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知堂文章的讀者知道,他很欣賞肯尼斯 格雷厄姆的The Wind in the Willows,以至“一拿來便從頭至尾讀完了,這是平常不常有的事,雖然忘記了共花了幾天功夫”。把這部“二十世紀的兒童(一歲到二十五歲)文學的佳作”書名譯為《楊柳風》,也是他的功勞,雖然這書最早的譯者卻是他的學生尤炳圻。後來好多人再譯此書,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改了譯名的甚有幾個。意思相去不遠的有《柳樹間的風》和《風語河岸柳》,差別較大的是《蛤蟆傳奇》,沿用的是迪斯尼動畫片的譯名。也有友人鼓動我插手湊趣,並且建議書名譯作《柳林風聲》。譯文刻意“避嫌”而“出新”(標示自己與“剽竊”無涉),“後來”無以“居上”的前例,實在並不罕見。其實考究的譯者無需回避他人創造。羅新璋譯《紅與黑》巧思獨具,許多人名翻譯頗見匠心,其一就是依據人物性格,把Madame Dubois譯作戴慕桃夫人。可他並不把所有人名都作創新翻譯,比如Arsene一名,就因循舊例也譯“阿三”。法語學者許鈞對之格外敏感,曾在一段對話中專談此事:“書中他特別提到您的譯法,説您把侯爵老仆Arsene譯成阿三,語言相近,身份也相當,為您獨創,令人絕倒,……”(《文學翻譯的理論和實踐——翻譯對話錄》,許鈞等著,譯林出版社2001年4月初版,頁228)但他的對談者趙瑞蕻見解卻不同:
人名、地名的翻譯,就該用最普通、最樸素的漢字,聲音盡可能相似就行了。切忌賦予它什麼意義。Verrieres怎麼要翻成“玻璃市”呢?這意義來得有點莫名其妙。現在再讓我翻,我不會把Arsene再翻成“阿三”了,我甚至都奇怪,我當時怎麼會把它翻成“阿三”的,我自己都想不出來。羅先生説我神來之筆,不如説我心血來潮更恰當些。我關於翻譯藝術的一些想法、做法前後起了變化了。
一個給視作“獨創”佳譯的法國人物譯名,竟是“心血來潮”的産物,説來確實有些匪夷所思。這種説法是否能為援用者認可不得而知,但早年曾經居滬的羅先生作此選擇斷非“心血來潮”卻毋庸置疑。Arsene不是小説重要角色,相信沒誰能夠記起他的形象。不過滬語“阿三”,亦非盡人熟知的通俗稱呼。舊刊重印的民國筆記《上海俗語圖説》(汪仲賢撰文,許曉霞繪圖,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中,有這樣的記載:
“阿三,屁股頭火著哉!”
記得我們在拖鼻涕時代,路上看見玩把戲人手裏牽著的猢猻,嘴裏就會這樣的喚出來,因為猢猻屁股是紅的,所以要嘲他火燒,“阿三”者,猢猻之雅篆也。
據達爾文《原種論》上説:“人類的原始祖先是猿猴,我們都是猢猻的灰子灰孫。”凹眼窩,高鼻子,黃頭髮,狹面孔的高加索種人,看來是猢猻的嫡系子孫,因為他們的形態與猢猻最近似。西洋文化未輸入我中華以前,我國的小把戲,早就看出這個特點來了,所以對於一切紅毛洋人,皆尊稱他們為“猢猻”,有時候亦直呼他們的雅篆“阿三”。
不要輕看印度人:他們的面孔雖黑得像鐘進士的令弟一樣,然而他們的的確確是高加索白種人的嫡親同種,若不讀世界人文地理,對此黑面孔的白種人,都有些懷疑他們是冒牌貨,其實用不著對證古本,只要到英租界大馬路轉角去,對“立角子”的印度巡捕相一回面,看他們的面相骨骼,真與西洋大班差離不遠。可見上海小孩子之尊稱印度人為“阿三”,並非信口開河,與世界大科學家有同等見識。上海人稱印度人為“紅頭阿三”,即紅頭洋鬼子也。其實印度人不一定包紅頭的,他們初到上海包頭布的顏色,青黃赤白黑,五花八門,各色俱全,須等他們吃了巡捕房飯,才一律包起紅頭來,紅頭乃是他們的“制包”,如果派在外國牢監裏服務,就一律包著藍頭,不過“藍頭阿三”平常看見得不多,所以紅頭阿三的名稱最為普遍。(頁156)
面對有精細譯本的名著,是否借鑒前人智慧,尤能辨出譯者的心態。重譯無疑須得肯定,但前提當是譯者務必優秀。這正像要回應紀德的呼籲:“每一位優秀的作家都應該至少為祖國譯一冊優秀的文學作品。”
《中華讀書報》 2001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