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天風沙的日子金庸先生來到北京。我按約定時間趕到香格里拉飯店。午餐後趕回飯店的金庸先生沒能休息，來來去去已見了幾批朋友。

    在香港，人們大都習慣稱查良鏞為查先生；在內地，他的讀者很多，人們對金庸這個名字耳熟能詳。我問先生：您喜歡我怎麼稱呼您？他説，我喜歡稱呼金庸，這樣親熱一些。

    不能在小説和戲劇中找歷史

    電視劇《笑傲江湖》正在播出，我們便談到了古裝戲的寫法，談到了正劇、正史與藝術作品的關係。金庸先生認為，人們不能在小説和戲劇中去找歷史。古今中外，任何文藝作品都是三分真七分虛。歷史資料常常是很平淡的。我們選擇材料時當然要從中選擇精彩的，動人心魄的內容。就好比歷史上，明明是周瑜打敗曹操，諸葛亮一點功勞都沒有，而《三國演義》裏卻寫了“諸葛亮借東風”、“草船借箭”，這使作品很生動，沒有這些就索然無味了。但這不是歷史本身，是藝術的創造。如果是從小説、戲劇中去找歷史的絕對真實是不可能的。

    想丟掉作家的帽子還丟不掉

    多年前金庸先生就不再寫小説，開始寫一些關於政治、法律問題的文章。參與起草了《香港基本法》，近年來有關法律問題的重大討論金庸先生都參加。他説他離文學遠一點了，更多的興趣在做學問當教授上。

    儘管金庸先生不寫小説了，但讀者對於他的小説仍然非常關注。有眾多的讀者，也不間斷地有一點批評和指責。所以金庸先生説，想丟掉作家這個帽子還丟不掉。我作學者的長處是我的文字還可以。我對歷史的思考，我自認為有獨到的見解，可以用我擅長的筆法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用文學性的語言寫學術性的文章，使各個層面的讀者都可以了解。這個本事是我長期搞報紙鍛鍊出來的。

    作為作家和學者，金庸先生身上潛在的政治素質是人們有目共睹的。金庸先生認為這種素質得益於做過40年報紙工作，搞報紙的人不注意政治是不可能的。

    提倡人性的溫暖，提倡道德的可貴

    我們還談到了“以德治國”這個話題。金庸先生説，一個國家培養高尚的道德風氣是很重要的。我近年來研究法律問題，我主張“依法治國”，就是讓人們知法懂法，如果從政府的領導人到普通公民都遵守法律準則，那麼我們的國家就算走上了法制的軌道。因為法律是冷冰冰的，是很嚴格的，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就要從道德上進行教育，這種德育可以使法律變得溫暖，有了人情味。我們中國的觀念，除了遵守法律之外，人和人之間的交往是以道德為基礎的。

    金庸先生也常到西方國家訪問，他不習慣那裏的人際關係，父親和兒子共進晚餐，吃了飯各付各的錢。金庸先生説，這種生活沒味道，我不喜歡。

    有一次金庸先生到美國講學，和一位大學教授乘計程車，付賬時教授多給了5元錢小費，老司機説了聲多謝你，車便開走了。教授對金庸先生説，這位司機是我爸爸，所以我給小費多一點，並告誡先生，不認識的司機不必給這麼多。金庸先生暗想，你們這種父子關係，在中國要不得。要是趕上我爸爸開“的士”，我會説，你坐到後面我來開！

    金庸先生説，作為一個作家，能夠為“以德治國”做的，就是在作品中提倡人性的溫暖，提倡道德的可貴。現在社會上，有些人為了各種各樣的利益，不顧傳統道德了。封建的東西要破，但東方人傳統的良好習俗和人情味不能都沒了。子女孝敬父母，夫妻之間、兄弟之間、朋友之間如果能維持傳統的道德觀念，這個社會會更溫暖，社會的進步會更快些。

    説我是秦檜的人不懂中國的政治

    金庸先生常常去台灣，他挂在嘴邊上的話是：千萬不要有“台獨”思想，如果今天台灣獨立，明天飛彈就來了。

    我説，這是您在和他們開玩笑吧！金庸先生説，不是開玩笑，我就這麼認為！我曾對台灣的一些人説，搞“台獨”是沒前途的，應該和平解決。一打仗整個台灣就毀滅了。有人説台灣可以打贏，但我説就是打贏，台灣1000多萬民眾要死亡一大半，全家都死光贏了又有什麼用！他們問我應該怎麼樣，我主張和平統一。所以台灣傳出謠言，説我主張談和，主張投降，説我是秦檜。我説，金朝和宋朝當時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可以説秦檜是賣國，而中國是一個國家，不存在賣國一説。罵我是秦檜的人，我只能説他們不懂中國政治，也不懂世界大事。

    浙江人不會寫文章？

    近年來內地總是有人寫文章批評金庸先生，説他文字不好，説浙江人寫不了文章的。金庸先生曾撰文：魯迅、茅盾、鬱達夫都是浙江人，怎麼能説浙江人不會寫文章。金庸先生説，説我的作品結構不好，是假的，武俠小説就是武俠小説，這類小説有許多寫法，怎麼寫是作者自己的事。

    採訪結束時，我對金庸先生説，您的性情這麼溫和，舉止更像一位學者，怎麼能想像出那麼驚心動魄的打鬥場面以及生生死死的悲歡離合。金庸先生説，在你心目中查伯伯一定是個好鬥、打架成性的人吧！

    我説，至少應該是我想像的那種言辭犀利、鋒芒外露的形象，可眼前卻是位可親可近的老伯伯。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年0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