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出現在中國的講壇上，是一件讓人心理不平衡的事情，幸好這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出言謹慎，給我們這個文學大國一個面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一書的序言中，大江先生居然畢恭畢敬地説了這樣一句話：“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魯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點點。這是我文學和人生的最大願望”。向魯迅先生靠近，這一聲呼喚出自異國作家之口，本身就是對中國作家的無形諷刺，眼下新潮作家大都在疏遠魯迅，他們把魯迅當作一塊硬石頭，只有遠遠地繞過他，才不至於被絆倒。即便是那些不敢大聲非議魯迅的知識分子也往往是與魯迅貌合神離。在這個林語堂、沈從文、張愛玲、周作人等溫和文人吃香的年代，人們自以為與魯迅保持一種距離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郜元寶先生在《魯迅六論》一書的自序中説：“世無魯迅，天下太平，世有魯迅，天下亦太平”，我認為這是一句富有禪意的話。郜先生不僅提醒吃魯迅飯的研究者不要神化魯迅，同時也暗示那些認為魯迅礙事的倡狂小子要有個數。只有靠近魯迅，走進魯迅的精神世界，才能夠體味到一個博大靈魂的內在力量。魯迅的世界是一個心靈場和語言場，他的磁力並沒有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消退。

    郜元寶認為魯迅的文學是和他的“心學”一同開始的，魯迅討厭那些空心的文學。在那個麻木的、奴性十足的時代，“撫心愁嘆”的青年魯迅把文學當作“爭天抗俗”的唯一手段。儘管五四時代孕育了一大批叛逆者，但是，更多的出走者沒有繼續孤獨前行，不少人“走了一圈又回來”，應驗了魯迅先生“娜拉走後怎樣”的預言。魯迅先生之所以沒有曇花一現，不僅是因為他拒絕作“振臂一呼”的英雄，更是由於他所選擇的對手是頑固和持久的，魯迅從一開始就同“世道人心”過不去，他的目標是清除傳統文化肌體中的毒素，所以，他從來都不把得罪人當回事。他當然清楚“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但是，對於我們這個精神遺傳根深蒂固的民族來説，必須撕開面子，狠下心來“鑒別靈魂”。

    魯迅先生的批判力量來自他對“戲劇本能”的抵抗。魯迅先生是一個體制外的獨立思考者，他一方面拒絕“做戲”，另一方面又抵抗“看客”的角色。由此可見，靠近魯迅，實質上就是靠近真實。魯迅所提供給我們的決不是一堆花裏胡哨的名詞，魯迅的語言是無法與內容本體相脫離的，他更關心的是骨子裏的東西，他清楚：“招牌雖換，貨色全舊，全不行的”。某些過於聰明的文人居然把“魯迅”也當作一塊萬能招牌，企圖為我所用，最終只能暴露出自己的精神缺陷。靠近魯迅，不是為了“借光”，也不是為了充門面，而是一種生命需要，一種精神血緣的凝聚。魯迅先生正是懷著“連自己也燒在這裡面”的激情去觀照國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遺傳的。在一個麻木的時代，作為一個提前的醒來者，唯有具備自剖的勇氣才能夠承擔療救的使命。郜元寶認為，“抉心自食”始終是魯迅作品的靈魂。這一點，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所缺乏的。要想靠近魯迅，首要的任務就是拷問自己的靈魂，逃避自我是精神退化的開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魯迅峻厲的精神面孔被涂上了一層灰暗的色彩，人們用弗洛伊德和薩特等人的理論來闡釋魯迅的個性心理，其中隱含著一個不好説出口的結論就是，魯迅這種激烈的表達方式不僅已不適應於今天的語境，而且應當清算一下。有人甚至把“文革”的火藥文風歸罪于魯迅。殊不知，魯迅所深惡痛絕的“污濁之平和”迄今仍殘留在我們的文化空氣中。中國的知識分子似乎比以往更加懂得趨利避害，他們洞明世事卻故作懵懂，顧左右而言他，人情練達使他們的文章失去了風骨和血性。這是一種危險的成熟狀態。魯迅先生早已經看透了這些“荃才小慧之徒”的鬼把戲。魯迅先生飽嘗了“夢醒之後無路可走”的痛苦，所以，他並不把所謂的“出路”看得多麼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他把“碰壁”當作了一種樂趣。一個不急於尋求目的和利益的人自然不會在乎各種惡語。無私才能無畏，魯迅畢生都在消解話語霸權，而壓根兒就不想以正宗自居。反抗是出於“深沉的自覺”，而不是為了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有靠近魯迅，我們才能獲得“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的大境界。

    靠近魯迅，不應當僅僅是文學上的一種努力，而是對活著的意義的昇華。郜元寶説：“魯迅並不一味孤憤、沉重，更有輕鬆、幽默、欣慰和天真。與其説他是中國現代最痛苦的靈魂，不如説他是中國現代善於領略生命的大歡喜的一顆最充實的靈魂”。這無疑是《魯迅六論》一書中最精彩的一段。在這個貧乏的時代，魯迅的心靈痕跡被泡沫般的文字覆蓋著，讓我們用心靠近魯迅，去尋覓生命那一段真實和潔白。

    （《魯迅六論》，郜元寶著，上海三聯書店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版，１２．００元）

    《博覽群書》 2001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