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將於９月２５日訪問中國。９月１０日，本報特約駐日記者劉迪、吉林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東京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生王新新在大江先生的住宅對其進行了專訪，以下是這次採訪的部分內容。“ 共生”才是亞洲惟一的希望
問：記得１９９４年您獲得諾貝爾獎那年，《人民日報》的張虎生先生採訪您時，您曾説“想再次訪問中國”。時過六年，在您的願望即將實現的時候，時隔十六年的第三次中國之行您一定充滿了期待，是這樣嗎？
答：以前我去過兩次中國，一次是１９６０年，另一次是在八十年代（１９８４年————記者注），對我來説是很難得、很重要的經歷。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這兩次去中國，都沒能和年輕人直接進行交談，也沒能和作家們直接進行討論。這次就很好。這次有和作家們的座談、和學者們的討論，還有在大學的演講。特別是在我講演結束後能以問答的形式與年輕學生們進行討論，這可以説是我最大的期待了————和中國的年輕人共生。“共生”這個詞在現在漢語裏還是一起生存下去的意思嗎？
（記者答：是，共同生存。）
亞洲人和中國人共生，中國人和日本人、和南韓人一起，當然也包括和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們一起“共生”，才是亞洲惟一的希望。日本年輕人和中國年輕人能夠共生，是我對未來的展望中最為重要的事情。
問：您是一個很重視社會責任的作家。您很欣賞的馬爾克斯曾經説過：“一個不關心政治、不關心社會的作家不是個好作家”。從日本文學傳統的角度來看，文學是遠離政治的，而您卻説過您是用文學參與政治（《廣島札記》、《沖繩日記》就是一例）。您希望像您這樣的作家在日本更多一些出現嗎？
答：日本的確有重視社會責任的作家，我們上一代作家中有很多。我也很重視。和我同時代的作家井上靖是很受大眾喜歡的作家，在對民主主義的認識上，我們非常接近。我希望年輕人思考民主主義，希望他們把作家當成知識分子看待。現在的年輕作家中有很多受歡迎的優秀作家。村上春樹、吉本香蕉，都深受喜愛。但是他們可能是覺得承認自己是知識分子很難為情，也不夠成熟。在日本，把小説家看做是知識分子、要擔負起知識分子批判社會的責任的認識越來越薄弱了。我對這點非常不滿。我認為，一個好作家，應該強烈意識到文學家是士大夫，是知識分子。
問：您１９９９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講中，曾引用托馬斯 曼的一段話，以此呼喚“戰鬥的人道主義”。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一概念，怎樣認識它的現實意義呢？這會不會是戰勝危機的手段之一？
答：托馬斯 曼原本並不直接發表政治見解，他是一個“非政治的人”，寫文章、寫小説。但是，希特勒出現了，把整個歐洲帶入戰爭、帶入恐怖。這時他説，歐洲的人道主義從１６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實在太溫和了，必須讓它更具戰爭性。對反對人道主義的勢力，必須提高戰鬥力。他説，只有“ 戰鬥的人道主義”，才能戰勝希特勒。所以我在柏林的演講中所説的“戰鬥的人道主義”可以理解為戰鬥的民主主義。我認為這在現在是非常重要的。知識分子，不是在家裏寫寫小説、做做實驗就行了的，他必須主張通過自己的學問獲得對人類、對社會的認識，為此需要戰鬥。我認為有必要重新提及、重新思考“戰鬥的人道主義”。托馬斯 曼雖然是六七十年前的人，但他説的話現在又變得重要起來。參加侵略戰爭就要負責
問：近些年來，先生在海外做過很多次演講，這些演講表達了您對日本、日本人的獨特認識，是在呼喚一種新的人文精神。尤其是“新人”的理念，更是獲得了廣泛的共鳴。您在演講時也説過，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傳達到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那裏去。您覺得他們聽到了您的聲音了嗎？他們會怎樣看待您的呼喚？您認為“新人”是否能夠出現？
答：我覺得反響是有的，我接到一些來信，説聽了演講，開始思考民主主義問題了，對日本正在進行的國家主義宣傳産生了懷疑等等。日本人作為個人，一個一個的年輕人作為個人自立、獨立是非常重要的。７０多年前的日本開始戰爭，到１９４５年戰爭結束，日本人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日本國民活在世上的，甚至可以為天皇去死。然而，在近代國家，在民主主義世界，要作為個人而自立、獨立。自立的個人攜手並肩的社會，才能進步。我認為，日本人需要樹立這樣的想法，先作為個人獨立，在此基礎上發揮對他人的想像力。日本人有必要建立與他人的橫向聯繫。我認為這樣的“新人”一定會出現。
去國外大學講學時我發現，最不獨立的就是日本人。比如説有５個日本人，這５個人就抱成一團，而不會一對一地和外國人對等相處。日本人是最不國際化的，個人就不國際化。沒有“新人”————作為個人對等地與外國人交往的人。然而，日本卻出現了類似石原慎太郎“三國人”之類的理論。東京都知事發表敵視中國人的言論，要是美國紐約州長髮表這種言論，會引發大規模抗議運動的，但在日本，聽説石原慎太郎還接到很多表示支援他的電話和信件，這可能是真的。這只説明日本人和日本國都非常封閉，缺乏作為個人自立，作為個人與外國人交往的態度。日本一直十分閉鎖，最初基督教打開了日本的國門，接著是明治維新再次開國。現在可説是第四次鎖國，日本年輕人給人一種非常鎖國的感覺。我對此極為擔憂。我希望他們不要成為這樣的人，希望他們做“新人”。
問：您在《遲到的青年》後記中有一句話，就是“（去中國使我）獲得了一個機會，能夠從戰場的另一側來看一看戰爭”。戰後五十多年來，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並沒有獲得真正解決。那麼這次中國之行，您還想從中日關係的“另一側”看到些什麼嗎？
答：現在政府這些人與我同齡，我在現在的保守政權身上，看不到一點對中國的帶人性的責任。所以我覺得，讓更多的人作為個人感到對中國的責任，是最要緊的。這次去中國，我很想聽聽年輕人坦誠的聲音，問問中國的年輕一代，在面向未來的時候，覺得日本人是不是可以信賴的，作為亞洲人，日本人可不可以信賴，作為世界人是不是可以信賴，是不是真的可以共生。我想從“另一側”傾聽他們的意見，我希望他們暢所欲言，我要把這些忠實地傳達給日本人。
問：在您給君特 格拉斯的信中提到這樣一個想法，我們覺得應該引起重視，就是您認為“應該把戰死者從國家領回自己家”。戰死者也好，戰死者遺屬也好，其實都是那場戰爭的犧牲品。這些年來不斷發生日本政府官員參拜靖國神社的事情，這一方面意味著有些日本人至今尚不能正確看待戰死者問題，另一方面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認為，有人是要再次利用這些戰爭犧牲品尤其是戰死者遺屬的情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答：對。先説説這個您説的“政治目的”。日本有個戰死者家屬組成的“遺屬會”，遺屬會規模大、人數多，這些人在選舉時都支援現在的保守政黨。這５０年間，為什麼保守政黨長勝不敗？我認為有兩個理由：一是有天皇制。現在天皇只是憲法下的象徵，但整個日本社會還是存在一種敬重天皇的風潮。這可以認為是一種國民情感。所以我拒絕接受天皇頒發的文化勳章時，在我家門口，就有過各種示威活動，也出現過各種批判。就是説，日本人身上還有著對天皇的強烈感情。投票給保守黨，和對天皇的親近感及尊敬密切相關。再一個就是，遺屬會人數非常多，他們把選票都給了保守政黨。在這點上，保守黨利用了戰死者，是毫無疑義的。我一直在想，戰死者，不管在哪兒，都是犧牲品，雖然是犧牲品，但他也參加過戰爭啊，特別是這種侵略戰爭，就要負責任。死了的人也和活著的人一樣有責任。所以，看重戰死者，由國家供奉戰死者的想法和做法，就是無視、忘記戰死者的戰爭責任，這是不能允許的。而把戰死者作為個人來悼念緬懷，就很自然。
但悼念是悼念，應該全盤考慮。而且為了今後不再出現戰死者，防止國家主義把日本人再拽進去，有必要對孩子們進行教育。所以我認為日本人真是不能再讓歷史重演了。中國作家沒獲諾貝爾文學獎不公平
問：先生在文學創作中也積極接受了西方文學的影響。先生認為東方國家應該採取什麼方式吸收西方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怎樣才能從“西方的目光”中走出來呢？
答：西方目光是説這樣一種生活態度，就是很在意西方人怎麼看日本人，在意從西方人的標準和立場來看，日本是什麼形象，然後按西方人的觀念、生活在 “西方的目光”裏。我覺得這很無聊。吸收外國文化是件很好的事情，但這種吸收應該是作為個人吸收，“我”這個個體、自立的個體，有必要吸收，並在吸收的同時創造日本的文化，然後，以日本的文化反饋給外國，應該是一種對等關係。日本人不具備這種對等心態，十分在意美國的視線，在意歐洲的視線，卻全然不在意亞洲的視線。小澤徵爾認為，日本人應該認識到，日本人的音樂也是世界音樂。我也認為，日本文學是世界的文學。所以我向世界學習，向中國、南韓學習。文學就要向自己國家以外的地方學習，然後建立新文學，但這新文學還是那個國家、那種語言的文學。這很重要。比如哈金這個中國作家出了本很好的英語小説《Ｗａｉｔｉｎｇ》，作為美國文學，是去年出的最好的文學作品之一。中國人用英語寫作，寫中國的事如婚姻制度，這也是世界文學，華裔美國作家非常多。
問：今天現代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很高的層次，但與此同時，人類又面臨著共同的問題：人的能力空前強大，克隆技術、ＤＮＡ研究進展迅速，但與此同時，就像尼采説的那樣，人們發現“上帝死了”，人們喪失了精神家園，感到幻滅。您在您的文學世界（比如説《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空翻》等作品）中設定了四國森林這樣一個烏托邦，那麼我們怎樣在現實生活中去尋找乃至創造這樣的理想鄉呢？人又應該怎樣確立自我呢？
答：現在，科學發展的確是越來越迅猛，分工越來越詳細，科學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了。我有機會和得過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生物獎、醫學獎的人交談，這是得諾貝爾獎的最大好處。這五年間，我和他們接觸發現，他們雖然都具備相當的知識，但還是可以把他們看做是作為知識分子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是物理學家，他寫下了相對論，特別難懂。但讀他的隨筆、書信，我們可以知道愛因斯坦在自己的專業知識基礎上，思考人是什麼，對世界提出批評，他是作為知識分子而存在。作為知識分子發表意見時，我們的心是相通的。尼采説“上帝死了” ，是在一百年前了。我想從人的角度，思考一下宗教、信仰這些超越人類的東西。這也是我文學的目的。我寫的是人，不是神。但我並不只停留在層面上，我要注視人的層面以上的東西。這體現在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和《空翻》裏，特別是《空翻》。
我們知識分子應該以長遠眼光和各個領域的人合作，一同思考，一起發揮作用。所以，希望就寄託在知識分子的協作上。雖然２１世紀由於糧食問題、人口問題、環境問題，還有核武器問題而並不很光明，令人很感不安，但科學進步，並不意味著人類走入絕境。因為我想，現在這個時代，真正值得信賴的科學家們會用我們聽得懂的語言和我們説話。
問：您的作品也有被改編成電影的，比如説《寧靜的生活》、《飼育》等，於是就有更多的人通過電影這種藝術表現形式來接觸、理解您的小説了。如果中國的藝術家如您比較欣賞的張藝謀、陳凱歌提出合作設想，您是否可以考慮進行跨國合作？
答：我很喜歡電影，也喜歡音樂，喜歡小澤徵爾。我的兒子也在作曲。電影呢，我內兄伊丹十三是電影導演，但我從沒寫過劇本，我只想著怎麼發行自己的小説。所以我的藝術世界非常狹窄，表現樣式也非常貧乏。如果能和中國的優秀導演，如張藝謀、陳凱歌合作，我當然願意。但有個問題，藝術家光提供藝術作品是不夠的。電影需要相當多的資金，如果在籌措資金上面我盡不了什麼義務，我不會合作。如果將來我的小説暢銷，我有了幾十億日元，我最想合作的人還是張藝謀或者是陳凱歌。不過也許一輩子都實現不了。
問：作為作家，您認為自己的文學也就是“大江文學”最大的特徵是什麼？應該怎樣為您在日本文學史上定位？
答：經常有人説我是代表日本的作家，但我個人並不這樣認為，我代表不了日本。我只是一個用日語寫作的一個個人，一個小説家。我認為，不是作為日本的作家，而是作為東京的作家、小山村的作家自立、獨立，那麼我也就是世界的作家。
問：再過一個月，今年的諾貝爾獎就要公佈了……
答：是啊，能是誰呢……
問：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大寶庫，可中國作家卻沒能有一個人獲獎……
答：就是啊，這不公平。不過我認為還是在中國國內進行創作活動的中國作家得獎比較好。以前有過從蘇聯逃亡出來的人得獎，但我不太看好這種形式。在外國進行創作活動的人獲獎，可能會被反共宣傳、反中國宣傳所利用，這就無聊了。
大江健三郎，１９３５年出生於日本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今內子町大瀨），這裡的自然環境、民間習俗，對大江健三郎後來的創作頗有影響；１９５４年考入東京大學文科，熱衷於閱讀加繆、薩特、福克納、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１９５６年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小説《死者的奢華》成為日本文學界最為推重的“芥川文學獎”候選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稱讚這篇小説顯露了作者“ 異常的才能”；１９６５年赴美國，參加哈佛大學的研討班；１９９３年創作長篇三部曲《燃燒的綠樹》，獲義大利蒙特羅文學獎；１９９４年瑞典科學院宣佈大江為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主要作品有《個人的體驗》、《沖繩札記》、《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
《南方週末》2000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