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覺得，隨著年齡的變化，考慮家庭問題的方法也隨之而變。
孩童時期住在森林峽谷間的村莊裏，只要夜暮降臨，決不可以剪指甲，按照從祖母，母親那裏傳下來的舊習俗，如果夜晚剪指甲，將來會遠離家人一個人孤獨地死去。高中畢業後進入大學，一個人住在外邊，和家裏的關係顯得格外地冷淡起來，有時故意地在夜裏剪指甲，仿佛在表明，今後要一個人生活下去的幼稚心願。
隨著歲月的流逝，結婚、生子，一晃到了四十歲。是的，那是在墨西哥城當教師的時候，望著漆黑的夜晚，猛然回想起那個舊習俗，便停止了剪指甲。那是因為，妻子打國際長途向我報告，長子大江光的癲癇病又發作了。因為必須幹到簽約的日期，只好懷著一種迫切回歸的願望，堅持到工作結束。那以後，即使看見兒女在夜裏剪指甲，也沒有把四國島村莊裏流傳下來的民俗告訴他們。我希望，除大江光外，女兒、次子在未來，能夠在一種寬鬆的氣氛中理解死亡。
在家裏兩個健全的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我們都確保他們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也就是説，讓他們從我和妻子身邊獨立出去。他們的成長，使我深刻地意識到，是家庭這種形式，把我和兒子，妻子和女兒，女兒和兒子之間彼此連在了一起，其中連接著一根有張力的繩索。特別是我和已經長大成人的次子，他已成為有性格的白領階層的一員，我們之間被這根繩索緊緊地連在一起。我當然是很疲憊的，可兒子決不會停滯不前。平時，那是一根無形的寬鬆的繩索，它總是向下低垂，一旦哪方需要的時候，就會抓緊它，把它向自己的方向拉近，或者沿著繩索靠近對方，即使不靠近對方，也會用眼睛確定對方的位置。這是一種沒有束縛感的連接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即使站在懸崖邊上的危急時刻，一方寧可自己滑下去，也會冒死支援另一方，而另一方也會以同樣的心態，確保兩人的安全。
現在，讓我欣慰的是，我的家庭被無形的寬舒的紐帶連接在一起。長子因為有殘疾，永遠也不可能獨立出去，只能和我們夫妻共同生活下去。我認為這也是值得慶倖的事，從利己主義的感情出發，平常連接我們三者的這根繩索雖然沒有緊繃著，也沒有鬆馳地垂向地面，至少從我這方面講，我和大江光的關係，需要在細微之處進行檢討。
次子為了碩士論文，要到秩父去住一晚。從幼兒時期，他就是個決不抱怨不平的孩子，只是生悶氣表示抗議。至今為止，送大江光去福利製作所的角色，一直是他擔任。今天，我早早起來，停止工作，決定送大江光去。
從電車下來，沿著新建成的高層住宅旁的步行道走著，大江光又中度發作癲癇，我帶著他走到了新修好的街邊長凳上，等待他恢復過來，這時我看到了身邊的楓樹和櫸樹的黃葉。每當大江光中度癲癇發作時，最難辦的就是小便失禁，這一天也同樣。恢復過來之後，向福利製作所去的時候，又一次小便失禁，即使坐計程車回家也是臭氣難當，不如直接去福利製作所。大江光也試著向前走，只是腳步有些不穩當，我想用手臂扶住他，被推開了，想用肩頭支撐著他，被他微妙地斷然拒絕了，這樣一直走到福利製作所，我也沒能為保護他做點什麼。
早晨的福利製作所，誇張地説，有點戰場的氣氛，所有老師都精神抖擻地站在那裏麻利地幹著活。我和一位面容熟悉的老師，把事情經過説了一遍，把替換的內衣交給他，他帶領大江光走向洗手間，為他處理失禁後的一些麻煩事。假如我沒發現大江光失禁一事，老師也會主動為他處理的。福利製作所的老師幹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對大江光這樣的病人，這並不是小事。在他小的時候曾有過這樣的經歷，慌慌張張的我，帶他進了和式廁所，因為他小，不會蹲著，弄得滿身都是。還有一次，同樣進了車站的和式廁所，地下滿是污水，還是高中生的妹妹全力以赴地在背後支撐著他，使得進來解手的男士，不得不向她表示了敬意。女兒的性格乖巧，老實中蘊藏著勇敢與堅毅。
回來的路上，仿佛做完了一項工作，一個人坐電車往家走，琢磨剛才大江光為什麼不接受我的幫助。迄今為止，有好多次了。是他癲癇發作的原因，還是他潛意識裏怪罪父親使他得了這種病，向我表示敵意？難道他忘記了每次發作父親對他的照顧和關懷嗎？相反平日他在人群中上臺階，總是我來扶他，這就好像這是我的特權一樣。我仿佛明白了些什麼。電車到了仙川車站，我下了車，這時站在月臺上的兩個女大學生，似乎聞到了什麼，“瞧，那個大叔，臭哄哄的，變態！”
年初，我曾到她們就讀的大學講演，介紹大江光的音樂，今天被他們説成變態，真是“幸運呀！”
平常我不表現出對大江光的忍耐態度，以免妨礙他走向獨立。迄今為止我從不反省我的這種作法，同時我覺得也失去了很多機會。在圍繞如何教育殘疾兒童的研討會上，我曾做過有關我和兒子的演講，會後，我受到了國立大學研究殘疾教育的某年輕學者的批評。他認為一味地把殘疾孩子保護在自己的懷裏，對他自立是一種阻礙。他特別強調，你們夫婦死後，孩子將怎樣生存下去，在教育殘疾兒的問題上，最大的敵人就是父母妨礙孩子的自立。他還説：在您的小説裏看到，您女兒要和有殘疾的哥哥一起出嫁，這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是不可能的，你們父母的態度，也使您女兒陷入不幸。
這位年輕的學者對我過分地珍惜家庭成員，顯出不能忍受的樣子。他繼續批評説：家庭與社會對立，讓家族成員從屬於雙親，這是一種逆歷史潮流的作法，您的整個家庭成員就像是一群向社會示威的勇士。
我也反省過自己，怎樣使自己的家庭得以“康復”。常常聽到這種説法，家庭是您的根據地，那麼沒有家庭的人怎麼辦？我回答不出來。文學往往是從否定家庭開始的。太宰治的名言説得好：比起孩子更應該珍惜父母。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我還是不想離開孩子。
每天和大江光在同一屋檐下幹著各自的事情，聽著相同的音樂，迎送他去福利製作所，為了補償分開的時間，他回家來就和他多説些話。這樣日復一日地生活著，我不得不認真地想想，大江光是不是真正需要我？雖然沒有明確的表達，説不定他是憑藉毅力、忍耐，對我給予最大的寬容。
回想六十年來的人生，除了幼兒時期，用“寬舒的紐帶”這句話來概括我的人際關係，我認為是貼切的。
我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組織，站在自由者的立場，參加過一些黨派團體組織的遊行、集會，可是不想成為任何黨派的一員。用一句政治術語來説，我最接近無政府主義者，但也沒有加入無政府主義團體。
我常常被質問：您説要珍視祈禱，可又沒有宗教信仰，這難道不奇怪嗎？我的回答是：我不想信教，被束縛，但我想加入一種不被束縛的宗教。在這裡我還要強調一點，我願意閱讀帶有宗教色彩的傳記文學，而且自己也想被嚴肅的宗教條例所束縛，曾經也被弗蘭西斯、羅耀拉等人物故事迷住。
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寫小説，到現在沒有正式的工作，而且沒有找過工作。學生時代，只是參加學校的團體活動，編過文藝雜誌，那只不過是一年兩次，集中一週的活動。到現在，一起編文藝雜誌的同學的面孔都記不起來了。相反，像伊丹十三這樣，非常自由結交的學生時代的朋友倒成了一生的摯友。大學時代也沒能住上集體宿舍，結交朋友的機會又少了一個。這一切對於我長大成人沒能帶來正面的經驗，特別是四十歲到五十歲期間，由於性格的欠缺，對我的文學創作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現在我更加感到人格本身的欠缺，竟成了膠片直接映襯在文學作品中。
基於以上種種考慮，今後我想寫一些以“寬舒的紐帶”為主題的文章，不僅寫我自己，還有和大江光的關係，以及家庭所有成員，使我這個家庭成為“康復”的家庭。
《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大江健三郎著，門曉紅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