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將於9月25日訪問中國。9月10日,本報特約駐日記者劉迪、吉林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東京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生王新新在大江先生的住宅對其進行了專訪,以下是這次採訪的部分內容。“ 共生”才是亞洲惟一的希望
問:記得1994年您獲得諾貝爾獎那年,《人民日報》的張虎生先生採訪您時,您曾説“想再次訪問中國”。時過六年,在您的願望即將實現的時候,時隔十六年的第三次中國之行您一定充滿了期待,是這樣嗎?
答:以前我去過兩次中國,一次是1960年,另一次是在八十年代(1984年————記者注),對我來説是很難得、很重要的經歷。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這兩次去中國,都沒能和年輕人直接進行交談,也沒能和作家們直接進行討論。這次就很好。這次有和作家們的座談、和學者們的討論,還有在大學的演講。特別是在我講演結束後能以問答的形式與年輕學生們進行討論,這可以説是我最大的期待了————和中國的年輕人共生。“共生”這個詞在現在漢語裏還是一起生存下去的意思嗎?
(記者答:是,共同生存。)
亞洲人和中國人共生,中國人和日本人、和南韓人一起,當然也包括和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們一起“共生”,才是亞洲惟一的希望。日本年輕人和中國年輕人能夠共生,是我對未來的展望中最為重要的事情。
問:您是一個很重視社會責任的作家。您很欣賞的馬爾克斯曾經説過:“一個不關心政治、不關心社會的作家不是個好作家”。從日本文學傳統的角度來看,文學是遠離政治的,而您卻説過您是用文學參與政治(《廣島札記》、《沖繩日記》就是一例)。您希望像您這樣的作家在日本更多一些出現嗎?
答:日本的確有重視社會責任的作家,我們上一代作家中有很多。我也很重視。和我同時代的作家井上靖是很受大眾喜歡的作家,在對民主主義的認識上,我們非常接近。我希望年輕人思考民主主義,希望他們把作家當成知識分子看待。現在的年輕作家中有很多受歡迎的優秀作家。村上春樹、吉本香蕉,都深受喜愛。但是他們可能是覺得承認自己是知識分子很難為情,也不夠成熟。在日本,把小説家看做是知識分子、要擔負起知識分子批判社會的責任的認識越來越薄弱了。我對這點非常不滿。我認為,一個好作家,應該強烈意識到文學家是士大夫,是知識分子。
問:您1999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講中,曾引用托馬斯 曼的一段話,以此呼喚“戰鬥的人道主義”。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一概念,怎樣認識它的現實意義呢?這會不會是戰勝危機的手段之一?
答:托馬斯 曼原本並不直接發表政治見解,他是一個“非政治的人”,寫文章、寫小説。但是,希特勒出現了,把整個歐洲帶入戰爭、帶入恐怖。這時他説,歐洲的人道主義從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實在太溫和了,必須讓它更具戰爭性。對反對人道主義的勢力,必須提高戰鬥力。他説,只有“ 戰鬥的人道主義”,才能戰勝希特勒。所以我在柏林的演講中所説的“戰鬥的人道主義”可以理解為戰鬥的民主主義。我認為這在現在是非常重要的。知識分子,不是在家裏寫寫小説、做做實驗就行了的,他必須主張通過自己的學問獲得對人類、對社會的認識,為此需要戰鬥。我認為有必要重新提及、重新思考“戰鬥的人道主義”。托馬斯 曼雖然是六七十年前的人,但他説的話現在又變得重要起來。參加侵略戰爭就要負責
問:近些年來,先生在海外做過很多次演講,這些演講表達了您對日本、日本人的獨特認識,是在呼喚一種新的人文精神。尤其是“新人”的理念,更是獲得了廣泛的共鳴。您在演講時也説過,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傳達到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那裏去。您覺得他們聽到了您的聲音了嗎?他們會怎樣看待您的呼喚?您認為“新人”是否能夠出現?
答:我覺得反響是有的,我接到一些來信,説聽了演講,開始思考民主主義問題了,對日本正在進行的國家主義宣傳産生了懷疑等等。日本人作為個人,一個一個的年輕人作為個人自立、獨立是非常重要的。70多年前的日本開始戰爭,到1945年戰爭結束,日本人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日本國民活在世上的,甚至可以為天皇去死。然而,在近代國家,在民主主義世界,要作為個人而自立、獨立。自立的個人攜手並肩的社會,才能進步。我認為,日本人需要樹立這樣的想法,先作為個人獨立,在此基礎上發揮對他人的想像力。日本人有必要建立與他人的橫向聯繫。我認為這樣的“新人”一定會出現。
去國外大學講學時我發現,最不獨立的就是日本人。比如説有5個日本人,這5個人就抱成一團,而不會一對一地和外國人對等相處。日本人是最不國際化的,個人就不國際化。沒有“新人”————作為個人對等地與外國人交往的人。然而,日本卻出現了類似石原慎太郎“三國人”之類的理論。東京都知事發表敵視中國人的言論,要是美國紐約州長髮表這種言論,會引發大規模抗議運動的,但在日本,聽説石原慎太郎還接到很多表示支援他的電話和信件,這可能是真的。這只説明日本人和日本國都非常封閉,缺乏作為個人自立,作為個人與外國人交往的態度。日本一直十分閉鎖,最初基督教打開了日本的國門,接著是明治維新再次開國。現在可説是第四次鎖國,日本年輕人給人一種非常鎖國的感覺。我對此極為擔憂。我希望他們不要成為這樣的人,希望他們做“新人”。
問:您在《遲到的青年》後記中有一句話,就是“(去中國使我)獲得了一個機會,能夠從戰場的另一側來看一看戰爭”。戰後五十多年來,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並沒有獲得真正解決。那麼這次中國之行,您還想從中日關係的“另一側”看到些什麼嗎?
答:現在政府這些人與我同齡,我在現在的保守政權身上,看不到一點對中國的帶人性的責任。所以我覺得,讓更多的人作為個人感到對中國的責任,是最要緊的。這次去中國,我很想聽聽年輕人坦誠的聲音,問問中國的年輕一代,在面向未來的時候,覺得日本人是不是可以信賴的,作為亞洲人,日本人可不可以信賴,作為世界人是不是可以信賴,是不是真的可以共生。我想從“另一側”傾聽他們的意見,我希望他們暢所欲言,我要把這些忠實地傳達給日本人。
問:在您給君特 格拉斯的信中提到這樣一個想法,我們覺得應該引起重視,就是您認為“應該把戰死者從國家領回自己家”。戰死者也好,戰死者遺屬也好,其實都是那場戰爭的犧牲品。這些年來不斷發生日本政府官員參拜靖國神社的事情,這一方面意味著有些日本人至今尚不能正確看待戰死者問題,另一方面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認為,有人是要再次利用這些戰爭犧牲品尤其是戰死者遺屬的情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答:對。先説説這個您説的“政治目的”。日本有個戰死者家屬組成的“遺屬會”,遺屬會規模大、人數多,這些人在選舉時都支援現在的保守政黨。這50年間,為什麼保守政黨長勝不敗?我認為有兩個理由:一是有天皇制。現在天皇只是憲法下的象徵,但整個日本社會還是存在一種敬重天皇的風潮。這可以認為是一種國民情感。所以我拒絕接受天皇頒發的文化勳章時,在我家門口,就有過各種示威活動,也出現過各種批判。就是説,日本人身上還有著對天皇的強烈感情。投票給保守黨,和對天皇的親近感及尊敬密切相關。再一個就是,遺屬會人數非常多,他們把選票都給了保守政黨。在這點上,保守黨利用了戰死者,是毫無疑義的。我一直在想,戰死者,不管在哪兒,都是犧牲品,雖然是犧牲品,但他也參加過戰爭啊,特別是這種侵略戰爭,就要負責任。死了的人也和活著的人一樣有責任。所以,看重戰死者,由國家供奉戰死者的想法和做法,就是無視、忘記戰死者的戰爭責任,這是不能允許的。而把戰死者作為個人來悼念緬懷,就很自然。
但悼念是悼念,應該全盤考慮。而且為了今後不再出現戰死者,防止國家主義把日本人再拽進去,有必要對孩子們進行教育。所以我認為日本人真是不能再讓歷史重演了。中國作家沒獲諾貝爾文學獎不公平
問:先生在文學創作中也積極接受了西方文學的影響。先生認為東方國家應該採取什麼方式吸收西方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怎樣才能從“西方的目光”中走出來呢?
答:西方目光是説這樣一種生活態度,就是很在意西方人怎麼看日本人,在意從西方人的標準和立場來看,日本是什麼形象,然後按西方人的觀念、生活在 “西方的目光”裏。我覺得這很無聊。吸收外國文化是件很好的事情,但這種吸收應該是作為個人吸收,“我”這個個體、自立的個體,有必要吸收,並在吸收的同時創造日本的文化,然後,以日本的文化反饋給外國,應該是一種對等關係。日本人不具備這種對等心態,十分在意美國的視線,在意歐洲的視線,卻全然不在意亞洲的視線。小澤徵爾認為,日本人應該認識到,日本人的音樂也是世界音樂。我也認為,日本文學是世界的文學。所以我向世界學習,向中國、南韓學習。文學就要向自己國家以外的地方學習,然後建立新文學,但這新文學還是那個國家、那種語言的文學。這很重要。比如哈金這個中國作家出了本很好的英語小説《Waiting》,作為美國文學,是去年出的最好的文學作品之一。中國人用英語寫作,寫中國的事如婚姻制度,這也是世界文學,華裔美國作家非常多。
問:今天現代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很高的層次,但與此同時,人類又面臨著共同的問題:人的能力空前強大,克隆技術、DNA研究進展迅速,但與此同時,就像尼采説的那樣,人們發現“上帝死了”,人們喪失了精神家園,感到幻滅。您在您的文學世界(比如説《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空翻》等作品)中設定了四國森林這樣一個烏托邦,那麼我們怎樣在現實生活中去尋找乃至創造這樣的理想鄉呢?人又應該怎樣確立自我呢?
答:現在,科學發展的確是越來越迅猛,分工越來越詳細,科學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了。我有機會和得過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生物獎、醫學獎的人交談,這是得諾貝爾獎的最大好處。這五年間,我和他們接觸發現,他們雖然都具備相當的知識,但還是可以把他們看做是作為知識分子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是物理學家,他寫下了相對論,特別難懂。但讀他的隨筆、書信,我們可以知道愛因斯坦在自己的專業知識基礎上,思考人是什麼,對世界提出批評,他是作為知識分子而存在。作為知識分子發表意見時,我們的心是相通的。尼采説“上帝死了” ,是在一百年前了。我想從人的角度,思考一下宗教、信仰這些超越人類的東西。這也是我文學的目的。我寫的是人,不是神。但我並不只停留在層面上,我要注視人的層面以上的東西。這體現在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和《空翻》裏,特別是《空翻》。
我們知識分子應該以長遠眼光和各個領域的人合作,一同思考,一起發揮作用。所以,希望就寄託在知識分子的協作上。雖然21世紀由於糧食問題、人口問題、環境問題,還有核武器問題而並不很光明,令人很感不安,但科學進步,並不意味著人類走入絕境。因為我想,現在這個時代,真正值得信賴的科學家們會用我們聽得懂的語言和我們説話。
問:您的作品也有被改編成電影的,比如説《寧靜的生活》、《飼育》等,於是就有更多的人通過電影這種藝術表現形式來接觸、理解您的小説了。如果中國的藝術家如您比較欣賞的張藝謀、陳凱歌提出合作設想,您是否可以考慮進行跨國合作?
答:我很喜歡電影,也喜歡音樂,喜歡小澤徵爾。我的兒子也在作曲。電影呢,我內兄伊丹十三是電影導演,但我從沒寫過劇本,我只想著怎麼發行自己的小説。所以我的藝術世界非常狹窄,表現樣式也非常貧乏。如果能和中國的優秀導演,如張藝謀、陳凱歌合作,我當然願意。但有個問題,藝術家光提供藝術作品是不夠的。電影需要相當多的資金,如果在籌措資金上面我盡不了什麼義務,我不會合作。如果將來我的小説暢銷,我有了幾十億日元,我最想合作的人還是張藝謀或者是陳凱歌。不過也許一輩子都實現不了。
問:作為作家,您認為自己的文學也就是“大江文學”最大的特徵是什麼?應該怎樣為您在日本文學史上定位?
答:經常有人説我是代表日本的作家,但我個人並不這樣認為,我代表不了日本。我只是一個用日語寫作的一個個人,一個小説家。我認為,不是作為日本的作家,而是作為東京的作家、小山村的作家自立、獨立,那麼我也就是世界的作家。
問:再過一個月,今年的諾貝爾獎就要公佈了……
答:是啊,能是誰呢……
問: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大寶庫,可中國作家卻沒能有一個人獲獎……
答:就是啊,這不公平。不過我認為還是在中國國內進行創作活動的中國作家得獎比較好。以前有過從蘇聯逃亡出來的人得獎,但我不太看好這種形式。在外國進行創作活動的人獲獎,可能會被反共宣傳、反中國宣傳所利用,這就無聊了。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於日本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今內子町大瀨),這裡的自然環境、民間習俗,對大江健三郎後來的創作頗有影響;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文科,熱衷於閱讀加繆、薩特、福克納、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小説《死者的奢華》成為日本文學界最為推重的“芥川文學獎”候選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稱讚這篇小説顯露了作者“ 異常的才能”;1965年赴美國,參加哈佛大學的研討班;1993年創作長篇三部曲《燃燒的綠樹》,獲義大利蒙特羅文學獎;1994年瑞典科學院宣佈大江為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主要作品有《個人的體驗》、《沖繩札記》、《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
《南方週末》2000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