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意外降臨於人世的。原因是母親和父親避孕失敗。父親和母親商量要不要保留這個孩子，最後還是保留下來了。由於我母親是高齡産婦，生産的時候很困難，拖了很長時間生不下來。醫生問我父親是保留大人還是要孩子，父親的答覆是留大人。這個回答的結果是大人孩子都留了下來。由於難産，醫生是用大産鉗把我夾出來的，當時也許很疼，但是沒有一個孩子會記得自己出生的經歷。據説當時我的頭被夾扁了。有人説難産的孩子腦子笨，不知道這對我今後的智力有沒有影響？至少在我小時候，背誦古文很困難，念了很多遍，還是一團漿糊、丟三忘四。而我父親的幼年，別的孩子還在苦苦地背書，他已經出去玩了。這些，在父親的著作裏都有記錄。

    父親的寫作習慣

    記憶中的父親，寫作習慣是晚睡遲起。以小孩的眼光判斷，父親的生活是正常的。早晨不常吃早點，也沒有在床上喝牛奶、飲茶的習慣，僅僅抽幾支煙。我早晨起床下樓，腳步輕輕地踏進父親的門口，床前總是一張小幾，上面有煙嘴、煙缸和香煙。我取出一支插入短煙嘴裏，大功告成般地離開，似乎盡到極大的孝心。許媽急急地催促我，怕吵醒“大先生”。偶爾，父親瞇著眼睛看，也不表示什麼。我滿足於完成一件偉大的事，去上幼稚園了。整個下午，往往是被來訪的客人所佔據，一般都談得很長久，我聽到大家的朗朗的笑聲便鑽進去湊熱鬧。母親沒有準備點心的習慣，糖食倒是經常有的，有時父親從小鐵筒裏取出請客。我嘴裏講“陪客人”，實際上是為分得幾粒糖食。待我糾纏一陣後，母親便來調解，抓幾顆糖打發我走路。我在外邊玩耍一會兒，另一場交涉便開始了，這便是我為了“熱鬧”解除“單身兒”的寂寞，要客人留飯。父親實際上已經疲乏，這母親是清楚的，可我哪懂得？母親不便於表態，不作強留。如果客人理解而告辭，母親送客後便松一口氣。如果留下便飯，她就奔向四川北路上的廣東臘味店買熟食，如叉燒肉、白斬雞之類。順便再買一條魚拎回來，急忙烹調。至於晚上客人何時告辭，我就不得而知了，因為我那時早已入了夢鄉。講到睡覺，我想起在我四、五歲時，床頭旁的五斗櫃檯上，總點著一支蠟燭。它是普通的白色洋燭，每逢我不願睡的時候，許媽便哄著點燃燭火，説“阿彌陀佛，拜拜！”這才騙取了熄燈的效果。可惜我雖經過幼小時的“培訓”，至今仍沒信佛。任何宗教也沒有影響我。

    如果沒有客，父親下午便是翻閱報紙和書籍。有時候瞇起眼靠著藤椅打腹稿，這時大家都輕輕地不打擾他。母親有事吩咐傭工，也從來不大聲呼喚，總是走近講。所以此時屋裏是靜悄悄的。晚間我必須八點上樓睡覺，分秒必爭也無效。因此夜裏有什麼活動，均一概不知。偶然在睡意朦朧之中，聽到“當啷啷”跌落鐵皮罐聲，許媽在樓下，不在床邊，我就躡足下樓，看到父親站在窗口向外擲出一個物體，隨即便是一陣“當啷啷……”相伴著“喵”的雄貓怒吼聲。待父親手邊的五十支裝鐵皮香煙罐發射盡了，我下到天井尋找，撿到兩隻凹凸不平的“炮彈”，送給父親備用。原來每戶人家二樓都有一個平臺，那是前門進口處的遮陽雨篷，公貓就公然在這平臺上呼喚異性，且不斷變換調門，長號不已，雌貓也大聲應答，聲音極其煩人。父親想必文章寫不下去了，文思屢被打斷，忍無可忍，才予以打擊的。

    這裡要插一段國民黨圖謀暗殺父親的史實。那是1982年，我從全國人大調整到全國政協，作為“特邀代表”編入第44組。組裏有幾位熟人和知名人士。在小組會議室裏靠邊緣處，坐著一位體態較壯實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嚴肅，不與他人插話談笑。但是每個討論題目，均按主旨簡短髮言。當我得知他便是著名的暗殺高手，不禁多看了幾眼。散會時，他對每個每人平均禮節性地致意，我也向他打招呼。真所謂人不可貌相，這位當年地位顯赫的軍統特務頭目沈醉，並不橫眉獐目，如我解放前所見過的國民黨小特務那種模樣。如今我們黨和人民對他寬恕了、容納了，他被入選政協當委員，大家同席而坐，不再怒目以對。因此，在小組會的休息時間裏，相互走訪寒喧。我也在內人陪同下，跟著去沈醉住處走訪。他那時正舉步不便，幾年前在北戴河傷了腿骨。但當時並未交談什麼。

    過了幾天，我又在餐廳遇見他，他約我得空談一下。我應邀去他房間。他顯得很激動，向我吐露一個“從沒有透露過的秘密”：“三十年代，我曾接到上級命令，讓我組成一個監視小組打算暗殺你父親。結果在對面樓裏差人監視了多日，我（指沈醉本人）也去過幾回，只見到你父親經常在桌上寫字，你很小，在房間裏玩耍，看不到什麼特別的舉動。也鋻於你父親的名聲，沒有下手，撤退了。否則我會對不住你，將鑄成不可挽回的悲劇。”他本可以不講，把這段歷史深埋在腦子裏，跟隨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卻坦率地告訴了我。為此，我尊敬他。

    大陸新村九號

    父母到上海定居，住過景雲裏、阿莫斯公寓、以及避難時的幾處。這些我絲毫沒有印象。大陸新村的印象倒不少，看來幼兒要三歲以後有長期的記憶力，至少對我是這樣的。大陸新村現在知道是當時大陸銀行所建築的，共有兩條弄堂，我們住的是第一條。南邊的先造稱“青雲小築”。我家住的是九號。

    進前門是方形的小天井，從天井進前門是客廳，中央一張大桌，可會客也可用餐。可坐八人，父親坐南面北，它既是主位又不礙上菜。八張椅子，均一色薄黑漆，1946或47年由邵維昌用調和漆油過，變異為棕黃色。我曾建議上海魯迅紀念館設法復原，但似乎説過幾次都沒有動作，不知是否認為證據不足。其實檢查椅子的油漆便是最可靠的證明。這間客廳日常很少使用，平時家庭用飯在玻璃格門內間，隔門可敞開。叔叔嬸嬸來也在內間吃飯，兩家人團聚在一張小桌邊更顯親切。孩子不上桌面，碗麵上夾些菜在一旁吃，上桌面是孩子長大成人的標誌。如叔父不帶孩子來，那我就可坐在桌子邊上了。

    父親是紹興人，又在家鄉長大，按照生活環境和遺傳，應當具有相當酒量。但記憶中沒有見他醉倒過，量也不大，一兩杯而已。喝盡杯中的酒就説：“盛飯哉”！同時勸別位再繼續，客人也就此停杯用飯了。我不記得喝過白酒之類。叔叔曾送來五加皮（由於是黑瓶大肚收口，印象很深）。蕭軍在1935年到上海，東北大漢酒量難以估計，在我家吃飯的時候，也沒有他喝醉的印象，母親也不曾有過限制的語氣。也許青年們在老師面前加意克制吧。關於醉酒，父親曾給我講過，祖父他老人家“好酒”。紹興上層人喜歡以白斬雞下酒，且以胸脯肉為上乘。某次宴席上的冷盆裏雞脯肉不多，也許別人手快夾走了，祖父一怒之下把臺面掀掉，不歡而散。父親講了祖父的失控，也許亦引以為戒。所以，除了《兩地書》起首有提到喝“醉”以外，沒有什麼文章講述過這種情節。

    這裡還有一個關於留聲機的故事。在父親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很討厭上海三十年代留聲機的聲響。每當他仰臥藤椅、閉目構思的時候，如果有這類聲響來打擾，尤感不適。這時，如果我嗦嗦地跑去糾纏，無盡無休地問這問那，母親就會把我趕快帶走，打發我下樓去玩。

    1935年5月9日，父親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項記載：“下午為海嬰買留聲機一具，二十二元。”

    既然他很討厭當時那種甚囂塵上的市俗之聲，為什麼又花錢來買這架留聲機呢？原來這又是為了我的緣故。

    大概是那年四月，或者更早一些時間吧，許媽帶我到隔壁鄰居家去串門。那是一戶日本僑民。他家有一台落地式手搖大型留聲機，高約一米半，比我的身材還長一截。聽到他們在播放唱片，十分新鮮。可是仍感到不過癮，因為主人不許我用手摸它，內心深處隱存羨慕之情。回家以後，婉轉向母親提出要求，母親向父親表達了我的這個願望。經過商量，表示只要不打擾父親，可以考慮。但規定不許在父親工作時播唱，只在飯後稍許放放，聽一聽就算。我自然只有答應。過了幾天，有一個晚上，看見內山先生笑呵呵地同一個店員來到我家，拎來了一架小型攜帶型留聲機，父親下樓接待。內山先生用日語向父親介紹這架留聲機的性能，並且當場試放。放完以後，讓我再來看看，問我喜歡不喜歡；當時，我覺得它與鄰家的那臺相比，差得太遠，連連搖頭，表示不要。父親見此情景，就告訴內山先生，説孩子不大喜歡，就麻煩出售商店，請給另換一台。內山先生痛快地答應了，讓店員拎走了這臺留聲機。過了幾天，換了一台，仍然不大，我還是嫌小不要；又過了幾天，通知説另換了一台，比較大，搬不來，母親就帶我到內山書店去觀看。去了以後，見留聲機放在裏面房間，是一種等尺寸的。這時我似乎感到大人們已經很不耐煩了，不能再提過高的要求。因此也就表示接受了。

    留聲機送到我家裏以後，我發現它還附有兩匣金屬鋼制唱針，每盒二百支，還有近十張黑色唱片，都是日本産品，是兒童歌曲，如有聲似火車行馳的：“嗚咔咔……嗚、咔、咔”的音樂片，有童聲唱片。後來，內山書店店員鐮田誠一也送了兩張唱片（見1935年5月17日《魯迅日記》）。還有一張京劇《捉放曹》，記不起是誰的贈品。總之，大都是兒童唱片，而且只有那麼幾張，聽來聽去，都熟透能背，非常膩了，再加後來父親健康欠佳，所以，除非來了客人，或在飯後偶爾播放一兩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

    “積鐵成象”玩具

    瞿秋白和楊之華兩位革命前輩，曾幾次來我家避難小住。那時，我因只有三歲多一點兒，許多事情記憶不深。只記得我對他們兩位，一稱何先生，一稱何家姆媽。儘管他們當時處在顛沛流離之中，但在來往中間，還不時地對我家有所饋贈。如贈送父親詩文，贈送母親面鏡等等。就連我這個年幼的孩子，也特意贈送過東西。1932年10月9日，父親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下午維寧及其夫人贈海嬰積鐵成象玩具一盒”。玩具有積木，似乎眾所週知，這裡説贈的是“積鐵成象”，好像不易理解。其實就是鐵材製成的可搭成各種形象的玩具。父親對它這樣命名，是非常貼切的。

    這一盒珍貴玩具，我在幼小時很少玩過。等我稍稍長大以後，母親才從衣櫃中鄭重地取出，説這是何先生送的，過去因你太小，一直由我替你保管，現在才可以玩了。但是立有一條規矩，就是每次玩過以後，要把零件拆開，按原來的位置，有條不紊地擺進紙盒。説著，便翻開盒蓋，叮囑我説，這上面有全部零件的清單，可以按件核對。我仔細一看，匣蓋面呈黃色，裏為白色，何先生還親自以清晰透麗的筆跡，按順序寫明零件的名稱，各有多少種，多少件，連有多少顆螺絲、螺母都寫得一清二楚，毫無遺漏。字裏行間，凝集、滲透著一位革命家對待事物非常縝密細心、一絲不茍的精神。

    這種“積鐵”玩具，在四十多年前非常稀罕，都是舶來品。盒分大中小三種，零件多少繁簡不一。何先生送給我的是一個中盒。記得其中大小輪子各有四個，長方形底座一個，長方形鐵片兩塊，梯形鐵片一塊，還有許多不同形態的條、軸若干，搖把一隻，還附有螺絲和卡子一小盒。零件全都漆以紅綠兩色，滿布均勻的圓孔，以備搭時穿固螺絲之用，所有零件都做得非常精緻。匣內還附有厚厚的説明書一冊，載有搭成的各種器物圖像若干幅，從簡至繁、一一備載。簡者如天平、椅子、翹翹板；繁者如火車、飛機、起重機等等。我最喜愛搭的是起重機，搭成以後，還挂上一件物品，然後用搖把慢慢搖起，逐漸升高，十分有趣。這種玩具，不僅益智，而且因為它用鐵材製成，經久耐用，所以我對它一直保持著濃厚的興趣。

    這種玩具，後來國內已有類似産品出售，規模與此大同小異。名稱有的叫做“建築模型”，價格四元至十元不等。但何先生送我的一套，據説售價之貴令人咋舌。他們自己生活極其艱苦，卻花昂貴的價格買下這套玩具送我，用心可謂深矣！據母親介紹説，當時何先生預料，將來革命成功，必有一番大規模的建設，而這些建設工作，沒有人才是不行的，因此他認為對下一代必須及早給以科學技術教育，以備將來深造之用。言談之間，何先生還隱約透露，像他們那一代的革命家，難免有不測之遇，“留個紀念，讓孩子大起來也知道有個何先生”，這就是他們僅有的一點願望。是的，何先生的身影，雖然想不起來了，但是他留下來的這一盒禮物，卻成了我緬懷革命前輩的依憑。後來我上學以後，開始愛好理工專業，現在又投身於科技工作，細想起來，也許和他們兩位的啟迪不無關係。

    懷爐

    父親致命于肺病，但在生前經常折磨他的卻是胃病。但這胃病並不是因和章士釗打筆仗才發作的。聽叔叔周建人講，父親年輕時本來很健壯，難得見他生病。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時代趕鄉考。考場距家頗遠，有錢人家的考生雇了烏篷船去，而父親家貧，只能靠步行。入場時間又在半夜，要在家裏吃了晚飯趕去，隨身還得帶考籃，上面放著筆墨硯臺和食物、小板凳之類。而同伴中大都二十多歲，有的已是他的叔叔輩，他們腿長跑得快；加之出發前有個同伴定要先洗了腳才走，等洗完腳又聽説考場門快要關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這可苦了父親，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著。但他剛剛吃飽了飯，哪經得住這種劇烈的運動？由此落下了病根。到他十八歲那年，帶著祖母籌措的八塊錢盤纏，辭別故鄉，來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每逢嚴冬，衣服單薄，只能買點辣椒下飯，藉以取暖，因此種下了胃病的病根。加以中年以後，牙齒又全部拔去，裝以義齒，這就更加重了胃的負擔。因此胃病常犯，困苦不堪。每當這個時候，胃部強烈痙攣，從外面撫摸，好像一塊硬團，堅硬如石，疼痛異常，良久不得稍緩。那時我已稍稍懂事，每見他疼痛時用轉椅扶手頂住上腹部，長久不去。母親看得著急，有時便用手掌替他輕輕按摩。

    即使如此，也不停止工作。從1933年12月10日至16日這一週的《日記》來看，差不多每天都有“胃痛”的記載。但是，在此期間，他卻照常工作。接待客人，購置圖書，撰寫稿件，答覆來信，修訂舊書，參觀美術展覽，以至“得西諦所寄《北平箋譜》尾頁一百枚，至夜署名訖，即寄還”。真是事務紛繁，忙得不可開交。在這種情況下，胃病發作以後，如果只是一般的服藥和按摩，已不能奏效。所以在十二日有“用懷爐溫之”，13日又有“仍用懷爐溫之”的記載。

    這懷爐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讓我稍作介紹。

    上海的冬天，由於室內無火，氣溫往往比較低。暖水袋衝了開水，維持不了多久，頂多一小時就會變涼。經常灌它又比較麻煩。當時虹口一帶的日本藥店，除售藥品而外，往往有這種懷爐出售。我在家裏見過兩種：一種有眼鏡盒那麼大小，但稍許厚實一點，用鍍鋅鐵皮壓成，外貼黑色絨布。所用燃料，是把優質炭末緊壓成圓棒形，外裹薄紙。打開匣蓋，中有容納炭棒的圓槽，邊用小齒條卡緊，以免移動。據説每根炭棒可燃三小時。可是母親用火柴點燃以後，不多時便熄滅。屢點屢滅，只好棄置不用。我也偷偷試點過幾次，結果一樣，也不成功，所以未見父親用過。這大概是由於産品沒有“過關”的緣故。

    另外一種，爐體呈扁平長方型。厚僅1.5公分，電鍍克羅米（鎳）。匣蓋豎開，下半段可以灌注酒精。有一根石棉制的爐芯，用火柴點燃後，芯子就發出熒熒綠光，蓋上匣蓋，讓其在內部徐徐燃燒。匣蓋刻有圖案洞孔，藉以流通空氣，散發熱量。這時爐體逐漸灼熱，外邊套上黑色天鵝絨的緊套，放進懷中，可以維持數小時之久。現在市場上有時也有這種懷爐出售，只是體呈圓形，與我幼時所見，不過大同小異而已。見到這種東西，使我不禁産生聯想，那時每到晚上九、十點鐘，我已是早入夢鄉，但是父親卻在漫漫長夜，寒氣襲人的環境中，，用懷爐帶給他的一些微溫，抱病滿腔熱情傳播真理，為理想世界的到來貢獻著自己的一切。

    一枚“生病”的圖章

    父親的印章，現存有49枚。有名章、號章及筆名章，還存有判別古籍真偽的“完”、“偽”、“善”、“翻”等單字章和“莽原社”等等的社團章。以石質居多，還有水晶石、牙質和玉質者。外形有或圓或方經過加工者，也兼有不加磨制保持自然形態者。有一枚，上刻有“只有梅花是知己”，石質，沒有邊款，我不知何人所贈。這些印章，現分別保存于北京和上海的魯迅紀念館中，有機會再一一向專家們請教。遺憾的是，1941年12月，母親遭日本憲兵隊逮捕以後，父親的手稿、日記和圖章，都被當作“罪證”而抄沒。待到母親獲釋，東西發還時，才發現丟失了“十幾個圖章”，其中有母親自己的印章，有“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圖章，也有父親的幾個印章（見《遭難前後》102頁）。這十幾個圖章，連同1922年父親的一冊親筆日記，雖經母親的當面追尋，但均杳如黃鶴，一去不復返了。當時，日本憲兵隊的審問者名叫奧谷，如尚在世，能夠提供線索，使這些東西得以發現，這是我的一線希望，也是廣大魯迅研究者和一切維護中日友好者的願望。

    上海魯迅紀念館保存著一枚白色木質圖章。式樣極其普通，呈長方形，印面為3.71.0釐米，刻有陽文“生病”二字，字體正方，刀力平平，質地一般，並非精選，刻工無名，也非名家。沒有邊款標記，不明作何用途。母親生前，紀念館的同志似乎也未問及，因而使一些研究者不得其解。這塊“生病”圖章，我倒是一個“知情人”。當年上海虹口大陸新村一樓會客室的裏間，有一張我們平日吃飯的八仙桌，桌四側有四隻小抽屜，這只圖章，就放在朝南方向、大門方位的那只抽屜中，和它放在一起的，還有一小圓匣印泥。我小時候，曾經拿這只圖章往紙上蓋著玩，弄得手指油膩膩的儘是腥紅色，這只圖章也被我弄得遍身印泥，滿是硃砂。

    三十年代的上海，郵遞員送信往往愛投後門，因為弄堂房子的結構，廚房緊接在後門旁邊，這樣，信件送到時，住戶經常有人接應，可省等候時間，而前門卻往往難以叫應。當時，郵遞員騎自行車，技術都很高超，在弄堂裏，不用下車，車速稍一減慢，揚手一擲，信件就能投入窗戶以內。然後飛車就走，毫不延誤。如果是掛號郵件，就得停車取章。那時掛號信件又分單挂和雙挂兩種。單掛號蓋章後，就算是收件人向郵局負責；雙掛號則還有一紙回執，需要回遞寄件人。這一枚“生病”圖章，是父親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請人刻製的。當時，他已病得很重（據《日記》，從1936年6月5日———6月30日，就“艱于起坐”），連一向堅持的日記都不能記了，因而也就不能像過去那樣，有信必復，有稿必看了。接到信件，不願拖延時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牽掛，所以想出此法，在回執一蓋上“生病”二字的圖章，使寄件人見此回執，就能明白情況，不致再急著催促。這也是父親對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一種認真負責的態度。那時我已經六歲多了，有時在樓下玩耍，遇到來信要蓋此章時，往往不許旁人插手，不論郵件緩急，搶著完成自以為非常榮耀的任務。後來，很多熟人知道父親病重，除了問候以外，一般都不願意以事務相煩，但有些人不很了解情況，所以有時偶然也見有送稿件前來請教的，碰到這種情況，母親估計短期來不及閱讀，便婉言謝絕，如有持介紹信件送稿者，便在來信後面蓋以“生病”二字圖章，取得對方諒解，由送信人帶回。這種情況記得次數不多。父親去世後，這枚圖章，連同其他什物，一併搬到霞飛坊（現稱淮海路）64號，再也沒有使用過，想不到於今卻成了一件很有紀念意義的文物了。

    《文匯報》2001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