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7月24日刊登尹承東先生長文《堂吉訶德何以成為世界最佳》,其中對孫家孟先生新譯《堂吉訶德》予以較高評價。此後,楊絳先生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胡真才先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並由胡先生撰文,評介楊絳譯本的特色、翻譯及出版過程。
我們在此向楊絳先生、孫家孟先生,以及前後所有《堂吉訶德》的中文譯者致敬。 ——編者
自1990年代中期至新世紀之初,我們國內的《堂吉訶德》中譯本驟然增加了七、八個,去年秋北京一家出版社又推出了一個《堂吉訶德》新譯本,引起人們的注意。今年5月初,在諾貝爾文學院和瑞典圖書俱樂部聯合舉辦的一次民意測驗中,來自世界54個國家的一百名作家推選《堂吉訶德》為人類歷史上最優秀的虛構作品,這為《堂吉訶德》熱再次錦上添花。時隔兩周後的5月22日,上述新譯本在北京召開了新書發佈會,一時間,關於《堂吉訶德》的譯本問題又被議論得紛紛颺颺。我作為最早出版楊絳譯本《堂吉訶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責任編輯,願談談人文社出版該書的前前後後,披露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以及這個譯本的主要特色。
這事得追溯到50年代末,也就是1957年。當時國家計劃翻譯出版“三套叢書”(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成立了“三套叢書編委會”,《堂吉訶德》被列為《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選題之一,“編委會”的負責人、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同志因讀過楊絳先生譯的法國文學名著《吉爾 布拉斯》,對其譯筆大為讚賞,於是就決定請楊絳先生重譯《堂吉訶德》,並告訴楊絳由她自己決定從哪種文字轉譯都可以。楊絳先生一直是研究西洋小説的,這次翻譯和研究《堂吉訶德》,是研究所安排給她的科研項目。先生找了《堂吉訶德》三個英譯本和兩個法譯本進行比較和研究,發現這幾個譯本各有所長和不足,很難確定用哪一個更好。為了更為忠實地譯介這部世界文學名著,她毅然決定從西班牙文直接翻譯。已經精通英文和法文的楊絳先生,此時又開始下苦功夫自學西班牙語。她學習西班牙語,目的只是為了翻譯,她認為她沒有必要學習口語。她是一個文學作品的翻譯者,不是口譯者,這兩者的要求不同。楊絳從60年代就開始著手翻譯,“文革”中儘管譯事幾度中斷,但她自學西班牙語卻始終堅持不輟。將近20年後的1977年5月,她將《堂吉訶德》全書譯稿交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部。這是國內第一個從西班牙文直接翻譯的中譯本。
該譯本初版于1978年3月,1979年10月又重印,僅這兩次印刷印數即為20萬套。之後的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係楊譯本一枝獨秀的時代,其旺銷之勢態自不待言。即便到了90年代中後期,有那麼多《堂吉訶德》版本同時並存的情況下,楊絳譯本的發行量還是遙遙領先的。20多年來,楊絳譯本《堂吉訶德》先後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本、“青年文庫”本、“外國古典文學名著選粹”本、“世界文庫”本、“名著名譯”本及“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本等多種形式出版,總印數達60余萬套。
楊絳譯本出版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因而關注的人也最多。作為出版社編輯,我曾將譯文和原文做過對照。楊絳的譯筆雖然靈活,譯文卻是一句叮一句的,非常忠實。她譯文中的註釋縝密而豐富,這顯示了她廣博的知識和嚴謹的治學精神。如對書中大量諺語的註釋,往往舉一反三,並標明典出何處。不僅補充了人物未説完的諺語,還能舉出類似的諺語,並且標明典出何處。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多處引用了西班牙最早的騎士小説《阿馬迪斯 德 高拉》和《騎士蒂朗》中的典故和事跡,而這兩部書,前者至今沒有中譯本,後者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中文版。楊絳先生為了翻譯和研究《堂吉訶德》,當時就已經研讀了這兩部書的原著。
楊先生翻譯《堂吉訶德》所依據的“馬林編注本”,對當時的語言和風土習俗深有研究,有的字詞在當時當地作何解釋,和普通詞典上的解釋有所不同。這裡可舉一例説明:《堂吉訶德》第一章開篇第三句話是:“他日常吃的沙鍋雜燴裏,牛肉比羊肉多些……”最近出版的新譯本中譯的是:“其鍋裏煮的是牛肉,而不是羊肉。”究竟是“牛肉多羊肉少”還是“只有牛肉沒有羊肉”?楊先生所依據的“馬林編注本”對這句話卻注得很清楚,註釋中還引用了一句西班牙成語“紳士吃的沙鍋雜燴,牛肉和羊肉”。堂吉訶德是紳士,不過已經沒落,飲食上只好偷工減料,因為羊肉貴,少放一點兒罷了。
文化部有一位西班牙語專家曾對我説,他詳細對照了楊譯本中的有關章節,覺得很有趣,譯者以一個長句為單位,把該句的精神領會透徹之後,把長句拆成短句,再把短句按中國語法重做安排,這樣原句的意思全都表達出來了,而且讀起來非常順暢。西安外國語學院一位教授,因應約為一個出版社譯《堂吉訶德》,他在仔細核對了楊譯本《堂吉訶德》之後説,以前聽人講楊絳譯文不夠忠實原文,經對照之後,覺得不僅忠實,而且更為傳神,能給人一種意在言外的感覺,十分耐人尋味。
最有意思的要算我的一個同代人,1978年楊譯本剛出版時,他這個20多歲的熱血青年曾去楊絳先生府上,就書中一些翻譯上的問題同先生商榷。20多年後的現在,當我們再次相逢重提舊事時,他説他把眼下流行的幾個主要的《堂吉訶德》版本都瀏覽了一遍,覺得那些譯本中也不乏閃光點,有的譯本中的有關章節譯得還相當出色。但是,要從宏觀把握和整體觀照上看,他認為還是楊絳的譯本功力最深,作家學者譯書,的確技高一籌啊。我們覺得,文學翻譯是一項具有“創造性”(或曰“再創作”)的事業,是對藝術境界的再現,對原作神韻的傳遞,只有做到了這兩點,才能稱得上真正做到了“信、達、雅”。
最近北京這家出版社所推出的那部《堂吉訶德》新譯本被稱為“全譯本”,就是因為該譯本補譯了作者的11首讚美詩,並説那些詩很難譯,以前的譯者因而未譯。這話未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我所知,國內在此之前所出的《堂吉訶德》中譯本的確都沒有譯這11首詩,就連歐洲許多國家的譯本也不譯這11首詩,這大概各有各的道理吧。至於我們的版本,我曾問過楊先生,先生説她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她認為,作者寫這些詩是為了應付當時出書必有名人喝彩的惡俗,那時塞萬提斯曆盡坎坷,窮困潦倒,頗為自己出書無人吹捧而犯愁,他在《序言》裏借朋友給他出主意説,“你何不自己寫上幾首歪詩,署上貴人名流的大名藉以自吹自擂呢。”於是他便寫下了那些讚美自己作品的開卷詩,其實都是些諷刺性的模倣詩,並無自我頌揚的真意,若將其視為歌頌自己作品的讚美詩,恐怕有違作者的本意;其次,這組詩詼諧幽默不足,反嫌沉悶冗長,讓人難以卒讀,何況它是《序言》中所指“與正文無關的點綴品”,略去也無妨;第三,楊先生並非因其難譯而放棄,對她來説,這種斷尾詩並不難譯,何況她採用的“馬林編注本”在註釋中把斷尾都續上了。正文中一些更難譯的詩,她都照模照樣地譯了,怎麼會被這組詩難倒呢。楊先生曾説過,塞萬提斯的詩,英譯本譯得很活,雖也押韻,但常把十四行詩譯成十二行,把十二行詩譯成十行或八行,而法文譯本則因變格變位問題不好押韻,索性被譯成了散文。她很慶倖中文詞彙的豐富,使她得以在譯詩中既照顧到了內容、形式和韻腳諸因素,讀起來又朗朗上口,舒心悅耳。
最後,應該説明一點,楊絳先生是作家和翻譯家,作為翻譯家,她懂得多門外語,翻譯時能參考多種譯本,這對吃透原文很有幫助。她的西班牙語是自學的,她自己説口語不行,但其文字理解能力很強。在《堂吉訶德》中,她對詩的翻譯曾下了些功夫,塞萬提斯的所有詩作她都逐句翻譯,押韻格式也緊扣原文。她別出心裁創造的韻腳和行文中一些幽默詼諧的話語,不少還被後來的譯者所採用、模倣和藉以發揮了呢。(胡真才)
《中華讀書報》2002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