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冒昧地認為，厲以寧在對倫理、道德問題的研究過程中，實際上不自覺地選擇了這樣一種思路：那就是：經濟學諸多涉及“公共領域”的問題，實際上可以通過道德重整和社會理念的轉變來加以緩和，乃至解決。這裡隱含著一個重要前提，即人並不是完全“自私”的，或者説，人們的“私心”是可以通過道德教化來加以改變的。我們看到，正是這一點，與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假設存在著差異。

    在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經濟人”是最為基礎的假定。亞當斯密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他發現了市場經濟的真正奧秘，那就是：在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每個人經由“利己之心”出發，最終卻達到了“利他”的目的，從而全體社會成員的福祉最終都得到了增進。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則指出：市場並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制度裝置所組成的“實存”，正是在這些制度的約束下、激勵下、引導下，才將人們的“利己之心”匯人了“利他的軌道”。與此同時，人們發現，由於“公共領域”的存在，市場並不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所以要有政府，但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政府制定的制度來改變人們的“約束”，從而使他們做出“利他”的行為。

    同厲以寧一樣，我們也認為人類並不是完全自私的，人們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準是可以通過教育來提高的，利他主義、道德調節在整個非經濟領域中確實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這樣一個事實不可否認：在經濟生活領域，人們的“利己心”要遠遠多於“利他心”，“經濟人”也要遠遠多於“道德人”。進化博弈論的研究則發現，只要絕大多數“經濟人”尚未被“教育轉化”為“道德人”，“利他主義”就不是一種能夠勝出的戰略。如果説這一認識描述的正是市場經濟的現實，那麼，對於我們這樣一個轉型發展國家，它的意義就更為明顯了。馬斯洛告訴我們，只有在滿足了生存需要之後，人們才會去追求歸屬，才會去追求尊重，才會去追求個人的全面發展。先賢教導我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不能利己，焉能利人”?他們所闡釋的不正是這樣一種含義嗎?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種種例子不正説明瞭這一點嗎?

    由是觀之，“經濟學不講道德”並不在於它不承認道德的存在，它之所以採取“先小人，後君子”的態度，完全是由於“人人皆有小人之心”的現實。所以，我們認為：經濟學的主旨應當在於對經濟制度的研究；它所關心的應當是如何通過有效的制度來“引導”人，而不是如何通過高尚的倫理來“教育”人。這正是我們和厲以寧的分歧所在。

     （作者係南開大學博士）

    《遠東經濟畫報》雜誌 2002年0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