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日本的“水俁”事件、切爾諾貝利的核泄漏後,都可以看到民間環保人士活躍的身影,他們對阻止環境惡化,促進環保策略改善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中國,民眾環保意識曾經長期薄弱,一度出現哪有人,哪就有污染的狀況。衣食足而後有環保熱,中國民眾的環保意識逐漸覺醒,參與者或孤軍奮戰,或建立組織,為人們能夠“詩意棲居於大地”,竭盡綿薄之力。在張春山、田桂榮身上,在各種民間環保組織身上,我們看到了這種情形。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民間組織作為政府與企業之外的第三種存在,其作用日益凸顯。
在此過程中,政府對待民間環保的態度十分重要。本期專題意在反映萌芽期的民間環保組織或個人的生存狀態。
2002年1月1日,山東榮城天鵝湖。
新年第一天的陽光透過微朦的霧氣灑向湖面,也打在人們的臉上。綠家園————中國著名民間環保組織的志願者們,將一隻被“環志”(指給鳥類腿部套上標記小環,用於科研)的大天鵝放飛。
總部設在北京的“綠家園”,已是第三次走進天鵝湖。觀鳥、救護傷者、為天鵝“環志”,他們以各種方式保護著這一珍稀物種。
碩大的雙翼扇動著空氣,大天鵝飛起來了。它的鳴叫聲喚起了同伴。一時間,成百上千隻天鵝從泛著金光的湖面騰空而起。
同一時間。內蒙赤峰附近的一片荒漠上,一個名為“野風”的環保組織的十幾名參與者,默默佇立在風沙中。他們説:選擇在如此荒涼的地方度過新年,是為了自己一個警醒————不珍惜環境的後果,就是將來每一天都要在這樣的地方度過。
在中國,有著很多類似“綠家園”或者“野風”的組織。他們源於民間、傾情環保。他們以草根力量為保持青山碧水而努力。英文稱之為環境NGO(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縮寫);中國人的習慣叫法則是“民間環保組織”。
中國環境NGO:從0到2000
1994年以前,中國沒有環境NGO。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1993年北京首次申辦奧運會,當國際奧會官員詢問中國有無民間環保組織時,我方代表團不知如何作答。
發達國家環境NGO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刺激著中國的有識之士。1994年3月31日,中國首家環境NGO————“中國文化書院 綠色文化分院”經民政部註冊獲准成立,簡稱“自然之友”。現任全國政協常委、梁啟超之後梁從誡先生出任會長。
這股草根力量由此開始生長。1996年前後,“北京地球村”、“綠家園”先後成立,與“自然之友”一併成為中國環境NGO的領軍者。2001年11月,在京召開的中美民間環境組織合作論壇發佈消息:中國環境NGO已超過2000個,參與者數百萬人。墾荒、觀鳥、種樹、保護瀕危動物、建造綠色社區……參與者成了中國環境保護的義工,他們捐出了時間,捐出了金錢,卻不拿報酬。
當中國再次申奧時,梁從誡、廖曉義等三家環境NGO的負責人,被聘為北京市奧申委的環保顧問。他們先進的環保理念和深入的實踐,給奧委會評委留下了深刻印象。
困難重重
伴隨著中國環境NGO的成長,困難和尷尬也接踵而至。
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民間環保組織註冊難。2001年12月30日晚,記者採訪某著名環境NGO組織者時,她剛剛列席過相關會議。“名份的問題,我們已經反映五年了!但現在還沒有解決。”她激動地説,“國家規定:要註冊民間團體,必須有一個主管單位。但現在是誰也不願意當我們的‘婆婆’。因為一旦成了主管單位,它就要對我們負責。不少領導都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所以,這家環保組織不得不以企業身份在工商部門註冊。每到年底,工商局的人就要來收稅。“我們是做公益事業的,資金都是由募捐而來,卻要交稅。”如此現狀,讓這位負責人哭笑不得。
“身份問題確實讓我們頭疼。”“綠家園”發起人汪永晨對此深有同感。由於遲遲得不到有關部門的批復,“綠家園”————這個擁有3萬名志願者的大型環保組織,至今還挂靠在一家基金會的名下。
資金緊張,是環境NGO面臨的又一難題。據“北京地球村”負責人廖曉義介紹:由於缺乏完善的稅制,民間環保組織在國內籌資非常困難。“地球村”一直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其基本費用是用製作電視節目的經費來支撐的,吃了上頓沒下頓。
而“綠家園”微薄的活動經費,大部分是由志願者自發籌集的。1999年,記者曾隨該組織前往內蒙赤峰克爾沁草原。“綠家園”連續三年在這裡種草固沙,成效明顯。但因為缺乏資金,活動不得不在2000年停止。如今,沙丘漸漸南進蠶食草原,當年明麗的布爾頓泡子(泡子:當地人對湖的稱呼)已經乾涸。
中國環境NGO勢力的薄弱,也讓它的參與者們深感人輕言微。尤其在今天,那些與環保相悖的行為———諸如砍伐森林、捕殺野生動物等,不少都有著深厚的背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梁從誡對此深有感觸———
不久前,“自然之友”總部接到南京會員消息:為擴建東郊賓館,江蘇省某機構在紫金山林區圈地,建築區內一共生長著近6000棵樹木,其中不乏百年老樹。梁從誡立即通過政協向上反映,該機構的回復是:“我們蓋賓館,佔的是荒墳地,不會砍伐一棵樹。”
坐在電腦前,梁從誡打開了南京會員傳來的現場照片。真實情況一目了然———在蔭翳蔽日的叢林裏,拉進了大量的水泥、磚頭等建築材料,賓館用地已基本圈好。
“他們根本不把一個民間組織當回事,所以敢欺騙你。”這位全國政協常委感慨地説,“我還是算幸運的,至少有個反映渠道。但別的組織呢,遇到這種事情,恐怕找個説理的地方都難。”
西方經驗可資借鑒
中國民間環保組織産生發展的七年,也是西方發達國家環境NGO最為活躍的日子。對比中西狀況,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鄒驥教授認為:西方環境NGO比中國的更為專業,影響力也要大的多。
“西方NGO的專業,首先表現在其分工細膩上。”鄒驥解釋説,“比如説鶴類基金會、國際河流組織等,都是針對某一個更為專業的領域。這樣的好處顯而易見,可以把工作做的更到位。”
“專業”的另一個層面,則反映在組織結構及研究領域上。EDF———地球保衛組織,在調查研究的功能之外,還具備投資實力。而WFF————世界自然基金會,有著自己的辦公大樓、刊物及研究人員,並吸納了大批環保學家、經濟學家、動物學家等專業人士,被稱為環境經濟學的搖籃。
西方NGO的影響力,尤其體現在對某些重要政府行為的參與上。最著名的例子是,2001年8月28日,由於擔心美國政府在西海岸的NMD(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導彈攔截試驗破壞生態環境,美國八個環保組織聯名將國防部告上法庭。他們要求五角大樓重新評估NMD,特別是在阿拉斯加建造反導彈試驗基地對當地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類似的例子還發生在關於《京都協議書》的談判上。在官方談判的同時,一些環境NGO也在進行磋商————人們稱為“影子談判”。NGO的主要代表會把他們的意見及時反饋到官方,鋻於NGO的影響,官方發言時,也會給民間組織留出一定席位。
“儘管中西方的政治、文化背景有著較大的差別,但西方環境NGO積累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鄒驥説,“尤其是專業化這條路。反觀中國環境NGO,目前從事的還是比較初級的活動,這也是中國民間環保組織難以産生重大影響的原因之一。”
政府的夥伴
2000年春,在“2000年地球日 中國行動”中,國家環保總局王玉慶副局長講話稱:中國的環保除了政府、企業的努力外,還需要廣大公眾的參與。政府、企業與民間環保組織的合作夥伴關係非常重要。
目前,中國環境NGO的作用定位在三個方面:教育和引導公眾,促進公眾參與;推動和幫助政府來實施一些環保政策;監督和幫助企業更多地關注環保。
相對於13億的人口數字來説,中國的環保志願者、環保民間組織還遠遠不夠。中國環境NGO還需要長足發展,政府也將給予大力的支援。(吳晨光)
《南方週末》 2002年1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