數次表達輕生想法後，學校除了儘快組織線下約談之外，應該依規突破保密原則，第一時間聯繫監護人與班主任，“首先保證輕生學生的人身安全”。

同時，小蕓對父母的沉默也是無法忽視的事實。“孩子遇到困難、煩惱、傷害通常會首先求助父母。”陳光輝分析，小蕓直到結束生命時也未向家人求助，可能只是個假像，而更有可能的是，孩子先前多次給父母反饋或求助過相關事宜，卻沒有得到所期望的回饋和有效的幫助。

在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遼陽市特殊教育學校教師李紫微看來，小蕓生前的沉默，可能是對父母缺乏信任，或是不願意給父母增加麻煩，“比如孩子擔心家長和學校溝通處理不好，會讓自己處境更麻煩等”。

特殊兒童通常具有新異特徵，極易引發同學的關注、好奇或者嘲笑。陳光輝指出，家長之間不當的人際溝通，可能會導致其他學生家長紛紛叮囑孩子避免滋生事端、遠離特殊學生。久而久之，特殊孩子在班級裏反而也會沒有朋友。

他表示，根據目前掌握的資訊，可以判定此事中小蕓為疑似校園欺淩的受害一方，但還需要進一步的有效證據來認定欺淩屬性。“孩子選擇輕生是多重因素疊加導致的，疑似校園欺淩只是影響因素之一。”

不過他指出，即便在氛圍開明、陽光安全、管理規範的學校，雖然學校可以保障孩子擁有平等參與學習、交友等活動的機會，但每位孩子的學習狀態、友誼品質、同伴衝突事件依然會因人而異。換句話説，減少校園欺淩、歧視等消極事件的發生，是在給孩子們提供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而要實現具有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健康成長和積極發展，則需要學校、家庭以及孩子自身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讓女兒就讀普通學校，逐漸回歸正常的人生軌跡，是周麗和丈夫多年來努力的方向。但多位受訪專家也指出，融合教育在落地執行時存在現實困難和局限。

李紫微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殘疾兒童在普通學校就讀，壓力一方面來自可能的欺淩，同時也與周圍環境和其自身適配度不高有關。例如，學校的運動會、聯歡會、春秋遊等活動，很多項目都是面向普通學生，“如果特殊孩子無法參加各類集體活動，長期處於班級邊緣位置，內心很容易産生負面情緒”。

作為長期關注校園霸淩的公益機構，陜西光合行動青少年教育與發展研究院的負責人沈旭表示，家長讓殘疾孩子進入普通學校的訴求合乎情理，但這也對學校和老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她指出，班主任同時管理幾十名學生，既要兼顧全體學生的節奏和情緒，也要注意殘障學生的風險管控，在給予充分保護的同時，又不能傷到其尊嚴，“比如一些特殊課程，讓這個孩子加入會更溫暖、更人性化，但確實會影響整體效果或節奏。這種情況下，普通老師可能就做不到面面俱到，需要系統的心理學、特殊教育專業的訓練”。

呼倫貝爾市關於殘疾兒童隨班就讀的有關文件規定，要選聘具有一定特殊教育素養、熱愛特殊教育事業的優秀教師，擔任隨班就讀學生的班主任和科任教師，每學期組織2—3次隨班就讀輔導教師培訓和教研活動，學校達到無障礙設施要求，且每學期要召開1—2次殘疾學生家長座談會等。

據紅星新聞報道，市教育部門相關負責人向小蕓父母表示，小蕓去世這一年，心理老師代老師一直陷入自責，事發前她曾想找機會跟小蕓父母見面，但沒料到小蕓會自殺。這也給當地教育敲響警鐘，事發後教育部門已聯合當地醫院專家及心理健康協會會員，深入各個學校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訓。負責人同時坦言，心理健康教育師資隊伍確實“太缺了”，心理老師並非專業的心理諮詢師，只能對孩子進行疏導，無法進行心理健康的治療。

這應和了沈旭在實地研究中的發現。許多中小學都設置了心理諮詢室，並且配備了完備的硬體設施，但並不代表心理老師掌握了專業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很多心理老師可能只掌握了理論話術，缺乏實操訓練，也無法識別和處置校園欺淩現象，“所以在面對真實案例時，只能輸出心靈雞湯，甚至無法感知學生孤獨和挫敗的處境，最終錯過了干預時機”。

陳光輝也指出，編制缺口大、專職化率低，是我國中小學心理健康教師隊伍面臨的突出問題。部分地區學校嚴重缺少專職心理教師，而在崗心理教師會因為崗位邊緣化、職業發展通道不通暢，導致職業發展動力不足。此外，對於整個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體系而言，還存在一些地區和學校“重檢查、輕實效”，預防前置機制缺失，心理篩查工具難以保障科學性和適配性，危機干預不及時等問題。

採訪中，沈旭表達了自己的擔心，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小蕓的悲劇如果僅僅止步于追責和懲罰，不補齊機制上的短板，可能會讓一些學校和教師為了規避潛在麻煩，更加不願接受特殊學生。（原標題：小蕓的悲劇不應僅止步于追責，融合教育之困和心理疏導短板值得深思 中國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