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週刊東洋經濟》2002年7月6日文章：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背後的結構性矛盾（福間政明）
最近，中國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對於中國經濟，有兩種説法正在流行。一種是強調中國經濟強勢的“威脅論”，另一種則是強調中國經濟弱勢的“崩潰論”。
的確，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呈現出一枝獨秀的態勢。中國商品大舉出口日本，中國企業也加速打入日本市場，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日本國內産業空洞化的擔憂。
但同時，中國國內也面臨諸多問題。整頓效益低下的國有企業的過程中，城市失業者增多。農産品價格低下，導致農村經濟疲軟。金融機構中鉅額不良資産的處理工作也並非易事。
今年6月11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以“從威脅論到崩潰論”為題的評論員文章。文中指出：“這兩種論點一脈相承，意圖都是要惡化中國的國際環境，制約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來説，由於中國的走向與自身息息相關，在分析中國時，應避免僅從一個方面來看待多樣化的中國。應當多角度、全方位地來認識中國。
高速增長必不可缺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年均經濟增長率達9%。從2001—2005年的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設定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目標是7%。為何需要保持如此高的增長率呢？一方面是為了對應人口的自然增加，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另一方面隨著收入水準差距的拉大，需要通過此來支撐底層收入水準的上升。也就是説，中國希望通過高速增長來維持社會穩定。
從1997、98年起，中國經濟增長中出現了陰影。生産過剩現象開始出現，通貨緊縮現象嚴峻。例如在城市，電視普及率超過了100%，市場已經成熟。而農村電視普及率也停留在50%附近，市場空間已經不大。這樣，以電視機為首的耐用消費品的庫存量增多，導致價格大戰的激化。
因為有必要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刺激經濟。第一道舉措是連續降低存款利率，第二就是發行國債（5年共發行5100億元人民幣），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第三是提高公務員工資。也就是説，中國大力推行凱恩斯政策，對經濟增長形成了有力支撐。
著眼于中長期的發展，中國開始著手經濟結構改革。第一個努力當然是加入WTO。長期以來，外資企業對中國經濟增長髮揮了很大的作用（佔出口的50%）。因此，中國仍在積極吸引外資。通過放開各項限制，政府希望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第二就是將發展IT和汽車産業作為國家戰略，加以重點扶持，使之成為經濟增長的“起爆劑”。第三是將西部大開發設想具體化。在西部開發電力、天然氣，向東部地區輸送。在西部地區加快機場、道路和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人才培養。通過這些舉措來縮小西部與東部間的經濟差距。
但是，以上這些經濟結構改革措施能否貫徹始終呢，其中還存在不確定因素。特別是加入WTO作為一把雙刃劍，也會産生負面效應。中國的汽車、資訊通訊、金融、證券、保險等行業缺乏國際競爭力，在歐美日企業的大舉攻勢下，必然面臨行業重組。此外，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被淘汰後失業者增多的問題也令人擔心。
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背後，一些負面連鎖反應也在擴大。且不説環境惡化和資源進口的問題，沿海地區和內陸的差距拉大，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失業問題，不良資産問題等都在日益凸顯出來。
不容忽視的經濟差距
根據日本和北京的一項共同調查顯示，北京、上海和廣州的新富裕階層佔三個城市人口的20~30%。這些人群的行動電話、電腦的保有率已經超過了日本的平均水準。
像上海、廣東這樣的發達地區和青海、西藏、甘肅等落後地區間的每人平均GDP落差已經達到10倍。據説，尚未通電的山區居民還有近1000萬戶。這種貧富差距在中國是客觀存在的。
因此，雖説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市場，但實際上，中國經濟並非一個整體，沿海地區的發展並未能有效波及到內陸地區。
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對國有企業的整頓工作也在快馬加鞭。包括下崗人員在內的失業人口已經超過2000萬。另一方面，在市場競爭日益激化的情況下，鄉鎮企業也沒有餘力吸收剩餘勞動力。農村剩餘勞動人口多達1億5000萬之眾，農村的年輕人紛紛奔向城市尋找工作。失業問題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制肘。
中國的不良資産問題也許比日本還要嚴重。在政府的壓力下，金融機構向國有企業大量貸款。當貸款無法清償時，負擔最終還是落回了金融機構本身。這些不良資産中，包括移交資産管理公司和四大國有銀行所持的部分在內，總金額已經達到GDP的40—50%。債權回收、債權股份化等處理工作幾乎尚未起步。寄希望於“國家總會有辦法處理的”，金融機構自身態度消極。看來最終這一問題還要國家來解決。
另外，還有國債總額龐大、國有企業人員下崗後社會保障負擔加重的問題。再加上不良資産的處理負擔，這些債務總額已經超過GDP的70%。雖然這一比例比日本要低14個百分點，但目前還有不斷增多的趨勢。
以上都是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後還存在著許多不穩定因素。
中國網200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