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戰略的朋友透露，中國上下實際存在著一種較為默契的共識：二零一零年對中國而言，猶如國家命運中一個分水嶺般關鍵的年份。如果中國順利走過了二零一零年，以後的國家發展道路可能會較為平坦，「趕英超美」的前景亦顯燦爛；如果中國不能順利跨過二零一零年這個具有轉折意義的坎兒，以後的路走起來難免不起伏波折。

    中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年頭，一氣拿下了WTO門票﹑奧運會主辦權這些令世界矚目的標誌性大項目，使我們國家和國人的士氣甚得鼓舞，舉國上下幹勁沖天。然而，在中國「從沒有像現在感覺這樣好」的時候，始於美國的西方輿論卻在國際上漸次吹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新論調──「中國威脅論」潮落，「中國崩潰論」潮起。在這風雲變換的潮落潮起中，中國自身儘管不肯信邪，但是國際上有意無意間從「看高中國」到「看衰中國」的顛覆性演變，也不能不令中國引起應有的警覺。

    這種警覺除了提防西方玩弄的戰略伎倆外，當然也包括清醒的自省。中國是否存在受多米諾骨牌衝擊的危險因素這一命題，讓有識之士們不得不加以認真深思和深察。中國各級政府層層上報的經濟數字中所含水份問題，長久以來已是個不爭的事實存在；中國金融系統的呆壞帳，也確實到了較為嚴重的程度。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事實雖然不容置疑，但對其間潛伏著的隱憂我們自己也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

    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在其去年七月出版的所謂《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中斷言，「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五年」。美國《中國經濟》季刊主編斯塔德維爾在其出版的《中國夢》一書中比喻中國經濟「是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這樣的斷言和比喻雖然未免太過輕率和聳聽，令人嗤之以鼻，但從另一角度看，也鞭策中國務必避開這樣的局面。亞洲金融危機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其《蕭條經濟學回歸》一書中曾指出，中國經濟可能是多米諾骨牌的下一個。克魯格曼的分析恐怕並不失其客觀性和學術性，透視中國所存在的問題，中國當給予足夠重視。中國著力整頓商業銀行的呆壞帳和開始調整積極財政政策，這些舉動也説明中國對此類問題已給予了足夠重視。

    今年四月，中央黨校「二十一世紀前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基本走勢」課題組曾對在黨校學習的一百多位領導幹部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結果是絕大部分領導幹部對二零一零年前的中國改革發展穩定的前景「充滿信心」和「比較有信心」，也有少部分人對前景表示「説不清」及個別人「信心不足」。領導幹部的信心實際上也在給百姓打氣。

    二零一零年時的中國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尚取決於現在進行時的努力。中國現在是機遇和挑戰並存，一方面要面對WTO的衝擊，另一方面要面對奧運會的衝刺。如果WTO的衝擊給中國的動脈或筋骨帶來傷害，可能影響到中國二零一零年的前景，如果奧運會的衝刺給中國留下投資過量的難以消化後遺症，那麼二零零八年奧運會之後的中國若遇到來自國際或國內的金融風波，會是什麼情況呢？如果這兩個衝擊和衝刺都順利通過，那麼中國的命運相信會在二零一零年之後更放異彩。

    大公報2002/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