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西方為何質疑中國的繁榮？》發表後，在海內外的中文報刊和網刊多有轉載，《文學城》甚至在兩個欄目三次轉載，點擊率高達數萬人次，中國的《了望》新聞週刊、《人民日報》等報刊也相繼發表文章呼應拙文。與我寫作此文時所預料不同的是，到目前為止薛涌先生就我所知是第一個公開持否定態度者。對於薛先生的批評，非常感謝，同時願意對幾個重要問題做一些必要的説明，以達到與薛先生共同提高之目的。

    薛先生批評筆者説，“中國和美國有衝突，但還是要在各方面向美國學習。遺憾的是，中國人目前還沒全吃飽飯，宋先生就開始描繪一幅‘東風壓倒西風’的玫瑰圖景。如果中國人都信了宋先生的話，宋先生的調子恐怕就真成了亡國之音了。”

    這一批評在筆者的預料之中，應該是出於誤解。實際上，為了避免讀者誤解，拙文的原稿中有一節是專門提供背景的，但由於篇幅所限，發表時刪去了。這裡僅摘出一段供薛先生參考：

    “目前的中國可以説是處境微妙，一方面，日益強大的國力和軍力使中國在國際上越來越舉足輕重，中國的經濟在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經濟危機之時卻聲稱‘風景這邊獨好’；另一方面中國又好像是一個‘問題堆’：銀行呆帳特高，國企前景堪憂，兩極分化嚴重，腐敗似成‘絕症’。為了應對這樣一個國內局面，為了一個和平的發展環境，中國政府近年來在國際上一直是盡最大可能地‘韜光養晦’。”

    薛先生對筆者的總體批評是：“在民主社會生活了很長時間，心態上還是擺脫不了舊式那一套階級鬥爭的心態，面對一點不同意見，就無限上綱，挖掘其“險惡用心”，把學術當成政治的奴僕。”

    理解和判斷

    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制度和現代化屬於筆者的研究範圍，加上長期對西方社會的觀察和體驗，筆者對自己的認識和判斷有充分的自信。在這裡願意把我個人的理解和認識作一概述，希望與薛先生沒有理念上的根本不同。

    一、自信：復興的前提

    對於一個處於劣勢的文化和民族，保持自信是很難的，但自信是復興的最根本前提。沒有自信的民族是不可能興旺發達的。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的自信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壓力下日見萎縮，至20世紀初，中國人自信的喪失已經深入到了文化層面。人們開始認為中華文化是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所開藥方是“全盤西化”，又曰“拿來主義”。這些前人的動機是無可指責的，他們的關鍵問題是完全失去了自信。他們沒有認識到或不知道，西方在17世紀之前並不比東方富強，馬可波羅不僅把比薩餅帶回了歐洲，而且給西方人帶去了一個“東方夢”。但歐洲人並沒有提出“全盤東化”的口號，西方並不是“全盤東化”了才發達的。為什麼到中國的頭上時，就只有“拿來”，只有“忘我”？

    日本之崛起經常被用來作為全盤西化的典範，但人們只看到了表層，而沒有看到實質。在日本的富強路上，起關鍵作用的是“和魂”；日本工業走上世界，政府的統籌是起到了關鍵作用的。在其他後起之秀的國家，如南韓、新加坡等也是如此。日本人的“以廠為家”，南韓人的“忠心耿耿”，新加坡人的憂患意識才是這些國家成為“亞洲奇跡”的原力。

    中國的復興需要學習他人，這是肯定無疑的，但必須是在自家的大樹上進行一些嫁接，而不能寄希望於移植一棵參天大樹來。

    二、知彼知己：一直沒有做到

    中國的現代化努力在其起步時因所得“經文”多屬於“二手”，而先天不足，似乎尚可理解，但在幾代人努力了百年之後，在有幾十萬人“留洋”的今天，眾多業內業外人士仍然在100年前的地方“原地踏步”，遠沒有達到梁啟超遊西後的認識水準，實在讓人遺憾。但這就是今天的事實。那些道聽途説一二就五體投地者，那些讀過幾本譯著就大講特講者，那些在美國實驗室裏待了幾年就宣揚美國為天堂者，那些被美國政府資助的“各路英雄”們，都在講著“西天”的故事。更讓人惋惜的是一些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研習多年的文科學人，也被一葉障目，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平面地進行中美比較。甚至用“偷渡客”和“出國熱”來論證“民主優勢論”，實在讓筆者失望；把對中國的“圍剿”視為學術自由，美國國會的聽證會用一個“小題大做”了之，讓我不禁想起“今夜是哪國人？”的問題。

    姑且不論這些人的個人原因，不論那些發達國家的發家史，不論中國的具體實際，單單一個理論與現實的差距，他們就幾乎沒有注意到。一個發展中大國與一個最發達的強國之間有相當的差距是無需多言的，但是拿著“西天”經文中的美景，到中國的現實中來找差距則永遠只會得到“失望”。這在民主、自由、人權等政治問題上尤為明顯。2000年美國大選時，上百萬黑人被迫不能投票；李文和受到莫須有的指控，在監獄裏受到非人的待遇；成千上萬的伊拉克、南斯拉伕婦孺、阿富汗平民被無辜炸死。民主、人權何在？要求中國在一夜之間就實現發達國家都沒有完全做到的理論描述，實在不合情理。

    三、西方話語：一個亟待認識的霸權

    謊言説一百遍就會成為“真理”，而一個謬論或偏見説幾遍就會成為“共識”，從一個強者口裏説出，更是如此。除了“民主”、“自由“、“人權”、“反恐”等政治話語外，在科技、文化、經濟、學術等幾乎所有領域，西方話語霸權都已經形成。在科技上，急功近利心態的惡果正在威脅整個人類；在文化上，好萊塢電影的票房是個例證；在經濟上，自由市場的“看不見的手”已經伸到世界每個角落；在學術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學者之理論在世界各地“深入人心”，連“休克療法”都無可指責。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互相支援、互相證“實”的話語霸權系統。

    西方的一言堂

    冷戰後，西方話語霸權形成，世界已經成為一個“一言堂”。當中國人對自家的“一言堂”深惡痛絕的時候，卻又自覺不自覺地圍繞在西方話語“一言堂”的周圍，侃侃而談，口吐剩飯，乃至得意忘形。這豈不是千百年罕見之怪現象？

    四、通“羅馬”的大路決不會只有一條

    古人云，條條大路通羅馬，但今天人們似乎更相信，通羅馬的路只有一條。這裡的“羅馬”，具體説就是：國家的繁榮富強，人民的和諧幸福。美國之路在物質層的前者無疑是成功了，但在精神層面的後者卻深陷泥潭。在後者，中國文化的優勢是有目共睹的；在前者，中國也曾經有過逾千年的輝煌。中國人實在沒有必要在那幾個不成熟的理論或概念面前自慚形穢，恨不能脫胎換骨。要有一雙“歷史的眼睛”，一個學者更應如此。

    在這樣一個歷史文化、理論現實和國際環境的三維空間裏，一心趕超的中國到底該何去何從？在世界大棋局中仍然處於弱勢的中國怎樣才能健康發展？這些都是目前仍然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

    面對一個“花花世界”，身處並不友好的國際環境，尚在溫飽與小康階段中的中國人該持有一種怎樣的心態？筆者認為：他人成功的路，值得研究借鑒，但決不能亦步亦趨；自己成功的路必須是在自己的腳下開始。沒有自信的前蘇聯人吃的苦頭已有目共睹，新加坡堅持走自己的路所取得的成功值得認真研究。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2/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