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天風沙的日子金庸先生來到北京。我按約定時間趕到香格里拉飯店。午餐後趕回飯店的金庸先生沒能休息,來來去去已見了幾批朋友。
在香港,人們大都習慣稱查良鏞為查先生;在內地,他的讀者很多,人們對金庸這個名字耳熟能詳。我問先生:您喜歡我怎麼稱呼您?他説,我喜歡稱呼金庸,這樣親熱一些。
不能在小説和戲劇中找歷史
電視劇《笑傲江湖》正在播出,我們便談到了古裝戲的寫法,談到了正劇、正史與藝術作品的關係。金庸先生認為,人們不能在小説和戲劇中去找歷史。古今中外,任何文藝作品都是三分真七分虛。歷史資料常常是很平淡的。我們選擇材料時當然要從中選擇精彩的,動人心魄的內容。就好比歷史上,明明是周瑜打敗曹操,諸葛亮一點功勞都沒有,而《三國演義》裏卻寫了“諸葛亮借東風”、“草船借箭”,這使作品很生動,沒有這些就索然無味了。但這不是歷史本身,是藝術的創造。如果是從小説、戲劇中去找歷史的絕對真實是不可能的。
想丟掉作家的帽子還丟不掉
多年前金庸先生就不再寫小説,開始寫一些關於政治、法律問題的文章。參與起草了《香港基本法》,近年來有關法律問題的重大討論金庸先生都參加。他説他離文學遠一點了,更多的興趣在做學問當教授上。
儘管金庸先生不寫小説了,但讀者對於他的小説仍然非常關注。有眾多的讀者,也不間斷地有一點批評和指責。所以金庸先生説,想丟掉作家這個帽子還丟不掉。我作學者的長處是我的文字還可以。我對歷史的思考,我自認為有獨到的見解,可以用我擅長的筆法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用文學性的語言寫學術性的文章,使各個層面的讀者都可以了解。這個本事是我長期搞報紙鍛鍊出來的。
作為作家和學者,金庸先生身上潛在的政治素質是人們有目共睹的。金庸先生認為這種素質得益於做過40年報紙工作,搞報紙的人不注意政治是不可能的。
提倡人性的溫暖,提倡道德的可貴
我們還談到了“以德治國”這個話題。金庸先生説,一個國家培養高尚的道德風氣是很重要的。我近年來研究法律問題,我主張“依法治國”,就是讓人們知法懂法,如果從政府的領導人到普通公民都遵守法律準則,那麼我們的國家就算走上了法制的軌道。因為法律是冷冰冰的,是很嚴格的,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就要從道德上進行教育,這種德育可以使法律變得溫暖,有了人情味。我們中國的觀念,除了遵守法律之外,人和人之間的交往是以道德為基礎的。
金庸先生也常到西方國家訪問,他不習慣那裏的人際關係,父親和兒子共進晚餐,吃了飯各付各的錢。金庸先生説,這種生活沒味道,我不喜歡。
有一次金庸先生到美國講學,和一位大學教授乘計程車,付賬時教授多給了5元錢小費,老司機説了聲多謝你,車便開走了。教授對金庸先生説,這位司機是我爸爸,所以我給小費多一點,並告誡先生,不認識的司機不必給這麼多。金庸先生暗想,你們這種父子關係,在中國要不得。要是趕上我爸爸開“的士”,我會説,你坐到後面我來開!
金庸先生説,作為一個作家,能夠為“以德治國”做的,就是在作品中提倡人性的溫暖,提倡道德的可貴。現在社會上,有些人為了各種各樣的利益,不顧傳統道德了。封建的東西要破,但東方人傳統的良好習俗和人情味不能都沒了。子女孝敬父母,夫妻之間、兄弟之間、朋友之間如果能維持傳統的道德觀念,這個社會會更溫暖,社會的進步會更快些。
説我是秦檜的人不懂中國的政治
金庸先生常常去台灣,他挂在嘴邊上的話是:千萬不要有“台獨”思想,如果今天台灣獨立,明天飛彈就來了。
我説,這是您在和他們開玩笑吧!金庸先生説,不是開玩笑,我就這麼認為!我曾對台灣的一些人説,搞“台獨”是沒前途的,應該和平解決。一打仗整個台灣就毀滅了。有人説台灣可以打贏,但我説就是打贏,台灣1000多萬民眾要死亡一大半,全家都死光贏了又有什麼用!他們問我應該怎麼樣,我主張和平統一。所以台灣傳出謠言,説我主張談和,主張投降,説我是秦檜。我説,金朝和宋朝當時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可以説秦檜是賣國,而中國是一個國家,不存在賣國一説。罵我是秦檜的人,我只能説他們不懂中國政治,也不懂世界大事。
浙江人不會寫文章?
近年來內地總是有人寫文章批評金庸先生,説他文字不好,説浙江人寫不了文章的。金庸先生曾撰文:魯迅、茅盾、鬱達夫都是浙江人,怎麼能説浙江人不會寫文章。金庸先生説,説我的作品結構不好,是假的,武俠小説就是武俠小説,這類小説有許多寫法,怎麼寫是作者自己的事。
採訪結束時,我對金庸先生説,您的性情這麼溫和,舉止更像一位學者,怎麼能想像出那麼驚心動魄的打鬥場面以及生生死死的悲歡離合。金庸先生説,在你心目中查伯伯一定是個好鬥、打架成性的人吧!
我説,至少應該是我想像的那種言辭犀利、鋒芒外露的形象,可眼前卻是位可親可近的老伯伯。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年0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