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
筆者冒昧地認為,厲以寧在對倫理、道德問題的研究過程中,實際上不自覺地選擇了這樣一種思路:那就是:經濟學諸多涉及“公共領域”的問題,實際上可以通過道德重整和社會理念的轉變來加以緩和,乃至解決。這裡隱含著一個重要前提,即人並不是完全“自私”的,或者説,人們的“私心”是可以通過道德教化來加以改變的。我們看到,正是這一點,與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假設存在著差異。
在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經濟人”是最為基礎的假定。亞當 斯密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他發現了市場經濟的真正奧秘,那就是:在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每個人經由“利己之心”出發,最終卻達到了“利他”的目的,從而全體社會成員的福祉最終都得到了增進。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則指出:市場並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制度裝置所組成的“實存”,正是在這些制度的約束下、激勵下、引導下,才將人們的“利己之心”匯人了“利他的軌道”。與此同時,人們發現,由於“公共領域”的存在,市場並不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所以要有政府,但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政府制定的制度來改變人們的“約束”,從而使他們做出“利他”的行為。
同厲以寧一樣,我們也認為人類並不是完全自私的,人們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準是可以通過教育來提高的,利他主義、道德調節在整個非經濟領域中確實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這樣一個事實不可否認:在經濟生活領域,人們的“利己心”要遠遠多於“利他心”,“經濟人”也要遠遠多於“道德人”。進化博弈論的研究則發現,只要絕大多數“經濟人”尚未被“教育轉化”為“道德人”,“利他主義”就不是一種能夠勝出的戰略。如果説這一認識描述的正是市場經濟的現實,那麼,對於我們這樣一個轉型發展國家,它的意義就更為明顯了。馬斯洛告訴我們,只有在滿足了生存需要之後,人們才會去追求歸屬,才會去追求尊重,才會去追求個人的全面發展。先賢教導我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不能利己,焉能利人”?他們所闡釋的不正是這樣一種含義嗎?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種種例子不正説明瞭這一點嗎?
由是觀之,“經濟學不講道德”並不在於它不承認道德的存在,它之所以採取“先小人,後君子”的態度,完全是由於“人人皆有小人之心”的現實。所以,我們認為:經濟學的主旨應當在於對經濟制度的研究;它所關心的應當是如何通過有效的制度來“引導”人,而不是如何通過高尚的倫理來“教育”人。這正是我們和厲以寧的分歧所在。
(作者係南開大學博士)
《遠東經濟畫報》雜誌 2002年0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