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暴力不單單是文字的暴力而已，這反映了寫文章的知識分子他內心的暴力
●王朔的我看過一本《盜主》，也沒有深入地好好地去研究。他的語言，有些話我也不懂
●《雍正王朝》寫得最好，但是也有些誇張，還有結尾我也不怎麼同意
●那些編劇很笨的，像（央視的）《笑傲江湖》，就是把這個故事從頭來講，講到最後，篇幅不夠了，就很快地結束了
２００１年的春天真是金庸的春天。央視《笑傲江湖》未播即已先熱，開播後更是引來了一輪全國性的笑罵；四月份，以“金庸”命名的總編號為１０９３０的小行星又被提名委員會正式通過，從此，廣袤的太空“江湖”上有了一顆名叫“金庸”的小行星。五月份，金庸現身嶺南又在當地掀起了一股熱浪。
５月２０日，一直未在嶺南有過公開的學術交流活動的金庸先生，甫抵廣州，就受到了當地媒體的熱烈關注。儘管金庸先生未對嶺南文化作出任何深刻的解析，人們普遍流露出來的情緒是，來了就夠了，按照中山大學施愛東先生的説法，“重要的不是金庸説什麼，而是那是金庸説的”。金庸此次嶺南之行是受中山大學校長黃達人和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黃樹森之邀，由河南輾轉而來，之後還要再去天津，所以行程安排非常緊湊，２１日在中山大學演講，２２日當地文化出版新聞界為金庸召開作品懇談會，２３日與廣州讀者見面，三天行程馬不停蹄。
記者有幸在金庸先生嶺南之行的最後一天約到他的專訪，在他下榻的花園酒店與他傾談了當代語文的一些話題。在這次談話中，金庸先生反覆提到了他對中國文化優雅傳統的神往與堅持。金庸先生是浙江人，人文的底蘊也是江南的、吳越文化的底蘊，從他在《天龍八部》中對吳越風情充滿感情的描寫，我們可以感受到先生心底深深的吳越文化情結。
關於文字暴力
金庸：昨天的記者招待會你也參加了，問了些問題，我記得。現在你不妨再問些問題。
記者：今天主要想跟您談一談有關白話文和當代語文的話題。有人認為您的文體繼承明末清初的筆記體比較多一些，而梁羽生繼承更早一些的古文傳統多一些，您自己怎麼看？
金庸：也不是明末清初的，我這個白話文的惟一的標準就是不要歐化。用中國的文法，用中國的傳統文字來寫。我是絕對避免歐化在小説中出現的，梁羽生好像這方面就不是故意的。他本身中國文學修養很高，文字還是很優美的。他對古文詩詞都是很有修養的。
現在的很多人寫文章好像是用英文的文法來寫的。我在浙江大學開過會討論，討論一些當代語文的問題。武漢大學有位教授講一番話我覺得很同意：現在很多人寫文章不是寫的中文，寫的是歐化的，西洋文字，用中國的文字寫的西洋語言，這個不是中國的傳統文字，所以我看不懂，他講的不是中國話。
記者：聽説您對現在文字的暴力比較反感？
金庸：這個是“文革”時候傳下來的一種不好的後遺症。文字暴力不單單是文字的暴力而已，這反映了中國優雅的優美的文化傳統在一些寫文章的知識分子中沒有了，這反映了他內心的暴力，放棄了優雅的文化。（您覺得首先是他內心優雅文化的缺乏？）文字暴力表現他內心的暴力傾向。（“文革”之前？）這種傾向“文革”之前也有，但是“文革”以來全國性都這樣了。以前有的話，你一寫出來，人家感覺你不好，就説你這個人不好，就暴露了自己的缺點，所以有的人有節制，他內心有這個暴力，但是他不敢寫出來，好像講粗口一樣，一講粗口罵人，一講出來人家馬上就説你人品很低下，很差，那講粗口的這個人內心也感覺到，所以他本來也要講的，他就節制了，不敢講。但是經過“文革”以後，大家普遍化了，全世界都講粗口，這個文字暴力表現出來就不以為恥了。文字暴力還是反映一個人人格卑下。
記者：現在罵人的風氣在文壇也比較流行……
金庸：“文革”以後把可恥的事情變成不可恥的了。這是違背中國的優雅傳統的。（您覺得中國古漢語的那一部分源流在現代文壇還有沒有流傳呢？）寫的文章跟説的話還是有區別的，全世界任何國家講的話跟寫的文字總是這樣，所以古漢語的傳統不可能全部消失的。有一句常用的話説“現在這個世界越來越糟糕了，每況愈下”，這個就是古漢語了，還是變成我們口頭語了。
傳媒在推廣語言暴力方面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不好的作用。現在辦報如果能夠把暴力語言改一改，改一些更優雅的文字就好了。
記者：您在報紙上假如看到罵人的文風會怎麼樣感覺呢？
金庸：我覺得沒有修養很無聊的，我不大去看這種文字。一個人文風差的話，品格也就很差了，品格很差的話就不值得去看他的文字了。
現在這種風氣比“文革”的時候已經好多了。現在慢慢減少了。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如果寫文章的暴力傾向太多的話，人家會看不起的。
關於文人辦報
記者：您辦的《明報》是香港歷史上文人辦報成功的典範，但是現在您覺得文人辦報是不是走到了盡頭？
金庸：文人辦報，文人在組織編輯採訪當然是好的，但是辦報主要是企業家的工作比較困難，對文人來講，就不會做。但是現在世界上教育發展了，文人和非文人的界限也磨合了，很多大企業的主管人員都是大學畢業生，但不一定是念文學的人，可能是研究科學的人，你説他是文人也可以，所以這個文人定義比較模糊了，受過高等教育就是文人。管理一份報紙是相當困難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單單是讀中國文學，就很難辦報了。
記者：當時您的旗下匯聚了一批文化精英，您對人才的綜合素質是非常有眼光的。
金庸：香港社會是一個很商業的社會，學中國文學、西洋文學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業的熏陶，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會中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文人了，工商業跟企業管理他也有知識，所以在香港文人辦報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是在內地就不行了，文人歸文人，企業家歸企業家，分得很清楚，香港不是這樣。
記者：廣州的報紙您看過嗎？
金庸：有看。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這些報紙基本上內容還是很好的，文字暴力不大有，比較清秀文雅的。説到到廣州來的感覺，以前香港基本法在這裡開會，開會的代表有些家屬覺得廣州人講粗口，在火車站飛機場老是聽到廣州人“三字經”的話，這次我來就沒聽到，有改善。香港人講粗口也很多人的，但是在香港如果公開場合講粗口人家會覺得是可恥的，他自己也會收斂。
關於中國文壇
記者：王小波的文章您看過嗎？
金庸：王小波不是文字暴力，他是蠻幽默的文風，趣味性的。
記者：我想請您對國內的作家的文字發表一些意見。比如説賈平凹……
金庸：賈平凹的文字也很好的，他也不是文字暴力，他有時候寫像《廢都》這樣的內容，描述西安青年的性生活，這倒不是文字暴力，是對實際情況的描寫，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記者：莫言最近有一部《檀香刑》，您看過嗎？
金庸：莫言的文字我很接受，很欣賞。莫言有些文章寫得很好的。《檀香刑》我還沒有看過。莫言我看過他的一些短篇，寫得很好。
記者：南京的作家您關注過嗎？像朱文啊……
金庸：朱文，我看過，寫得很新潮、很前衛的，我看了一下，不大看得下去，我覺得他在文字上文風結構不像中國話，比較歐化一些。歐化的文字我情願去看英語法語，不用去看中國人寫的了。
王安憶我喜歡的。才寫的這些過分意識流的我就不太接受了。
記者：那京派的比如王朔的您看嗎？
金庸：王朔的我看過一本《盜主》（記者注：大概是指《頑主》）。他反映北京街頭青年的心態，對這些人我沒有接觸過，不了解，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我看過就算了，也沒有深入地好好地去研究。他的語言，有些話我也不懂，京味特別重，講的京油子的話，地方色彩特別重。
中國文壇，莫言的余華的這些都是寫得很好的。
關於歷史小説
記者：您曾經在很多場合表示過您想寫歷史小説，不知道現在的進展如何？
金庸：我本來想寫歷史小説，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但是越研究下去就越覺得歷史小説這個觀念將來要放棄了。我打算不用小説體裁了，寫通史，中國通史吧。寫小説有時候自己創造，假的東西放進去，我想寫真的歷史。
記者：您的小説像《書劍恩仇錄》和《鹿鼎記》對清史的敘述很有想法，您對清史的研究很深吧？
金庸：有些也沒有研究。研究歷史的話就細節都要注意了，過去歷史的知識很不夠，這幾年都在補。我對清史的研究不及二月河。我很喜歡看二月河的東西，我覺得他對清史的細節什麼的都研究到了，以前我沒有注意到這些東西。《雍正王朝》寫得最好，但是也有些誇張，男女感情上面的描寫比較粗糙一點，還有結尾我也不怎麼同意，雍正這樣一個一國之君為一個女人去自殺。但是基本上整體還是不錯的。乾隆的那一本就比較粗一點，沒有主題。“雍正”的主題很明確了，脈絡是一致的，一方面是説權力鬥爭，一方面肅清貪污腐敗。對乾隆的評價，作為歷史學家，這樣評價還是可以的。在中國寫歷史小説的作家裏，二月河是比較嚴肅的，不會亂來。
記者：高陽的小説您怎麼看？
金庸：高陽的描寫非常細膩，文學的修養比較高，但是高陽的一個缺點是非常囉嗦。我跟他是好朋友，有時候跟他指出過這個問題，但是他説這是個性，改不了的。他不捨得放棄一部分東西，影響了他的小説的價值。他的個性不大容易集中。
關於電影改編
記者：您表示過非常希望李安來拍您的電影？
金庸：他拍電影我歡迎，如果他來拍的話我可以版權送給他不要錢讓他拍。我認為他拍得很不錯的。他就是優雅的氣質，而且他懂電影。做電影做電視要做細的，很多香港、台灣、新加坡的導演他不懂電影的，拍過很多戲還是不懂電影。拿電影來講故事肯定是會失敗的，電影要做戲的，京劇也好話劇也好，總是要做戲，講愛情也好權力鬥爭也好，表現出來要感動觀眾，使觀眾覺得好看。以前他們那些編劇很笨的，把故事從頭來講，像（央視的）《笑傲江湖》，就是把這個故事從頭來講，講到最後，篇幅不夠了，就很快地結束了。
記者：您對《笑傲江湖》的開頭似乎特別不滿意……今後還會再跟央視合作嗎？
金庸：央視也有它的優點。第一是他們投資很大，播放的範圍很廣，所以以後要是再合作的話我要跟它提一些條件，哪些地方不能修改。一個人出場在中國的傳統小説裏是很重要的，好像《三國演義》，寫諸葛亮，劉備“三顧茅廬”，這個人的出場是很鄭重的，能把一個人的重要性突出出來。我寫《書劍恩仇錄》，陳家洛出場也是這樣的，很多人去接他，觀眾和讀者會覺得這個人很重要，這是中國的傳統做法。你看一套戲，大將出場，要有很多龍套先出來，渲染一個人的重要性。中國文化的傳統是很重視這個的。
關於從政的失敗
記者：有人説您寫《鹿鼎記》、寫《笑傲江湖》，之所以對人性和官場觀察得如此細微，跟您的家世和自己年輕時仕途上的受挫有關？您是成功的企業家、報人、作家，您一生惟一的遺憾應該就是從政的失利了，報國無門吧？
金庸：我一點不遺憾，我覺得幸虧沒有從政，完全不遺憾，運氣很好。我本來年輕的時候想做一個外交官，現在想幸虧沒有做外交官，做外交官就不自由了，比如做駐美國大使，要常駐在華盛頓，去紐約也不方便，去南部也不方便。我當時想做外交官就是想週游世界，現在不做外交官一樣週游世界，想去哪就去哪。從政當然也很好，但是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從政，因為個性很不願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導，不願意受約束。從政當然有它的好處，可以服務大眾嘛，但是我確實不適合。
《南方週末》2001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