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是在迦納瓦雷博物館，也就是巴黎城市博物館，看到過斷頭臺的模型。那是兩個尺把高的“工藝斷頭臺”———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工藝品傑作。它們在工藝化的過程中，其殘酷性也就被沖淡了，和歷史實物的展示，有著本質區別。它展示的是大革命的另一種風情。在當時，人們自然就把斷頭臺看成是這一時期的象徵。所以，不僅有這樣昂貴高級的工藝品斷頭臺，還有玩具斷頭臺和斷頭臺形狀的耳環。這就是當時逛巴黎的遊客們採買的旅遊紀念品。這是另一種“巴黎式浪漫”。

    可是，很少有人想到，人稱“黑寡婦”的斷頭臺，它的起因，竟然是源自一個法國人道主義者的理想。

    死刑的方式，和司法制度及監獄狀態，同樣是判定一個地區的人性發展階段的標誌。在法國大革命的100年之後，中國仍然在使用“淩遲”這樣的死刑手段，有犯人被割三千刀還一息尚存的。在法國，從中世紀沿續下來的、類似火燒車裂這樣殘酷的死刑方式，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已經極為罕見，在巴黎早已絕跡，只是在非常偏遠的落後地區，偶有發生。即使是偶發事件，也會引起學者們的抗議。死刑方式隨著社會進步，它的殘酷性在明顯減弱。

    在法國大革命發生時，法國的死刑基本是兩種方式。對於貴族，是用劍或斧砍掉腦袋；對於平民，通常是絞刑。在這裡，東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不同的。東方君主對貴族賜死，往往會賜白綾三丈之類，絞殺不是一種羞辱。“身首異處”倒是一種“惡死”了。而在法國的文化傳統中，懸吊于絞架，不僅是一種更痛苦的處死方式，還是一種侮辱，所以不用於貴族。而斬首反而有點悲壯意味，似乎更適合貴族罪犯的身份。因此，在法國當時的兩種死刑方式，還是等級觀念的結果。當時的這兩種死刑方式，也都是有痛苦的。不僅絞刑如此，斬首也往往因為不能一劍或一斧斃命，而給囚犯帶來痛苦。

    斷頭臺在法國的實行，是幾條不同的線索漸漸交匯的結果。

    一條線索，就是前面提到的人道主義的理想，這是法國幾十年啟蒙運動發展下來的成果，也是學者、貴族和國王們理性思考的成果。人道死刑只是這種成果的一個方面。在大革命初期，一位蓋勒廷博士（Dr．Joseph－IgnaceGuillotin）提出了他的基於人道理由的死刑假設。和其他學者不同的是，他是一個具有操作意識的人。他把自己有關無痛死刑的假設，落實到一種實際的設計思想。他提出了非常詳盡可行的設計思路，那就是斷頭臺的最初藍圖。

    蓋勒廷博士四處遊説自己的主張。還在大革命剛剛開始的1789年，他就在制憲會議上，呼籲採用他的有關無痛人道處死的方案。可是，沒有人顧得上他的“死囚關懷”，甚至還引來一些人的嘲笑。蓋勒廷博士只好暫時收起自己的主張，捲起示意圖悻悻地回家。

    法國大革命提出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其實，在整個過程中，民眾最關注的還是“平等”，而且是絕對意義上的平等。這種關注滲透到各個領域。這是正在發展著的另一條線索。1791年，議會討論了在死刑領域的平等。大家一致認為，“死刑面前人人平等”，應該以法律形式確立只有斬首這一種執刑方式。可是怎麼斬？於是議員們又想起了兩年前跑來遊説斷頭臺的蓋勒廷博士。他被議員們再次提起，結果引起激烈辯論。

    反對的一方包括羅伯斯比爾，反對的理由也很簡單。其實，“平等”是一回事，“博愛”又是另一回事。反對者認為，確立了一種對所有人都一樣的死刑方式，“平等”實現了，就可以了。沒必要為死囚的痛苦考慮得那麼週到。所以，1791年立法確立了“斬首”為法國的惟一死刑方式，可是斷頭臺卻並沒有被採用。

    這個時候，誰也沒有想到，在學者的“博愛”和議會的“平等”之外，還有第三條線索在那裏走。那就是法國大革命在以驚人的速度，吞噬它的犧牲者。“自由”在迅速喪失。人們動輒得咎，死刑在急劇增加。終於引發劊子手的抱怨，説是怎麼賣力也砍不過來，連磨斧頭的時間都沒有。大革命時期巴黎的首席劊子手桑松（CharlesHenriSanson），就是原來路易十六時期的皇家首席劊子手，殺人如麻，是他在革命以後遇到的新問題。

    最後，是桑松遇到的“技術障礙”，促使議會決定撥款建造蓋勒廷博士提出的斷頭臺。因為，蓋勒廷博士的設計不僅對死囚無痛處死，而且這是一架自動的斬首機械，殺人的速度可以非常快。在這一點上，完全符合“革命需要”。

    斷頭臺就這樣，在1792年4月投入正式使用。

    可是，蓋勒廷博士一點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基於人道理由設計構思的死刑機器，卻在歷史上投下了一個恐怖而令人厭惡的剪影。它變得惡名昭著。法國人以發明者的名字命名斷頭臺，使得蓋勒廷的名字也連同一起被牽連，這是博士更沒有料想到的結果了。

    可是，這個顯然是人道的設計，又如何完成了這個非人道的轉變呢？類似斷頭臺的形式，雖然早在中世紀就在蘇格蘭、英格蘭、德國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用過，在此後，也一直沿用了80年左右的時間。為什麼人們又僅僅把它和法國大革命相聯繫？

    也許，是因為它斬下了法蘭西國王和王后的頭顱？的確，那是一個至今無法磨滅的歷史刻痕。並不僅僅因為他們的地位特殊，還因為回首當年，已經沒有人認為，這樣的處死是公正的司法判定的結果。於是，在割掉國王的頭顱之後，法國人留下的藝術品反而是悲憫的。油畫作品中，都是這樣的形象：路易十六在臨刑前夜，持重地向哀傷的家人告別；囚室中的瑪麗安托瓦奈特王后，在禱告中獲取面對厄運的力量。法國人反而一代代地傳頌這樣的故事：在王后走上斷頭臺的時候，她不小心踩了劊子手的腳，立即習慣性地輕輕向他道歉；路易十六在斷頭台下，面對歡呼的人群，他説，“人們，對於被指控的罪行，我是無罪的”。在斷頭臺上，他的最後一句話是，“但願我的血，能夠成為法國人民福祉的凝結劑。”

    這些故事有著相當的根據。今天，在路易十六夫婦的紀念小教堂裏，我們可以看到刻著瑪麗安托瓦奈特給兒子留下的遺書。其中有一條，就是叮囑他，記住父親的遺言，千萬不要尋求復仇。只是她沒有想到，她惟一的兒子，不久將在十歲的年紀死在大革命的牢裏。

    也許，是因為大革命期間斷頭臺上的冤魂太多，人口2500萬的法國，在1793年到1794年一年之中，就有1．7萬人上了斷頭臺。最快的一個記錄是：在38分鐘裏，斷頭臺砍下了21個頭顱。也許，是大革命期間的斷頭臺旁，永遠擠滿了嗜血的民眾，對殘酷的展示和鼓勵成為公眾節日和公共教育，使後人不堪回首。在斷頭臺剛剛開始使用的時候，巴黎民眾嫌行刑的過程太快，使得他們無法充分欣賞死囚的痛苦。他們在下面齊聲高唱著，“把我的絞架還回來牎把我的絞架還回來！”這呼聲不是響在中世紀和舊制度的時代，而是有了《人權宣言》和“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法蘭西共和國。這才是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大革命過去之後，巴黎斷頭臺的受難者和他們的家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團聚在一起。他們的後代，尋到當年受難者被隨意丟棄的公葬溝，在那裏修建了公墓，這就是巴黎的皮克畢公墓（JardindePicptus）。此後，有了這樣的規定，只有大革命斷頭臺的受難者和他們的親屬和後代，才能葬於此地。

    ……

    “自由廣場”上的斷頭臺，早已經不再是僅僅屬於法國的一個歷史遺物。它隨著雨果的《九三年》，隨著狄更斯的《雙城記》，走向了整個世界。以致在近80年以後的中國，都會在一些年輕人的心中，砍出一條信仰的裂紋。

     《中國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