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友人偶然與我聊起俄羅斯文化，問我近10年俄羅斯文壇有何宏篇巨著，思索良久，頭腦裏空空如也。想當初，俄羅斯文化何其輝煌！文學、音樂、美術和電影戲劇人才輩出，佳作不斷，而且越是動蕩歲月、艱難時世，越是出天才和傑作。
1812年俄羅斯抗法戰爭勝利後，出現了列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柴科夫斯基的《1812年莊嚴序曲》等傑作；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誕生了阿 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三部曲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蘇聯衛國戰爭勝利後，涌現出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和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即使在被後人貶為“停滯時期”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也出現過《這裡的黎明靜悄悄》、《阿爾巴特街的女兒》等較有影響的作品。
如今，俄羅斯巨變已歷經十年，理當産生有深度和廣度的優秀文藝作品。然而，除了伊利亞 格拉祖諾夫《千年俄羅斯》和《20世紀偉人》這兩幅肖像拼圖式的巨畫外，簡直就沒有什麼稱得上“劃時代”的作品。但是，如果説俄羅斯文化衰落了，賴言之過早了。
文化積澱尚深厚
當今的俄羅斯，出版業空前繁榮。蘇聯後期，《論據與事實》、《共青團真理報》和《勞動報》等3大報的發行量，曾分別達2500萬、1800萬和1700萬份，今天雖然電視和因特網等媒體膨脹，報價又大幅上漲，群眾的政治熱情也遠不及過去，但這3大報的發行量依然有280萬、140萬和130萬份，如果考慮到俄羅斯人口僅約為我國的1/9，那麼連我國印數最大的《參考消息》在群眾中的普及程度也難以望其項背。
俄羅斯人在沙俄時代和蘇聯時期養成的關心國內外大事、喜歡閱讀的習慣，迄今不改。在俄羅斯，排隊時看書、地鐵車廂內手不釋卷簡直是天經地義。同我經常往來的10余位俄羅斯朋友，家裏藏書少的一櫃子，幾百冊，多的一屋子，上萬本。如今，出版印刷業早已進入市場經濟，賠本大量印售《勃列日涅夫文集》或《蘇共24大文件集》之類的書，或者少喝兩瓶伏特加就可以買三卷一套的精裝《普希金選集》，這類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怪事已經絕跡，對西方“通俗文化”的癡迷也隨著“向西一邊倒”外交政策的結束而告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百業凋敝，惟出版印刷業例外，目前每年出版的圖書種類竟然超過前蘇聯時期。
對初來俄羅斯的“老外”來説，最有文化特色、最“耐看”的還是老阿爾巴特街等莫斯科的幾條步行街，那裏古玩店、書店、小吃店、露天咖啡座、工藝品攤油畫攤一個挨一個，街頭畫師半小時就能給你畫幅肖像，街頭藝術家為遊人獻藝，掙點盧布零花。
俄羅斯人不富裕，去年職工平均月薪僅2200盧布（1美元約合28盧布）），可是莫斯科幾十個音樂廳和劇場天天客滿。世界馳名的大劇院最貴的票也就400盧布，一流樂團的交響音樂會票一二百盧布，工薪階層承受得起。不過，今天同蘇聯時期畢竟不一樣。當初，演出結束後獻花的人擠滿臺前，如今囊中羞澀的觀眾實在買不起60盧布一朵的玫瑰花，只好以更加熱烈的掌聲來報答藝術家的辛苦勞動，演員謝幕五、六次，樂隊加演三四曲是家常便飯。
我的朋友柳德米拉在莫斯科室內音樂劇院吹雙簧管，那裏觀眾席僅百餘個，門票不過五、六十盧布。演員每天排練加演出，同時常常超過8小時，月薪僅1200盧布，但是樂此不疲。“看到聽眾的笑臉，聽到如雷的掌聲，我覺得自己比百萬富翁還富有！”柳德米拉自我陶醉了。多虧她演奏技藝高超，每年夏季能出國巡迴演出，掙一兩千美元聊補無米之炊。
文明傳統猶未衰
俄羅斯人視看戲和聽音樂為高尚的文化生活，男士西服革履自不待言，女士在存衣處脫去大衣、換上高跟鞋後，還要在存衣處四週的穿衣鏡前梳頭補粧。在衣帽間工作的多為老年人，月薪區區幾百盧布，每天要挂摘幾百件大衣，不論你是否給小費，他們始終精神飽滿，彬彬有禮。
不論是寒冬臘月，還是炎炎夏日，特列季亞科夫畫廊、普希金造型藝術博物館和莫斯科美術館裏，總是人頭攢動，但又鴉雀無聲。生活清寒的俄羅斯人依然舍得花百十盧布享受藝術珍品。博物館同劇場一樣，必設存衣處。在俄羅斯，你從不會遇到戴著皮帽、抱著羽絨服汗流浹背地觀賞名畫或聽交響樂的尷尬。博物館的存衣處還兼有防止館內過分擁擠的功能：衣帽鉤挂滿，表明參觀者相對飽和，工作人員便不再放人入場。
俄羅斯人認為，文化的最高層次是文明和教養。眼下俄羅斯時世艱難，生活艱辛，社會上偶然也出現以前聞所未聞的“人心不古，斯文掃地”的事例，比如，莫斯科市中心公園裏美國人送的《鴨媽媽和七小鴨》青銅塑中7隻可愛的小鴨子就曾被人偷光。但俄羅斯總的文明水準卻絲毫未降。公共場合依然難得見到喧嘩吵嘴、排隊加塞、隨地吐痰等有違公德的現象。
文明從兒童時代開始。俄羅斯兒童懂得尊重人，特別是傷殘人。有個冬天的中午，我跟在一群剛放學的小男孩後面，走在存有積雪的小衚同裏，迎面過來一位穿舊軍服拄柺棍的老人，小淘氣們立即停止了喧鬧，規規矩矩地站到路邊的雪堆上，讓出僅容一人通過的未積雪路面。待傷殘軍人走遠了，孩子們重又打鬧起來。
一次我開車到一個新朋友家，由於弄不清究竟是哪個樓，我停車時先不關發動機。這時，一個在樓前玩的六七歲女孩走到我面前説：“叔叔，請您關上發動機，要不然空氣會臟，您和我都會鬧病的……”俄羅斯童稚的環保意識令鬚眉赧顏。
文明還表現在俄羅斯人的工作態度上。新華社莫斯科分社樓內有4個公共洗手間。初來乍到的中國同胞憑國內的老經驗，用鼻子是找不到廁所的，那裏的洗手間雖然設備簡樸，但衛生狀況卻不亞於星級賓館。這是因為，清潔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退休幹部加新娜，她把分社公共場所當作自己的家認真打掃。
當然，也有文明反被文明誤的情況。我的幾十位俄羅斯朋友中，絕大多數只有一個孩子。其中一位的想法頗有代表性：我們是文明人，既然生了孩子，就要保證他受高等教育，懂電腦，會開汽車，在體育、音樂或造型藝術上起碼有一項專長。照這個標準，目前絕大多數家庭最多能養得起一個孩子。
俄羅斯這個創造力和文明程度相當高的民族，近10年來，人口不斷減少。國家雖然鼓勵生育，無奈人口還是從蘇聯解體時的1．5億降為去年的1．45億。俄羅斯人確實擔心，人——最主要的文化載體的減少，最終會導致本民族文化的衰落。
盛世良：1942年生於上海，1964年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系，同年到新華社國際部工作，先後當過翻譯、校對和編輯，燒過鍋爐，修過地球。70年代後期到2000年，先後三次在新華社莫斯科分社任記者近14年，經歷過中蘇關係交惡、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和戈巴契夫“公開性”時期，報道過“八一九”事件，曾目擊蘇聯紅旗落地，看到了葉利欽總統離任和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
《環球》２００１年第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