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0日，2017年度中國考古界的奧斯卡獎--“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北京揭曉。山東濟南市章丘區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從26個終評入圍項目中脫穎而出，榮獲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是中國考古界的最高榮譽。隨著焦家遺址的入選，章丘境內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增加至5處，分別是城子崖龍山與岳石文化遺址、西河遺址、洛莊漢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遺址、危山漢代墓葬與陪葬坑及陶窯、焦家遺址。一個區縣級區域內有5處“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在國內絕無僅有。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考古最新發現——章丘焦家遺址的情況。
201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章丘焦家遺址
焦家遺址于章丘區西北約20公里處，南距城子崖遺址5公里。主要遺存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下限為漢代。遺址各時期總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
2016-2017年春夏，山東大學考古與文博學系和龍山文化博物館兩次發掘該遺址，合計發掘面積約2170平方米，發現了極為豐富的大汶口文化遺存，包括1圈城墻和壕溝、218座墓葬 、116座房址、1座陶窯等。另外在發現的974座灰坑中，還包括少量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漢代灰坑。
這次發掘的主要收穫：對發掘區域內的聚落佈局和聚落變遷有了較為清楚的認識；發現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的城墻和壕溝遺存，焦家遺址應是目前發現海岱地區年代最早的城址，為龍山時代諸城林立的盛況找到了本地源頭；取得一批系統和豐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埋葬和祭祀材料，全墓地具有高達62.8%的葬具使用率，這在其他墓地中是極為少見的。墓葬等級分化明顯，有不斷加劇的趨勢。發現數量不一的玉器。焦家遺址代表了一處極為重要的黃河流域用玉中心。 除此之外，還存在男女合葬、拔牙、手握獐牙、隨葬貝類、隨葬彩繪陶器等現象，這些都極大豐富了對大汶口文化葬制和葬俗的認識；填補了魯中北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階段居住形態研究的空白
從地理位置上看，焦家遺址距離龍山文化中心城址——城子崖遺址只有5公里，處於古代文化發展底蘊極其深厚區域的核心地帶。城墻、壕溝和一批大型墓葬的發現，加之相當數量的大汶口文化玉器和白陶的發現，昭示了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階段，焦家遺址是魯北地區具有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意義的重要遺址。
長期、系統的開展焦家遺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對於探討魯北地區聚落結構和人地關係、深化中國東部地區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和價值。
接下來，讓我們細數一下其他的四處遺址。
1990年度和"七五"“雙十大考古發現”
城子崖龍山與岳石文化遺址
城子崖遺址位於章丘區龍山街道武原河畔。1928年由吳金鼎發現，總面積為22萬平方米，是中國第一個由中國考古學家發現、發掘和出版考古報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遺址內涵豐富，延續時間長，堆積層分為三層，上層為周代文化層，中層為岳石文化層，下層為龍山文化層，出土了大批各時代的文化遺物。下層的龍山城址南北最長處530米左右，東西寬約430米左右，佔地面積約20萬平方米。城址內文化層堆積豐富，有房基、水井、窯穴等遺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為主。石器多為磨制。還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進行過兩次發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為顯著特徵的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疊壓在龍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積為17萬平方米。城垣夯層規整，夯土堅實。
1990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子崖遺址進行了勘探和發掘，發現城子崖遺址是由龍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疊而成，澄清了60年來有關城子崖遺址時代的爭論。其中龍山文化城址面積達20多萬平方米，為這一時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這一發現對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和中國文明起源等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並由此揭示出來的龍山文化，對於認識和研究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為中國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城子崖及其周圍的古代遺址，形成了一個從新石器時代到兩漢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區。城子崖龍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雛形，説明當時它已經成為一個權力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發現，填補了我國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龍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間尚未發現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發現，為研究中國文明起源、中國城市發展史及夷夏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
199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章丘西河遺址
西河遺址位於章丘區龍山三村西北部，東距龍山文化命名地——城子崖遺址約1600米。遺址西部和北部為巨野河支流——西河所環繞，遺址因此而得名，現存面積 40 多萬平方米。西河遺址距今約9000～7700年，于1987年文物普查時發現，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8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西河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掘面積1350平方米，清理了19座新石器時代房址，房址採用大致平行的橫行式佈局，房內有2～3組設計巧妙的燒灶，並有居住、炊飲、活動的功能分區。一些房址中釜、罐、壺等陶器及石器仍原地擺放，頗為難得。出土的陶塑作品造型逼真，是我國較早的手工藝品，在全國罕見，為我們探討陶器的起源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西河文化陶器以夾砂紅褐陶為主，在製作工藝上都還有非常大的原始性。居民的生活已經比較穩定，這些造型各異的陶器已應用到生活的各個方面。更有趣的是，陶器上還有些花紋，以指甲紋為主。西河遺址還出土了一些骨飾和蚌飾，展示了西河先民對美的追求和審美意識的萌芽。
西河遺址的發掘對於研究山東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考古學文化面貌、年代分期、經濟生活、社會狀況、房屋建築和聚落形態具有重要意義，榮獲199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0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
章丘洛莊漢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遺址
洛莊漢墓位於章丘區棗園街道洛莊村西。在1999年和2000年進行的洛莊漢墓考古發掘中，發現了30多座陪葬坑，出土了3000多件各類珍貴文物。特別是19件編鐘、107件編磬和3輛駟馬王車的發現，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考古界的高度重視。濟南洛莊漢墓還出土了金銀飾品700多件，它們大的有70多克，小的只有5、6克。洛莊漢墓出土的編鐘是目前為止國內考古中發現的第一套西漢時期的編鐘，它與戰國編鐘在形態、花紋等方面都有明顯區別。更難能可貴的是，這套編鐘不是為殉葬而專門製作的禮器，而是一套實用編鐘，至今尚能演奏出《茉莉花》、《蘇武牧羊》等曲目。
洛莊漢墓的發現與發掘，在漢代王陵考古史上創下了數個第一。其王陵面積之大，為已知漢代諸侯王墓之最；墓中出土的3輛駟馬王車在秦漢考古史上首見；樂器更是有登峰造極之勢，其編鐘為雙音鐘，在漢代考古中首次發現，一次性出土編磬107件，數量超過以往漢代考古所出編磬之總和。該墓已發現的30余座陪葬坑和祭祀坑，為目前漢代諸侯王陵中數量最多的一座，其分佈于墓葬周圍反映了埋葬過程中的禮儀活動。為漢代陵墓的考古學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數個第一塑造了獨一無二的洛莊漢墓，其文物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藝術價值之高，震驚世人，是謂驚世漢王陵!此次發掘榮獲200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0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章丘危山漢代墓葬與陪葬坑及陶窯
危山位於章丘市的西側，309國道南側。地處平原與山區的交接處，海拔高度約205米。2002年11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館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危山發現的車馬俑坑進行了發掘。2003年，進行了大規模的勘探，並對發現的部分陶窯、墓葬進行了發掘工作。通過對危山風景區的考古勘探、發掘，基本弄清了危山漢代陪葬坑的分佈情況；從三座陶窯發掘情況看，三座陶窯應是燒制車、馬、俑的；發現的十余座小型墓葬應與陪葬坑有關。
隨著章丘洛莊漢代王陵的發掘及平陵城的勘探、試掘工作的開展，對漢代濟南國的歷史研究，受到學術界及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危山漢代陪葬坑及墓葬的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無疑為漢代濟南國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從危山陶窯周圍出土的陶器及墓葬出土隨葬品分析，危山發現的陪葬坑、墓葬及陶窯等大致也屬西漢早期或中期早段。危山車馬俑陪葬坑的發現，是山東地區漢代考古的重要發現。
在危山發現了三座陶窯，從其填土及周圍堆積情況看，應為主要燒制車、馬、俑的陶窯。危山車馬俑坑中，出土陶車5輛，有雙轅車和單轅車兩類，車的構件除車軸及傘蓋的杠外，均為陶土燒制而成的，一輛車的構件，多的達100余個，這為漢代車的研究提供了完好的實物資料。危山陪葬坑中出土的車、馬、俑均有彩繪，陶俑的彩繪主要表現了衣冠服飾，車馬的彩繪主要表現車馬的配飾。對彩繪的保護和研究，為漢代服飾及車馬的組裝及係駕法研究提供了實物依據。
通過勘探，基本弄清了危山陪葬坑及其他遺跡的分佈情況。勘探資料對危山漢代陪葬坑及其他遺跡的保護提供了較為準確的資料依據，也有助於人們對其性質的分析與研究。
考古發現的意義不只存在在字行的表面。考古發現的過程是從挖掘文物承載的文明、還原歷史，到訴説人文精神、感悟民族性格，讓觀眾能夠感知文物流淌著血液、與自己的血脈相連，從而激發潛在的民族文化自信的過程。五千年中華文明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內涵，正是有了對國家的、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中華文明才能生生不息、發展壯大。只有對自己的文化有堅定的信心，才能獲得堅持堅守的從容，鼓起奮發進取的勇氣，煥發創新創造的活力。了解歷史，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讓傳統文化血液在新時代延續，跳動有力的脈搏、換發嶄新的活力，形成凝聚人心的精神紐帶，如此方能守護好文化根脈、描繪出光明未來。(通訊員 孟凡庚 韓麗麗 李東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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