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知堂文章的讀者知道，他很欣賞肯尼斯 格雷厄姆的The Wind in the Willows，以至“一拿來便從頭至尾讀完了，這是平常不常有的事，雖然忘記了共花了幾天功夫”。把這部“二十世紀的兒童（一歲到二十五歲）文學的佳作”書名譯為《楊柳風》，也是他的功勞，雖然這書最早的譯者卻是他的學生尤炳圻。後來好多人再譯此書，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改了譯名的甚有幾個。意思相去不遠的有《柳樹間的風》和《風語河岸柳》，差別較大的是《蛤蟆傳奇》，沿用的是迪斯尼動畫片的譯名。也有友人鼓動我插手湊趣，並且建議書名譯作《柳林風聲》。譯文刻意“避嫌”而“出新”（標示自己與“剽竊”無涉），“後來”無以“居上”的前例，實在並不罕見。其實考究的譯者無需回避他人創造。羅新璋譯《紅與黑》巧思獨具，許多人名翻譯頗見匠心，其一就是依據人物性格，把Madame Dubois譯作戴慕桃夫人。可他並不把所有人名都作創新翻譯，比如Arsene一名，就因循舊例也譯“阿三”。法語學者許鈞對之格外敏感，曾在一段對話中專談此事：“書中他特別提到您的譯法，説您把侯爵老仆Arsene譯成阿三，語言相近，身份也相當，為您獨創，令人絕倒，……”（《文學翻譯的理論和實踐——翻譯對話錄》，許鈞等著，譯林出版社2001年4月初版，頁228）但他的對談者趙瑞蕻見解卻不同：
人名、地名的翻譯，就該用最普通、最樸素的漢字，聲音盡可能相似就行了。切忌賦予它什麼意義。Verrieres怎麼要翻成“玻璃市”呢？這意義來得有點莫名其妙。現在再讓我翻，我不會把Arsene再翻成“阿三”了，我甚至都奇怪，我當時怎麼會把它翻成“阿三”的，我自己都想不出來。羅先生説我神來之筆，不如説我心血來潮更恰當些。我關於翻譯藝術的一些想法、做法前後起了變化了。
一個給視作“獨創”佳譯的法國人物譯名，竟是“心血來潮”的産物，説來確實有些匪夷所思。這種説法是否能為援用者認可不得而知，但早年曾經居滬的羅先生作此選擇斷非“心血來潮”卻毋庸置疑。Arsene不是小説重要角色，相信沒誰能夠記起他的形象。不過滬語“阿三”，亦非盡人熟知的通俗稱呼。舊刊重印的民國筆記《上海俗語圖説》（汪仲賢撰文，許曉霞繪圖，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中，有這樣的記載：
“阿三，屁股頭火著哉！”
記得我們在拖鼻涕時代，路上看見玩把戲人手裏牽著的猢猻，嘴裏就會這樣的喚出來，因為猢猻屁股是紅的，所以要嘲他火燒，“阿三”者，猢猻之雅篆也。
據達爾文《原種論》上説：“人類的原始祖先是猿猴，我們都是猢猻的灰子灰孫。”凹眼窩，高鼻子，黃頭髮，狹面孔的高加索種人，看來是猢猻的嫡系子孫，因為他們的形態與猢猻最近似。西洋文化未輸入我中華以前，我國的小把戲，早就看出這個特點來了，所以對於一切紅毛洋人，皆尊稱他們為“猢猻”，有時候亦直呼他們的雅篆“阿三”。
不要輕看印度人：他們的面孔雖黑得像鐘進士的令弟一樣，然而他們的的確確是高加索白種人的嫡親同種，若不讀世界人文地理，對此黑面孔的白種人，都有些懷疑他們是冒牌貨，其實用不著對證古本，只要到英租界大馬路轉角去，對“立角子”的印度巡捕相一回面，看他們的面相骨骼，真與西洋大班差離不遠。可見上海小孩子之尊稱印度人為“阿三”，並非信口開河，與世界大科學家有同等見識。上海人稱印度人為“紅頭阿三”，即紅頭洋鬼子也。其實印度人不一定包紅頭的，他們初到上海包頭布的顏色，青黃赤白黑，五花八門，各色俱全，須等他們吃了巡捕房飯，才一律包起紅頭來，紅頭乃是他們的“制包”，如果派在外國牢監裏服務，就一律包著藍頭，不過“藍頭阿三”平常看見得不多，所以紅頭阿三的名稱最為普遍。（頁156）
面對有精細譯本的名著，是否借鑒前人智慧，尤能辨出譯者的心態。重譯無疑須得肯定，但前提當是譯者務必優秀。這正像要回應紀德的呼籲：“每一位優秀的作家都應該至少為祖國譯一冊優秀的文學作品。”
《中華讀書報》 2001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