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人們見面打招呼時常會問：“你最近加入了哪個環保NGO？”這意味著加入任何一種民間環保組織已經成為現代都市人時尚生活的標誌。

    是的，當我們面對各種氾濫的基因食品，當我們眼看著自然界的動物和濕地越來越少而各種廢氣越來越多，當我們漸漸聽不到孕育了人類文明的母親河那洶湧的奔騰之聲時，我們該行動了。NGO信任和需要每一位志願者。

    從1995年北京舉行“世界婦女大會”開始，在我們的生活中，NGO一詞漸漸被人們認識，這就是非政府組織（No－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與之相應，根據工作性質也稱其為NPO（No－ProfitOrganizations），即非營利性組織。

    在海外，NGO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興起，80—90年代高速發展。目前，NGO對社會發展的推動和影響已經比肩政府和企業。它正在成為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等領域的第三支柱。正如三角形的穩定性一樣，當今社會的非政府組織填補了政府與企業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形成的空白。

    NGO的社會地位

    發展是人類社會産生至今從未放棄過的目標。然而，二戰結束後，由政府和企業推動的片面追求以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模式逐漸顯出了弊端，並逐步被非政府、非營利性研究機構提出的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所取代。NGO的關鍵優勢在於，他們擁有專業的知識、技術及調查能力，擁有更加單純的社會責任感和充沛的創造力，而且帶來了更基層團體對這個過程的參與支援。NGO組織總是走在為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服務的前沿。

    非營利性和公益性是NGO的核心，此兩點，甚至使NGO在某些國家成為“公信力”最高的機構。而民間環保組織的活動自始至終充分體現了上述理念。

    環保NGO的最終目標

    在發達國家，無論你關注哪類社會問題，幾乎都可以找到與之相關的基金會，環保領域尤其如此。相對充沛、自由的資金支援，給了NGO適宜的發展環境。僅在美國，各種類型的民間環保組織的數量已經超過1萬個。不同環保組織都有自己的核心活動，涵蓋環境和生態保護的方方面面。

    另外，海外民間環保組織的主要功能是：環境和生態的教育與研究；協助政府執行環境政策；監督企業並與之合作開發利於環保的産品及服務。以環境教育為例，對公眾的環境教育是為了建立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運作模式。

    亞洲NGO在發展

    在亞洲，除了日本的NGO很發達以外，印度、南韓以及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台灣省等地的民間環保組織也非常活躍。在此，由於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不同，我們暫且將香港、台灣的環保NGO等同於海外組織來研究。

    2000年美中友協舉行的NGO領袖討論會和2001年美國一家研究機構舉行的第一次兩岸三地環保NGO會議上，台灣代表舉例，台灣目前環保NGO所取得的每一點成就，都是民眾促使政府做出的。這跟歐美的情況一樣。當一件事受到民間一小部分人關注時，政府往往是麻木不仁的。這就需要NGO運用自己的民眾基礎、專業知識和溝通渠道，大聲呼籲並多方奔走，最後迫使一些政客也許為了他個人的政治前景而支援NGO的呼聲，並向國會或立法院提出報告，最後使NGO的某項訴求成為政策或法律。這種過程在西方是完全被民眾接受和認可的，它可以看作是公平的交易，具有雙贏的結果，是社會運轉的正常形式，也可以説是社會運作必需的程式。當然，這裡需要界定的是，NGO是否在該社會合法存在，是否可以發出聲音，立法院或國會議員有沒有必要去聽NGO發出的聲音（注意：不是立委或議員是否感興趣，而是他是否“必須”聽），一個立委或議員，乃至整個國會，長期不聽或罔顧NGO的聲音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等等，這是整個問題的關鍵所在。

    西方社會，並非任何決策都由政府主導，而很多是大公司、商界或是民間組織的意願。這三者的力量相互制衡與合作，推動社會前進。

    海外環保NGO與中國的合作

    目前，許多海外環保NGO已經進入中國。比如以行動著稱的“綠色和平組織”，它協同中國政府一起反對跨國公司在轉基因食物方面不負責任的行為；“香港地球之友”與中國國家環保局系統合作建立的地球獎，6年來為在環境領域有突出貢獻的個人和青年團體帶來了資金支援和社會的承認，同時它還支援著大陸學生環保組織；在東北虎和揚子鱷的保護研究領域，“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在我國開發三峽工程時，“國際河流網路”提出了很多建議；當我們的“綠色使者流動教學車”穿梭于城鄉之間，給孩子們送去環境啟蒙的課程時，或許你不知道，它的形式、理念和資金都來自德國的“拯救我們的未來基金會”；“珍古道爾研究會”提出的“根與芽”項目，鼓勵青少年自發設計和參與關愛環境、關愛動物活動，如今它已經在我國城鄉70多所中小學得到實施；當今的中國需要優秀的年輕環境領袖，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組建了“LEAD國際環境與發展學院”，並委託中國民間組織“環境與發展研究所”開設了培訓項目，這將使那些具有優秀潛質的種子長成未來支撐綠色事業的參天大樹；在保護我國特有物種藏羚羊的國際合作中，已紮根中國的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和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承擔了從會議、資金及裝備支援到面向海外宣傳等多重任務；而“全球綠色資助基金”已經給我們的民間環保網站、學生環保組織提供了數萬美元的贈款……

    當然，這也意味著中國給國際環保NGO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1985年，“國際鶴類基金會”主席阿基波博士，在鄱陽湖發現了“金礦”———1482隻白鶴。而此前的1980年，在國際鶴類基金會未進入中國之前，他們曾宣佈，世界僅存白鶴320隻。近20年來，國際最大的民間環保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在中國光為大熊貓的保護與研究投入的資金就超過3000萬美元。1998年洪水，地處湖北的麋鹿保護區陷入汪洋，麋鹿的食料告急！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緊急撥款5000美元……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與企業相同，國際合作的網路正越織越密越織越牢。同時，國際環保NGO的本土化，與中國民間環保組織的國際化都在快速推進。相信不久後，海內外的差異就會淡化。因為環保不存在東西方差別。

    珍古道爾博士的理念很好的詮釋了NGO在社會中的價值體現，“每個人都很重要，每個人都能發揮作用，每個人都能帶來變化。” （胡佳）

    《環球時報》 (2002年04月04日第十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