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最大願望:靠近魯迅
丁國強
靠近魯迅——讀郜元寶《魯迅六論》
大江健三郎出現在中國的講壇上,是一件讓人心理不平衡的事情,幸好這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出言謹慎,給我們這個文學大國一個面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一書的序言中,大江先生居然畢恭畢敬地説了這樣一句話:“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魯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點點。這是我文學和人生的最大願望”。向魯迅先生靠近,這一聲呼喚出自異國作家之口,本身就是對中國作家的無形諷刺,眼下新潮作家大都在疏遠魯迅,他們把魯迅當作一塊硬石頭,只有遠遠地繞過他,才不至於被絆倒。即便是那些不敢大聲非議魯迅的知識分子也往往是與魯迅貌合神離。在這個林語堂、沈從文、張愛玲、周作人等溫和文人吃香的年代,人們自以為與魯迅保持一種距離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郜元寶先生在《魯迅六論》一書的自序中説:“世無魯迅,天下太平,世有魯迅,天下亦太平”,我認為這是一句富有禪意的話。郜先生不僅提醒吃魯迅飯的研究者不要神化魯迅,同時也暗示那些認為魯迅礙事的倡狂小子要有個數。只有靠近魯迅,走進魯迅的精神世界,才能夠體味到一個博大靈魂的內在力量。魯迅的世界是一個心靈場和語言場,他的磁力並沒有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消退。
郜元寶認為魯迅的文學是和他的“心學”一同開始的,魯迅討厭那些空心的文學。在那個麻木的、奴性十足的時代,“撫心愁嘆”的青年魯迅把文學當作“爭天抗俗”的唯一手段。儘管五四時代孕育了一大批叛逆者,但是,更多的出走者沒有繼續孤獨前行,不少人“走了一圈又回來”,應驗了魯迅先生“娜拉走後怎樣”的預言。魯迅先生之所以沒有曇花一現,不僅是因為他拒絕作“振臂一呼”的英雄,更是由於他所選擇的對手是頑固和持久的,魯迅從一開始就同“世道人心”過不去,他的目標是清除傳統文化肌體中的毒素,所以,他從來都不把得罪人當回事。他當然清楚“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但是,對於我們這個精神遺傳根深蒂固的民族來説,必須撕開面子,狠下心來“鑒別靈魂”。
魯迅先生的批判力量來自他對“戲劇本能”的抵抗。魯迅先生是一個體制外的獨立思考者,他一方面拒絕“做戲”,另一方面又抵抗“看客”的角色。由此可見,靠近魯迅,實質上就是靠近真實。魯迅所提供給我們的決不是一堆花裏胡哨的名詞,魯迅的語言是無法與內容本體相脫離的,他更關心的是骨子裏的東西,他清楚:“招牌雖換,貨色全舊,全不行的”。某些過於聰明的文人居然把“魯迅”也當作一塊萬能招牌,企圖為我所用,最終只能暴露出自己的精神缺陷。靠近魯迅,不是為了“借光”,也不是為了充門面,而是一種生命需要,一種精神血緣的凝聚。魯迅先生正是懷著“連自己也燒在這裡面”的激情去觀照國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遺傳的。在一個麻木的時代,作為一個提前的醒來者,唯有具備自剖的勇氣才能夠承擔療救的使命。郜元寶認為,“抉心自食”始終是魯迅作品的靈魂。這一點,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所缺乏的。要想靠近魯迅,首要的任務就是拷問自己的靈魂,逃避自我是精神退化的開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魯迅峻厲的精神面孔被涂上了一層灰暗的色彩,人們用弗洛伊德和薩特等人的理論來闡釋魯迅的個性心理,其中隱含著一個不好説出口的結論就是,魯迅這種激烈的表達方式不僅已不適應於今天的語境,而且應當清算一下。有人甚至把“文革”的火藥文風歸罪于魯迅。殊不知,魯迅所深惡痛絕的“污濁之平和”迄今仍殘留在我們的文化空氣中。中國的知識分子似乎比以往更加懂得趨利避害,他們洞明世事卻故作懵懂,顧左右而言他,人情練達使他們的文章失去了風骨和血性。這是一種危險的成熟狀態。魯迅先生早已經看透了這些“荃才小慧之徒”的鬼把戲。魯迅先生飽嘗了“夢醒之後無路可走”的痛苦,所以,他並不把所謂的“出路”看得多麼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他把“碰壁”當作了一種樂趣。一個不急於尋求目的和利益的人自然不會在乎各種惡語。無私才能無畏,魯迅畢生都在消解話語霸權,而壓根兒就不想以正宗自居。反抗是出於“深沉的自覺”,而不是為了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有靠近魯迅,我們才能獲得“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的大境界。
靠近魯迅,不應當僅僅是文學上的一種努力,而是對活著的意義的昇華。郜元寶説:“魯迅並不一味孤憤、沉重,更有輕鬆、幽默、欣慰和天真。與其説他是中國現代最痛苦的靈魂,不如説他是中國現代善於領略生命的大歡喜的一顆最充實的靈魂”。這無疑是《魯迅六論》一書中最精彩的一段。在這個貧乏的時代,魯迅的心靈痕跡被泡沫般的文字覆蓋著,讓我們用心靠近魯迅,去尋覓生命那一段真實和潔白。
(《魯迅六論》,郜元寶著,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10月版,12.00元)
《博覽群書》 200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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