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的操縱：自戀型人格為何在當代頻繁被激活？

綜藝《再見愛人4》中，嘉賓楊子和黃聖依的溝通方式引發了受眾熱議。頻繁的打斷、説教、下判斷，楊子習慣的表達方式讓不少觀眾感到窒息。觀察嘉賓papi醬的一句“他怎麼那麼喜歡給人上課、喜歡給人當爹？”精準捕捉到楊子的情感姿態帶來的壓迫。觀眾們將這種夾帶優越感與控制欲的情緒傾向歸結為“自戀型人格”的典型表現。

“NPD”（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的縮寫，由於涉及到臨床診斷性，文內以“自戀型人格”代替流行語言中的“NPD”）一詞隨即登上熱搜，“他是不是 NPD？”成為了網友們樂此不疲的心理診斷遊戲。專業術語“自戀型人格”迅速被社交語言消費，變成一種流行的情感標記，輕易地被貼在失敗關係中的某一方身上。

在網路玩梗之外，“自戀型人格”標簽的廣泛傳播或許揭示了一種更深層的情緒共鳴——我們都已經模糊地意識到：這個時代正在生産越來越多的“自戀”者。以美國喬治亞大學心理係教授W.基斯・坎貝爾為代表的心理文化學者將近半個世紀定義為一個被自戀文化挾裹的“自戀時代”。在今天，“自戀”已經成為一種集體性的精神氣候，深刻地改變了現代人的自我體認，以及與他人建立聯結的方式。

從業以來，心理諮詢師邱雨薇一直關注“自戀型人格”的相關議題，為相關受害者進行心理諮詢，並主持播客“邱後算賬”與“親愛的勇敢者們”，為更多人提供公共交流、彼此照見的平臺。

她發現，當代中國與坎貝爾寫作的時代共用著相似的文化語境。新自由主義與消費文化大行其道，社會結構性問題與資訊爆炸的合謀，讓越來越多人困囿于封閉的自我，拒絕同他人實現理解。

什麼才是健康的自我價值感？它與病態的自戀之間的界限在哪？當不得不與一種籠罩性的“自戀文化”共處，我們該如何辨識關係中那些隱秘的操縱，又該如何想像一種不再被自戀邏輯主導的、更有活力的關係形態？這可能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共同面臨的難題。

01 認識自戀型人格，要超越病理化的視角

古希臘神話中，美少年納西索斯（Narcissus）臨水自觀，沉溺于自身的水中鏡像，最終孤獨隕歿。納西索斯的故事在後來成為“自戀”的經典隱喻：當愛的目光僅僅折返于自我的完美想像，周身所有意欲靠近的觸手都被輕蔑地隔絕，“我”與“他者”的關係以及“我”本身，都會變成貧乏脆弱的幻影。

相較于“NPD”一詞作為流行語在中國網際網路語境中的迅速發酵，納西索斯成為自戀者的象徵，歷經的是一段緩慢的來路，與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專業化的歷史緊密相關。1898年，英國醫生哈維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首次將“納西索斯傾向”（narcissus-like tendency）引入進心理描述。20世紀初，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進一步系統化了“自戀”理論，啟發我們：當愛的能量無法指向他人時，將回流至自我，滋生一種病態的幻想結構，讓個體逐漸失去與現實世界的聯結。

雖然精神分析在科學主義潮流中被遺留在了歷史的邊角，但“自戀型人格”依然被納入主流心理學的臨床診斷之中，過度的自戀被定義為一種病理表徵。《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明確指出，“自戀型人格障礙”是一種缺乏同理心的普遍心理行為模式，依據不同的測量標準，自戀型人格障礙在人群中的平均患病率為1.2%-6.2%。

這一定義中的“同理心”引發了邱雨薇的思考。將自戀型人格障礙定義為同理心的“缺乏”，暗示著一种先天的失能。但從來訪案例中，邱雨薇意識到自戀型人格也許並非天然匱乏感受他人的能力，而是擅于隨時撤回他們用以表演關心與理解的同理心。

當蓓兒走進心理諮詢室時，邱雨薇在她身上覺察到了艱難的掙扎。那是一次“斷崖式”分手，讓蓓兒幾乎喪失了自我判斷的能力，以至於她“懷疑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讓他對我的印象大打折扣”，“時常搞不清到底是他的問題，還是我不夠好”。

難解的困惑源於伴侶前後殊異的態度。在關係前期，伴侶對她一見鍾情，迅速開啟了熱烈的主動追求，而當蓓兒分享了自己不符合前任婚戀觀點的思考，對方的態度迅速變得冷漠，大吼大叫著數落蓓兒的種種“罪狀”。這種反差巨大的親密體驗，讓蓓兒在關係中迷失，分不清誰才是那個“有問題”的人。

“很多人以為自戀型人格是欠缺共情能力的人，但並非如此，”邱雨薇指出，“蓓兒的案例表明，關係前期自戀型人格非常善於營造氣氛、推進關係，這些都需要同理心的調動。”

問題在於，在面對衝突時，自戀型人格的同理心迅速收回。他們看似共情，實則操控；渴望親密，卻拒絕真實；他們需要伴侶順從依附，無法忍受伴侶成為自己。當自身利益受到挑戰，自戀型人格只會以忽略、暴怒、欺騙的方式面對問題，這是正常的“自戀”與作為一種症候的“自戀型人格障礙”的區別。

在這個意義上，自戀型人格不能被簡單歸結為個體的病理缺陷。應該考量在個人利益遭受衝擊的一瞬，是怎樣的社會文化心態讓自戀型人格下意識地以傷害替代了協商。擁有心理學與社會學雙重學術背景的邱雨薇沿著心理學臨床化的歷史洄遊，重拾弗洛伊德于歷史深處的提醒：了解一個人的心理模式，需要剖析其成長歷程中的隱秘創傷，且私人的創傷必然植根于更宏觀的社會症候中。

因此，在2024年出版的《戀愛中的暴君》一書中，邱雨薇強調，對自戀型人格的反思不應止步于如何“識別”這類人格類型，更應該繼續追問，自戀型人格為何會在當代社會中如此頻繁地被激活？它背後究竟回應了怎樣的時代情緒與關係想像？

只有鬆動那些被病理化的“天性”或“缺陷”，將結構性的視角納入對個體關係的反思，才能迎來更徹底的解放。

02 匱乏的情感教育與難解的性別階級困境

“沒有愛能流出我的身體”。在英劇《去他*的世界》中，主角詹姆斯這樣形容自己。詹姆斯曾目睹母親自殺的場景，且與父親幾乎沒有情感交流，靠虐待動物來驗證自己是否還擁有“感覺”。仿佛只有在施展暴力的瞬間，他才能模糊覺察到那種名為情感的衝動。直到與少女艾麗莎意外結伴踏上一場逃亡公路旅行，詹姆斯才得到了人生第一份真正意義上的情感啟蒙，感受陌生的溫流在心中化開。

《去他*的世界》是一部真空的童話。長期缺失的情感教育在一次堂吉訶德式的冒險旅途中實現，危險和意外逼迫詹姆斯迅速成長，但家庭和社會教育系統仍然失語，無力回應詹姆斯和艾麗莎的未來。回到現實，邱雨薇提醒我們注意，滯後的情感教育系統與不平等的性別、階級結構合謀，正深刻地影響著“自我”的形成，讓自戀和情感壓抑成為了與男性氣質緊密捆綁的特質。

邱雨薇認為，從生理角度看，男性和女性出生時在情感需求上並沒有本質區別，但美國醫學博士希妮・阿姆巴達爾（Sheenie Ambardar）的研究表明，被診斷為自戀型人格障礙的人中，男性的比例是女性的3倍，這是因為“男性長期習得的是壓抑情緒，而非處理情緒的能力。”

西方社會自90年代開始嘗試通過“社會情感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來修補青少年的情緒教育缺口。相關理念2011年才在中國教育體系中露面，且難以穿透深層的性別期待，“男兒有淚不輕彈”、“要像個男子漢”等文化敘事持續地固化著理想的男性形象。此前曾被廣泛討論的“男孩教育危機”正暴露了教育體系對男性氣質的潛在要求，“陽剛之氣”成為強加於男性身上的隱形盔甲。

邱雨薇的社群成員萬萬仍然記得，小時候的自己不習慣大聲説話，被同齡人譏諷為“娘娘腔”，甚至被老師在公開場合羞辱為“噁心”。當他不解于這樣的評價，試圖找父母印證，迎來的卻是攻擊的再一次複製：“你能不能不要這麼噁心？”密不透風、單一嚴苛的評價體系從學校延伸至家庭，讓萬萬直到現在仍感覺自己所有的自信只是一種“偽裝”。“脆弱”、“悲傷”等情緒雖早已被排斥出他的表達系統，卻一直潛伏在心室深處，如沉默粘稠的藤壺。

社會傾向於以高度工具化的方式定義“成功男性”：一個“好男人”無關其是否擅長溝通、敏感體貼，而是關於是否“事業有成”。情緒被視為效率的負擔，感知力成了不合時宜的累贅，於是男性被推向一種危險的斷層：外在強大，內裏空心。邱雨薇發現，“當男性不用承擔表達和處理情緒的責任，只需要對外在評價負責，這樣的標準會成為一把雙刃劍——男性減少情感勞動的同時越來越走向自我壓抑”。自戀型人格行為是這種結構性壓迫下的創傷反應。

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的研究印證了邱雨薇的觀察，在《改變的意志：男人，男子氣概與愛》（The Will to Change: Men, Masculinity, and Love，2004）一書中，胡克斯指出，父權文化將男子氣概推向了兩極化，男子氣概表現為或是趨於暴力，或是極度脆弱。這種二元性在自戀型人格的人格氣質上有清晰的體現。

那麼，是否有可能想像出一種健康完善的男性氣質？邱雨薇認為這樣的設問事實上顛倒了性別氣質與自我教育的關聯：“新的男性氣質不可能由某種理論框架自上而下地強行構建。應該來自男性自身的主動反思與修復。有改變意願的男性，可能會在探索過程中基於自身需求和情緒，借鑒對於資本主義父權制的批判，發展出新的性別氣質。”她説，“這也是男性必須學會承擔的責任。”

當然，自戀型人格並非男性專屬。現實往往更為複雜：暴力的受害者也可能複製新的暴力。一位來訪女性曾告訴邱雨薇：“我是個女性主義者，但我竟然沒有辦法理解我的母親，這讓我痛苦，也讓我感覺失敗”。她的母親，有明顯的自戀型人格傾向。

隱秘的暴力在關係鏈條上不斷傳遞，膨脹的主體對他人施加的傷害早已超出性別的劃分。性別壓迫不過是不平等權力結構壓迫最直觀的一環，繼續追問結構的根源，我們終將抵達一個更基礎的議題：階級。

在“邱後算賬”的一期節目中，嘉賓宇梵分享了階層跨越的經驗對自己情感的型塑。邱雨薇總結道，中國社會過去三十年廣泛的階級流動經驗讓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了相當大部分人的生存信條。成為這一法則之下的佼佼者要求人迎合外在的評價體系，並將這種外在期待轉化為對自己和身邊親密之人的壓力，個人內心更隱幽的情感需求被一再遮掩。

在艱難的自我訓練後，宇梵坦言：“相較于別人，我就像是赤裸上陣。於是我訓練自己學會了只關心我想要的是怎樣的生活。將自己從主流評價體系中剝離出來，是一個痛苦但值得的過程。”

這或許正是“自戀時代”的艱難一課：在一個壓抑情緒、獎勵競爭的語境中，真正的復原不是順應外在評價體系自我優化，而是敢於卸下壓抑情緒的盔甲、回望內在，重建真實的情感連接。

03 自戀時代的“愛無能”

重審投向自我的目光，不是為了將視力永久地停駐于自身。邱雨薇始終強調，反思自戀議題，是為了重新開啟與他者相遇的可能。在她的心理諮詢實踐與思想寫作中，親密關係的重建成為突破自戀封閉結構的一條路徑，是“自戀時代”的革命者向愛欲敞開的努力。

不過“愛是什麼？”這一問題從未有恒定的答案。回望上世紀70年代至今，“愛”在中國的面貌歷經變遷。曾經愛被表述為“月亮代表我的心”，理想、堅實的愛欲被整個年代信任與傳唱；而90年代以後，當都市經驗與市場經濟裹挾個體，流行的聲音是：“感情需要人接班/接近換來期望/期望帶來失望的惡性迴圈”。愛情成為了可轉移的商品，愛的主體在不穩定的情感遷徙間成了提心吊膽的“帶罪羔羊”。

在診療室中，邱雨薇也觀察到，相較于追問“什麼是愛”，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以“愛無能”來自我標識，有關愛的建構性想像趨於失語，無法愛他人成為一種被自嘲接受的心理狀態。愛與個體意志的交織在今天的變體，呈現出對浪漫愛情神話的懷疑。

這不僅是一種情緒困擾，更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症候。邱雨薇認為“愛無能”的心理狀態實際上與嵌入新自由主義話語的“自戀式主體”密切相關。德國哲學家君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曾批判新自由主義下的個體自由是一種“自我肯定式的自由”，即自我需要通過否定別人來肯定自己。在現實中，這種過度強調個人主義的路徑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連接，讓現代人變得既缺乏“愛的意願”，也缺乏“愛的能力”。

“愛是一種需要意志的行為。”邱雨薇説，“它要求你走出自我，去顧及另一個人的情緒與需求。”而當下，簡單的愉悅唾手可得，娛樂短視頻、即時性社交讓太多事情變得過於輕鬆，以至於很多人都不再願為了理解一個人而付出努力。同時在過於強調效率和競爭的處境中，人們更傾向於把親密關係也納入一種市場邏輯來運作。

邱雨薇的觀察揭露了新自由主義語境下市場邏輯與技術工具的共同運作下對現代人的親密關係體驗的革新。正如文化社會學家伊娃・伊洛斯（Eva Illouz）利用“情感資本主義”一詞中所描述的那樣，現代社會的情感早已被資本邏輯與工具理性深度塑形。我們與誰相遇由演算法決定，如何表達情緒受制于界面設計，“自我認知”則通過數據畫像來完成。愛再也不是神秘難解之物，而是被不斷切割與編碼的數據流，親密關係成為一種可度量、可替換的體驗。

據中國青年網2021年的調查，中國89%的青少年使用過交友軟體。疫情之後，線上婚戀交友軟體的市場估值大幅度提升，三年間從2020年的51.3億元攀升至2023年的93.8億元。在今天，線上交友已成為一種普遍的關係交往模式。在資訊淘洗的競賽中，每個人都成為別人眼中的參數化對象，也渴望成為被挑選的“最優解”。

但邱雨薇強調，儘管交友軟體提升了篩選的效率，卻也帶來了一層危險的邏輯倒置。種種標簽讓自我成為公開展覽的商品，方便他人篩選，也讓人不斷産生“總能找到更好的”的幻覺，以至於人們只關注愛的對像是否符合自己的篩選標準，而忽略了對自身愛的能力的訓練。“當親密關係被化約為‘匹配’與‘符合’，愛便不再是一種動態生成的關係，而是一場利益驅動的交易行為”。

“可關係的建立從來不只是匹配那麼簡單，它需要艱苦卓絕的經營，需要不斷的投入、磨合與調整。”從心理學的視角看來，自我的邊界充滿彈性，是不斷在關係中被塑造與調整的。一個人的價值，不僅關於“我是誰”或“我能做什麼”，更重要的是，“我是否能與他人建立平等、尊重的連接”。

正是在這裡，“公平”成為對抗“自由”話語的重要維度。邱雨薇提醒，那些擁有更多社會文化資源的人，往往也擁有更多的情感選擇權，例如在多元關係實踐中，更高階層的男性往往擁有更大的選擇範圍，這使得自由本身成為不平等的再生産機制。

因此，相較于追求自由，“公平”才應當成為一段關係努力的方向，這要求關係雙方願意留在場中、持續傾聽彼此、不輕易抽身。這樣的練習不是順從外部期待的“自我優化”，而是一次次踏實勇敢的駐留，一次次在喧囂中為他人騰出空間的冒險，雖然艱難，卻是在愛情神話失魅之後，對“愛無能”痼疾的有力抵抗。

那麼，當經歷如此艱苦的情感勞動之後，我們最後獲得那個名為“愛”之物帶來的回報是什麼？

面對這個問題，邱雨薇沉思了片刻，然後輕聲回答：“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思考，我相信答案因人而異。對我來説，愛讓我能夠超越眼前的痛苦，讓我相信自己不孤獨。當‘我’變成了‘我們’，‘我’開始相信自己有更多可能，也能夠為他人帶去力量。這樣的意義感是無可替代的。”

同題問答：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當下的心理學熱？

邱雨薇：“心理學熱”説明人們對精神狀態和心理健康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渴望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是一件好事情。同時，我們需要警惕的是目前心理學和資本化運營綁定在一起，可能會通過製造某些概念或者引發情緒去促進消費，使人被演算法操控，變得越來越焦慮，背離了心理學“認識你自己”的初衷。作為消費者，我們需要用批判性的視角去看待所接收到的內容。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這樣的説法——心理學會把責任都推給個人，仿佛社會就不需要承擔什麼責任？

邱雨薇：主流心理學是受個人主義、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去背景化，關注個體的改變，缺少結構性視角。這確實是心理學被詬病的一點。心理學也有把個人-社會相結合的跨學科嘗試，比如：社會心理學、社區心理學、解放心理學、去殖民化心理學等。我自己在近些年在理論建構和實務工作中希望把“自戀”這個議題放在更複雜的權力關係中去理解，不僅包括個人、關係的層面，還有階級、性別、民族、國家的視角。

界面文化：你如何理解年輕人在“躺平”與“內卷”間掙扎？你會如何建議？

邱雨薇：這背後表現出來的是在這個越來越不確定的時代，個體的選擇問題。傳統的發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可能不再適用於當下高速發展的環境。我們如何接受並回應時代的發展？這需要我們關懷自己的身心健康，打破對於既定路線的執念，結合自己的需要。

界面文化：“韌性”總被拿來描述個體如何抵抗衝擊，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你覺得它意味著什麼？我們可以如何維持一種不被打散的韌性？

邱雨薇：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韌性”意味著個體能夠有自己的錨點，並且能更靈活地適應社會的變化。“韌性”不是不受衝擊，而是當受到衝擊後，按著自己的節奏來，獲取有效的資訊和資源，調整好狀態，然後再行動起來。

“韌性”不只關乎個人的能力，也是聯結更多的人，建立支援系統，打破原子化的狀態。

堅持自己所熱愛的，慢一點也沒關係。

界面文化：很多心理學詞彙比如原生家庭、MBTI人格、自戀型人格……都非常流行，怎麼看待人們依賴各種術語給自己或他人貼標簽的趨勢？

邱雨薇：“貼標簽”在創傷療愈的初期也被稱為“命名”，也就是通過掌握一個框架，幫助我們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更好地賦權個體，因為“知識就是力量”。

隨著個人力量感的提升，依賴“標簽化”的方式無法看到個人的議題和關係的動態，就需要有更複雜的視角看問題，打破“非黑即白”的模式。如果過度依賴標簽，不僅不會幫助我們進一步地了解自己，還會陷入“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用“標簽”去定義自己。比如：我是個自戀型人格，所以我就可以繼續在關係中虐待伴侶。

界面文化：有沒有什麼方法或者經驗，在你感到混亂或失衡的時候能讓你平靜下來？

邱雨薇：如何應對情緒壓力是很重要的技巧。因為在混亂或失衡的狀態下，我們會習慣性地通過解決問題去緩解情緒。可是，當這個問題難以一下子解決，很可能就會陷入到失控的狀態裏，難以集中注意力做事情。我們可以通過：覺察情緒、命名情緒、看到情緒背後的需要並滿足需要，這個流程來應對情緒的挑戰。

情緒不是敵人，而是協助我們完成事情的重要幫手。它聯結內在-外在，幫助我們更好地做出改變。比如：在工作中，我對工作合作方處理問題的方式有強烈的情緒。如果是憤怒，可能遭到了不公的對待，需要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如果是恐懼，可能項目出現了拿不準的事情，需要做出進一步地調研和溝通；如果是無力，可能是壓力過大，需要休息或者換工作。(原標題 邱雨薇：在“自戀時代”，愛他者是一項艱難但必要的練習 界面新聞實習記者郭珂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