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此向楊絳先生、孫家孟先生，以及前後所有《堂吉訶德》的中文譯者致敬。 ——編者

    自1990年代中期至新世紀之初，我們國內的《堂吉訶德》中譯本驟然增加了七、八個，去年秋北京一家出版社又推出了一個《堂吉訶德》新譯本，引起人們的注意。今年5月初，在諾貝爾文學院和瑞典圖書俱樂部聯合舉辦的一次民意測驗中，來自世界54個國家的一百名作家推選《堂吉訶德》為人類歷史上最優秀的虛構作品，這為《堂吉訶德》熱再次錦上添花。時隔兩周後的5月22日，上述新譯本在北京召開了新書發佈會，一時間，關於《堂吉訶德》的譯本問題又被議論得紛紛颺颺。我作為最早出版楊絳譯本《堂吉訶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責任編輯，願談談人文社出版該書的前前後後，披露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以及這個譯本的主要特色。

    這事得追溯到50年代末，也就是1957年。當時國家計劃翻譯出版“三套叢書”（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成立了“三套叢書編委會”，《堂吉訶德》被列為《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選題之一，“編委會”的負責人、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同志因讀過楊絳先生譯的法國文學名著《吉爾布拉斯》，對其譯筆大為讚賞，於是就決定請楊絳先生重譯《堂吉訶德》，並告訴楊絳由她自己決定從哪種文字轉譯都可以。楊絳先生一直是研究西洋小説的，這次翻譯和研究《堂吉訶德》，是研究所安排給她的科研項目。先生找了《堂吉訶德》三個英譯本和兩個法譯本進行比較和研究，發現這幾個譯本各有所長和不足，很難確定用哪一個更好。為了更為忠實地譯介這部世界文學名著，她毅然決定從西班牙文直接翻譯。已經精通英文和法文的楊絳先生，此時又開始下苦功夫自學西班牙語。她學習西班牙語，目的只是為了翻譯，她認為她沒有必要學習口語。她是一個文學作品的翻譯者，不是口譯者，這兩者的要求不同。楊絳從60年代就開始著手翻譯，“文革”中儘管譯事幾度中斷，但她自學西班牙語卻始終堅持不輟。將近20年後的1977年5月，她將《堂吉訶德》全書譯稿交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部。這是國內第一個從西班牙文直接翻譯的中譯本。

    該譯本初版于1978年3月，1979年10月又重印，僅這兩次印刷印數即為20萬套。之後的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係楊譯本一枝獨秀的時代，其旺銷之勢態自不待言。即便到了90年代中後期，有那麼多《堂吉訶德》版本同時並存的情況下，楊絳譯本的發行量還是遙遙領先的。20多年來，楊絳譯本《堂吉訶德》先後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本、“青年文庫”本、“外國古典文學名著選粹”本、“世界文庫”本、“名著名譯”本及“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本等多種形式出版，總印數達60余萬套。

    楊絳譯本出版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因而關注的人也最多。作為出版社編輯，我曾將譯文和原文做過對照。楊絳的譯筆雖然靈活，譯文卻是一句叮一句的，非常忠實。她譯文中的註釋縝密而豐富，這顯示了她廣博的知識和嚴謹的治學精神。如對書中大量諺語的註釋，往往舉一反三，並標明典出何處。不僅補充了人物未説完的諺語，還能舉出類似的諺語，並且標明典出何處。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多處引用了西班牙最早的騎士小説《阿馬迪斯德高拉》和《騎士蒂朗》中的典故和事跡，而這兩部書，前者至今沒有中譯本，後者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中文版。楊絳先生為了翻譯和研究《堂吉訶德》，當時就已經研讀了這兩部書的原著。

    楊先生翻譯《堂吉訶德》所依據的“馬林編注本”，對當時的語言和風土習俗深有研究，有的字詞在當時當地作何解釋，和普通詞典上的解釋有所不同。這裡可舉一例説明：《堂吉訶德》第一章開篇第三句話是：“他日常吃的沙鍋雜燴裏，牛肉比羊肉多些……”最近出版的新譯本中譯的是：“其鍋裏煮的是牛肉，而不是羊肉。”究竟是“牛肉多羊肉少”還是“只有牛肉沒有羊肉”？楊先生所依據的“馬林編注本”對這句話卻注得很清楚，註釋中還引用了一句西班牙成語“紳士吃的沙鍋雜燴，牛肉和羊肉”。堂吉訶德是紳士，不過已經沒落，飲食上只好偷工減料，因為羊肉貴，少放一點兒罷了。

    文化部有一位西班牙語專家曾對我説，他詳細對照了楊譯本中的有關章節，覺得很有趣，譯者以一個長句為單位，把該句的精神領會透徹之後，把長句拆成短句，再把短句按中國語法重做安排，這樣原句的意思全都表達出來了，而且讀起來非常順暢。西安外國語學院一位教授，因應約為一個出版社譯《堂吉訶德》，他在仔細核對了楊譯本《堂吉訶德》之後説，以前聽人講楊絳譯文不夠忠實原文，經對照之後，覺得不僅忠實，而且更為傳神，能給人一種意在言外的感覺，十分耐人尋味。

    最有意思的要算我的一個同代人，1978年楊譯本剛出版時，他這個20多歲的熱血青年曾去楊絳先生府上，就書中一些翻譯上的問題同先生商榷。20多年後的現在，當我們再次相逢重提舊事時，他説他把眼下流行的幾個主要的《堂吉訶德》版本都瀏覽了一遍，覺得那些譯本中也不乏閃光點，有的譯本中的有關章節譯得還相當出色。但是，要從宏觀把握和整體觀照上看，他認為還是楊絳的譯本功力最深，作家學者譯書，的確技高一籌啊。我們覺得，文學翻譯是一項具有“創造性”（或曰“再創作”）的事業，是對藝術境界的再現，對原作神韻的傳遞，只有做到了這兩點，才能稱得上真正做到了“信、達、雅”。

    最近北京這家出版社所推出的那部《堂吉訶德》新譯本被稱為“全譯本”，就是因為該譯本補譯了作者的11首讚美詩，並説那些詩很難譯，以前的譯者因而未譯。這話未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我所知，國內在此之前所出的《堂吉訶德》中譯本的確都沒有譯這11首詩，就連歐洲許多國家的譯本也不譯這11首詩，這大概各有各的道理吧。至於我們的版本，我曾問過楊先生，先生説她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她認為，作者寫這些詩是為了應付當時出書必有名人喝彩的惡俗，那時塞萬提斯曆盡坎坷，窮困潦倒，頗為自己出書無人吹捧而犯愁，他在《序言》裏借朋友給他出主意説，“你何不自己寫上幾首歪詩，署上貴人名流的大名藉以自吹自擂呢。”於是他便寫下了那些讚美自己作品的開卷詩，其實都是些諷刺性的模倣詩，並無自我頌揚的真意，若將其視為歌頌自己作品的讚美詩，恐怕有違作者的本意；其次，這組詩詼諧幽默不足，反嫌沉悶冗長，讓人難以卒讀，何況它是《序言》中所指“與正文無關的點綴品”，略去也無妨；第三，楊先生並非因其難譯而放棄，對她來説，這種斷尾詩並不難譯，何況她採用的“馬林編注本”在註釋中把斷尾都續上了。正文中一些更難譯的詩，她都照模照樣地譯了，怎麼會被這組詩難倒呢。楊先生曾説過，塞萬提斯的詩，英譯本譯得很活，雖也押韻，但常把十四行詩譯成十二行，把十二行詩譯成十行或八行，而法文譯本則因變格變位問題不好押韻，索性被譯成了散文。她很慶倖中文詞彙的豐富，使她得以在譯詩中既照顧到了內容、形式和韻腳諸因素，讀起來又朗朗上口，舒心悅耳。

    最後，應該説明一點，楊絳先生是作家和翻譯家，作為翻譯家，她懂得多門外語，翻譯時能參考多種譯本，這對吃透原文很有幫助。她的西班牙語是自學的，她自己説口語不行，但其文字理解能力很強。在《堂吉訶德》中，她對詩的翻譯曾下了些功夫，塞萬提斯的所有詩作她都逐句翻譯，押韻格式也緊扣原文。她別出心裁創造的韻腳和行文中一些幽默詼諧的話語，不少還被後來的譯者所採用、模倣和藉以發揮了呢。（胡真才）

    《中華讀書報》2002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