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5月16日宋興無先生回答薛涌先生批評的大作，宋先生提出在當前既有光明前途、又是十分嚴峻的形勢下“中國人應該持有一種怎樣的心態？”這是一個很重要、很及時的課題，值得大家討論。

    “中國曾經有過逾千年的輝煌”，這話我同意。有人估計，在18世紀以前，中國出版的書籍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換句話説，18、19、20世紀中國在文化、經濟方面的落後，從人類進化的整個進程來看只是很短暫的。可是另一方面，正是在過去這三個世紀中，人類文明的飛躍進步使得人類幾千年的進化都黯然失色。西方知識精英站在物質文明進步的最尖端看中國昨天、甚至今天的許多事物都會覺得太原始、太落後，這也有道理，不能一概稱之為“文化霸權主義”。

    和昨天的自己比

    美國年輕人參加各種鍛鍊比賽，勝必驕、敗必餒。這時家長出來指導説，比賽時不要跟別人比，而是跟自己比，今天的自己要比昨天的自己強，明天的自己要比今天的自己強，這就是進步、就是勝利。我認為宋先生犯不著把鴉片戰爭後中國人的心態和馬哥波羅、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的心態相比，這樣比來比去不一定能加強中國人的自信。

    重要的在於今天的中國是不是比昨天進步，今天中國人的心態有沒有接受昨天吃虧的教訓。有人認為80年代開始至今的中國經濟發展和100年前的“洋務運動”有很多相似之處。比方説，中國人聰明、學得快，很快就把工業發展起來，100年前如此，現在也如此。西方觀察家來中國考察，諸多稱道，100年前如此，現在也如此。中國用官僚主義管理企業，全國不協調，地方割據，100年前如此，現在也如此。還有貪污腐敗，很多人把民脂民膏私囊中飽，100年前如此，現在也如此。

    1894-95年中日戰爭，在各方面都佔優勢的、可以打贏日本的中國輸了，“洋務運動”功虧一簣。如果今天中國真是“身處並不友好的國際環境”，那就應該特別當心，像薛先生説的，多一點憂患意識，可以避免得意忘形，不要醉心於“風景這邊獨好”，千萬別蹈“洋務運動”的覆轍。

    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對中日關係曾經説過一句意義深長的話：“中國強，日本就是妾，中國弱，日本就是賊。”中國應該強，強了就不會遭欺侮，這是硬道理。所謂“強”，應該是扎紮實實的，不要像“洋務運動”時代那樣經不起一擊。

    在今天偵察技術特別發達的情況下，你如果強，別人是知道的，你如果是打腫臉充胖子，別人也知道。這就要求我們徹底消滅浮誇、虛報。

    中國的統計有“水分”，這和幾千年來浮誇、虛報的傳統有關，也是“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之一。幾年前筆者帶了一個印度代表團去參加中國一個城市舉行的“三南”(大西南、南亞、東南亞)經濟合作學術討論會，會議組織人找了中國企業來商談合資。有一家在會上宣揚得很動聽，印度朋友想去看它的廠房，結果發現只有空架子。最奇怪的是在大會總結報告中，出現了XX萬元印度“意向性投資”的成果，其實八字還沒有一撇。

    筆者八年抗戰時期在湖南讀書被日本鬼子追趕，從長沙一直逃到浦，可是當時後方的報紙，八年內從來沒有登過一個“敗”字或“退”字。看到“國軍從長沙轉進”的消息，就知道長沙失守。從那時開始一直到今天，中國新聞媒介“報喜不報憂”的缺點並沒有根本改掉。

    批評與出賣的差別

    “義和團”運動時，人們認為“二毛子”(親老外的中國人)比“大毛子”(老外)更壞。魯迅寫《阿Q正傳》，突出“假洋鬼子”的可惡。老外很多污衊中國或者對中國文化肆意歪曲的傑作，都是因為“假洋鬼子”為虎作倀。宋先生對這方面的痛恨，可以理解。幾十年前人們嘲笑那認為美國月亮比中國月亮漂亮的林語堂，別人問他在美國幹嘛？他説：“我在出賣《吾國與吾民》。”

    在美國的某些華裔有可能弄不清楚批評祖國和“出賣”祖國之間界線何在，不知道美國有強大的力量在利用你、收買你。在50和60年代，美國最受人捧場的知識分子就是“前共産黨人”。美國花大量金錢宣揚他們，目的是讓歐洲的知識精英脫離共産主義信仰，作為“冷戰”時期戰勝蘇聯的精神保證。

    可是話又得説回來，第一，今天美國對敵的主要目標已經不是“共産主義”，更不是早已走進“市場經濟”大範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是為什麼有一小撮自我“拍賣”的反華鬥士越來越找不到施主了。

    第二，中國遭人欺侮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中國現在也不必“一心趕超”，而是利用當前的天時、地利、人和，使13億人民生活都有保障，根本不必害怕全世界各種反華勢力都聯合起來搞“和平演變”。宋先生反對“拿著‘西天’經文中的美景，到中國的現實中來找差距”，説得很對，但也不必太計較中國人“圍繞在西方話語‘一言堂’的周圍侃侃而談”。“宣揚美國為天堂”，如果言之有理，可以變成“他山之石”。

    西方有沒有“文化帝國主義”，美國搞不搞宋先生説的“西方話語霸權”？我從自己在國際學術討論中頭上挨過棒子的經驗可以作肯定的回答。宋先生提出“美國之路在物質層的前者(國家的繁榮富強)無疑是成功了，但在精神層的後者(人民的和諧幸福)卻深陷泥潭。在後者，中國文化的優勢是有目共睹的”。這是説出了許多衷心愛中國的人們的願望。不過，在學術上對這方面的論證、贅述實在太少。在西方文字出版界幾乎看不到。中國國內有些討論，不但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情況研究不夠，即使在分析中國“文化的優勢”上還不夠客觀、深入，達不到誘導年輕一代不盲目崇美、恐美的目的。凡是有這種願望的中國文化精英，不管是在國內或海外，都應該參加到這一思想建設的項目中來。我認為既應該“居安思危”，又應該“自強”、“自信”、“自愛”，才配稱得上是中華“禮義之邦”的一分子。

    聯合早報2002/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