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覺得,隨著年齡的變化,考慮家庭問題的方法也隨之而變。
孩童時期住在森林峽谷間的村莊裏,只要夜暮降臨,決不可以剪指甲,按照從祖母,母親那裏傳下來的舊習俗,如果夜晚剪指甲,將來會遠離家人一個人孤獨地死去。高中畢業後進入大學,一個人住在外邊,和家裏的關係顯得格外地冷淡起來,有時故意地在夜裏剪指甲,仿佛在表明,今後要一個人生活下去的幼稚心願。
隨著歲月的流逝,結婚、生子,一晃到了四十歲。是的,那是在墨西哥城當教師的時候,望著漆黑的夜晚,猛然回想起那個舊習俗,便停止了剪指甲。那是因為,妻子打國際長途向我報告,長子大江光的癲癇病又發作了。因為必須幹到簽約的日期,只好懷著一種迫切回歸的願望,堅持到工作結束。那以後,即使看見兒女在夜裏剪指甲,也沒有把四國島村莊裏流傳下來的民俗告訴他們。我希望,除大江光外,女兒、次子在未來,能夠在一種寬鬆的氣氛中理解死亡。
在家裏兩個健全的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我們都確保他們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也就是説,讓他們從我和妻子身邊獨立出去。他們的成長,使我深刻地意識到,是家庭這種形式,把我和兒子,妻子和女兒,女兒和兒子之間彼此連在了一起,其中連接著一根有張力的繩索。特別是我和已經長大成人的次子,他已成為有性格的白領階層的一員,我們之間被這根繩索緊緊地連在一起。我當然是很疲憊的,可兒子決不會停滯不前。平時,那是一根無形的寬鬆的繩索,它總是向下低垂,一旦哪方需要的時候,就會抓緊它,把它向自己的方向拉近,或者沿著繩索靠近對方,即使不靠近對方,也會用眼睛確定對方的位置。這是一種沒有束縛感的連接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即使站在懸崖邊上的危急時刻,一方寧可自己滑下去,也會冒死支援另一方,而另一方也會以同樣的心態,確保兩人的安全。
現在,讓我欣慰的是,我的家庭被無形的寬舒的紐帶連接在一起。長子因為有殘疾,永遠也不可能獨立出去,只能和我們夫妻共同生活下去。我認為這也是值得慶倖的事,從利己主義的感情出發,平常連接我們三者的這根繩索雖然沒有緊繃著,也沒有鬆馳地垂向地面,至少從我這方面講,我和大江光的關係,需要在細微之處進行檢討。
次子為了碩士論文,要到秩父去住一晚。從幼兒時期,他就是個決不抱怨不平的孩子,只是生悶氣表示抗議。至今為止,送大江光去福利製作所的角色,一直是他擔任。今天,我早早起來,停止工作,決定送大江光去。
從電車下來,沿著新建成的高層住宅旁的步行道走著,大江光又中度發作癲癇,我帶著他走到了新修好的街邊長凳上,等待他恢復過來,這時我看到了身邊的楓樹和櫸樹的黃葉。每當大江光中度癲癇發作時,最難辦的就是小便失禁,這一天也同樣。恢復過來之後,向福利製作所去的時候,又一次小便失禁,即使坐計程車回家也是臭氣難當,不如直接去福利製作所。大江光也試著向前走,只是腳步有些不穩當,我想用手臂扶住他,被推開了,想用肩頭支撐著他,被他微妙地斷然拒絕了,這樣一直走到福利製作所,我也沒能為保護他做點什麼。
早晨的福利製作所,誇張地説,有點戰場的氣氛,所有老師都精神抖擻地站在那裏麻利地幹著活。我和一位面容熟悉的老師,把事情經過説了一遍,把替換的內衣交給他,他帶領大江光走向洗手間,為他處理失禁後的一些麻煩事。假如我沒發現大江光失禁一事,老師也會主動為他處理的。福利製作所的老師幹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對大江光這樣的病人,這並不是小事。在他小的時候曾有過這樣的經歷,慌慌張張的我,帶他進了和式廁所,因為他小,不會蹲著,弄得滿身都是。還有一次,同樣進了車站的和式廁所,地下滿是污水,還是高中生的妹妹全力以赴地在背後支撐著他,使得進來解手的男士,不得不向她表示了敬意。女兒的性格乖巧,老實中蘊藏著勇敢與堅毅。
回來的路上,仿佛做完了一項工作,一個人坐電車往家走,琢磨剛才大江光為什麼不接受我的幫助。迄今為止,有好多次了。是他癲癇發作的原因,還是他潛意識裏怪罪父親使他得了這種病,向我表示敵意?難道他忘記了每次發作父親對他的照顧和關懷嗎?相反平日他在人群中上臺階,總是我來扶他,這就好像這是我的特權一樣。我仿佛明白了些什麼。電車到了仙川車站,我下了車,這時站在月臺上的兩個女大學生,似乎聞到了什麼,“瞧,那個大叔,臭哄哄的,變態!”
年初,我曾到她們就讀的大學講演,介紹大江光的音樂,今天被他們説成變態,真是“幸運呀!”
平常我不表現出對大江光的忍耐態度,以免妨礙他走向獨立。迄今為止我從不反省我的這種作法,同時我覺得也失去了很多機會。在圍繞如何教育殘疾兒童的研討會上,我曾做過有關我和兒子的演講,會後,我受到了國立大學研究殘疾教育的某年輕學者的批評。他認為一味地把殘疾孩子保護在自己的懷裏,對他自立是一種阻礙。他特別強調,你們夫婦死後,孩子將怎樣生存下去,在教育殘疾兒的問題上,最大的敵人就是父母妨礙孩子的自立。他還説:在您的小説裏看到,您女兒要和有殘疾的哥哥一起出嫁,這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是不可能的,你們父母的態度,也使您女兒陷入不幸。
這位年輕的學者對我過分地珍惜家庭成員,顯出不能忍受的樣子。他繼續批評説:家庭與社會對立,讓家族成員從屬於雙親,這是一種逆歷史潮流的作法,您的整個家庭成員就像是一群向社會示威的勇士。
我也反省過自己,怎樣使自己的家庭得以“康復”。常常聽到這種説法,家庭是您的根據地,那麼沒有家庭的人怎麼辦?我回答不出來。文學往往是從否定家庭開始的。太宰治的名言説得好:比起孩子更應該珍惜父母。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我還是不想離開孩子。
每天和大江光在同一屋檐下幹著各自的事情,聽著相同的音樂,迎送他去福利製作所,為了補償分開的時間,他回家來就和他多説些話。這樣日復一日地生活著,我不得不認真地想想,大江光是不是真正需要我?雖然沒有明確的表達,説不定他是憑藉毅力、忍耐,對我給予最大的寬容。
回想六十年來的人生,除了幼兒時期,用“寬舒的紐帶”這句話來概括我的人際關係,我認為是貼切的。
我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組織,站在自由者的立場,參加過一些黨派團體組織的遊行、集會,可是不想成為任何黨派的一員。用一句政治術語來説,我最接近無政府主義者,但也沒有加入無政府主義團體。
我常常被質問:您説要珍視祈禱,可又沒有宗教信仰,這難道不奇怪嗎?我的回答是:我不想信教,被束縛,但我想加入一種不被束縛的宗教。在這裡我還要強調一點,我願意閱讀帶有宗教色彩的傳記文學,而且自己也想被嚴肅的宗教條例所束縛,曾經也被弗蘭西斯、羅耀拉等人物故事迷住。
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寫小説,到現在沒有正式的工作,而且沒有找過工作。學生時代,只是參加學校的團體活動,編過文藝雜誌,那只不過是一年兩次,集中一週的活動。到現在,一起編文藝雜誌的同學的面孔都記不起來了。相反,像伊丹十三這樣,非常自由結交的學生時代的朋友倒成了一生的摯友。大學時代也沒能住上集體宿舍,結交朋友的機會又少了一個。這一切對於我長大成人沒能帶來正面的經驗,特別是四十歲到五十歲期間,由於性格的欠缺,對我的文學創作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現在我更加感到人格本身的欠缺,竟成了膠片直接映襯在文學作品中。
基於以上種種考慮,今後我想寫一些以“寬舒的紐帶”為主題的文章,不僅寫我自己,還有和大江光的關係,以及家庭所有成員,使我這個家庭成為“康復”的家庭。
《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大江健三郎著,門曉紅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