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大的科盲群落

    “在香港和台灣，許多搞文學的人都在學習生物學。”前來北京出席北師大“科幻與後現代”研討會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建元説。他認為，這是因為，在以資訊革命、數位革命和生命科學革命劃界的後現代社會，科技與人形成了難分難解的關係，不懂科學，就不能達到對人性的深入理解。

    但人們卻難以看到中國內地形成了這種氛圍。有人説，中國的文學界，正逐步取代法學界成為中國最大的科盲群落。

    作家中英傑承認，中國存在“文化跛足”。他説，就目前作家這個群體而言，除了少數科技外來戶，如夏衍、丁西林、葉楠、張弦、蔣子龍、程樹臻、畢淑敏等外，“多數人的科學素養確實比較差。文學疏遠甚至糟蹋科學。”

    近年來，世界科技革命成果迭出，當一些最令人震驚、最能改變人類命運的科學發現進入民眾的日常生活時，我們那些最強調終極關懷的主流文學家們似乎都銷聲匿跡了。從載人航太到基因科學，從奈米技術到能源革命，從環境改造到大腦認識，從相對論到自組織現象，在這些深刻重塑人類面貌的領域，我們看到了文學家的缺席。

    偶爾，也有少數人站出來，説一些讓科學界感到啼笑皆非的話。以位知名作家是這麼理解克隆的：“克隆技術……似乎比製造原子彈容易。”並以毒品作喻。又説，像希特勒那樣的人，就可以複製惡人，或者創造忠心的“品種”。中國科學報批評説，作家完全不懂科學ABC，作家為這項生物工程技術進展選擇的類比對象，竟是毒品和原子武器，真讓人悲哀！

    總之，在這個科技主導的時代，中國主流作家們的知識面正越來越狹窄，關注面也越來越小。我們已經不再奢望能讀到21世紀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北師大中文系副主任王泉根教授感嘆，21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有幾個盲區，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對科學重視不夠。他呼籲：“作為文學，既要張揚人文，又要張揚科學！”

    “物”的缺席

    文學是人學，這是多少年來大學中文系的教義，但專家也指出，文學在探討社會和心靈問題的同時，不應忽視對物質世界、對自然界和技術本身的關注。

    如今，對社會經濟生活影響最大的一些事件，往往不是來自人際關係領域，而是發生於自然界或者人類創造的“物理自然”。但這些在中國文學家的筆下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反映。

    比如沙塵暴，比如水土流失，比如隕星撞擊的威脅，比如海平面升高，比如厄爾尼諾，等等，中國的主流作家似乎覺得這些都與人類生活無關。

    而科學技術本身，也作為“物”融入了現代生活。王建元説，科技正在創造一個新的自然界，也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你不再能以老眼光去看機器的存在，連“現代科技對人類影響很深遠”這句話都要打上問號，因為，“科技就是我們自己！”

    他認為，當你呼吸的每一個空氣分子都有可能來自空調，當你的每一個細胞都有可能經過技術修飾，在這個時代，文學家怎麼還能把“物”排斥到視野之外呢？

    然而，這一切在中國的文學家看來，仿佛都遠在天邊。於是，越來越多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清宮秘史上面，結果搞得滿世界都是紀曉嵐與和坤。

    倒是國外作家卻對科技和自然命題有著廣泛的興趣。越來越多的流行小説，直接以此為主題。如克萊頓的《侏羅紀公園》，它很難分清是現實主義小説還是科幻小説，因為它反映了在當前如此廣泛地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混沌主題以及非線性觀念，而這正是不折不扣的後現代主題。鮑裏克的《海變》，寫了“生物武器無情地查封海洋那勃然流溢的綠色”。主流文學家也在作品中關注科技，或者引用科學道理來深化人文主題。如英國作家艾米斯，便有在小説中大量展示天文學、宇宙學知識的“嗜好”。早期的安部公房的《櫻花號方舟》，反映的是全人類的核危機，也是技術時代的主題。

    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王逢振説，探索宇宙的奧秘已與了解人性的秘密結合在了一起，成為了21世紀人類的宏大主題。人類正利用愈來愈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去窺破人類存在的本質。文學，作為現實的一面鏡子，應該緊緊靠上去。

    文學需要關注“後人類”

    王建元認為，當代文學反映的人，已不再局限于前現代和現代社會中的人。“在機械人和克隆人的時代，人類已經不可避免地逐漸變成了與傳統意義上的人類所不同的東西。”他把這種人類稱作“後人類”。

    他認為，尤其是電腦出現後，後人類更成了突出的話題。人與機器的關係已經變得如此的緊密和複雜。人已經與機器和電腦融合在了一起。後人類的出現，是社會的現實，也是一種文化，而如何反映這種人類的生活狀況，是文學的重要命題。

    然而，中國文學界卻在這個方面表現得極其遲鈍和幼稚。對於電腦，按照文學家們最流行的理解，主要就是“換筆”的工具。後來他們被邀請到網上做客，進聊天室，仿佛是劉姥姥進大觀園。

    中國作協會員、北師大副教授吳岩對中國網路文學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靜心而論，中國網路題材的主流文學作品幾乎全部圍繞著“戀愛”的主題展開，這遠遠沒有反映出網路帶給人類的嚴肅文化命題。

    他指出，在國外，小説家對網路文明的探討已十分豐富而深刻，涉及到了全球化和“仇外化”的關係，“生物性大眾”，多元文化，文化同一性，種族、階級、性別的新界定以及個人身份的重新定義等主題。

    為了促使中國作家深入思考一些問題，在王泉根、吳岩等人的倡議下，北師大等單位聯合舉辦了我國首次“科幻與後現代”研討會。吳岩認為，在主流文學缺席的情況下，科幻，已成為了當下中國最能反映時代特徵的文學種類之一。

    主流作家們老了

    不少人認為，之所以産生上述的尷尬局面，與科技在中國社會的整體“不在場”有關，但同樣是因為中國文學長期沉湎于一種傳統。

    説白了，這也便是中國文學界那種追求宏大敘事，反映歷史和時代風雲，渲染政治和社會沉重話題的痼疾。同樣，我們可以追問一句：中國為什麼沒能産生近代科技呢？因為，那時候中國社會是由政治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主宰的。

    看看一線中國作家們在過去20年做的事情，便可知他們的確老了。他們從撫摸傷痕開始，很快陷入沉重的反思，又沒完沒了地尋根。他們津津樂道于“我爺爺、我奶奶”，講述李自成、武則天、曾國藩和康熙皇帝，實在是生理和心理都接近衰老的表現。

    而關注“當下”的作品呢？卻過分地“現實化”和“政治化”了。評論家田本相指出：“回首百年，現實主義是中國文學的主流，但文學卻時事化了。”他指出，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批低水準的寫時事的小説面世，現在，很多已成為無人問津的廢紙。

    據統計，在歷屆茅盾文學獎得獎作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反映古代或過去的題材，而現實主義題材的，也沒有一部觸及到對當代社會和人生帶來深刻衝擊的“技術現實”。總之，中國的作家們，擅長的是寫歷史，寫政治，寫人生，希望如此鑄就永垂不朽，去拿諾貝爾獎。但他們還不太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的瞬息萬變，尤其是，科技革命和經濟法則，正是這兩樣東西的日新月異，決定了主流文學命運的一夜間失落，並把作家們搞得身價日趨下跌。

    讓公眾理解科學，得先讓文學家們理解科學。但掃盲任務何其艱巨！因為，老人們常常拒絕接受新事物、新知識。這並不一定是年齡老。年不滿40的韓愈曾有過一番自我描摹：“而發蒼蒼，而視茫茫，而齒牙動搖。”這番話具有極大的經典性。

    王逢振説，關注科技，已成為一種全球化的文學現象。深刻反映人類存在狀況的科技主題可以超越對現實的簡單摸擬，它已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內含深厚的文化，它本身既是未來，也是歷史。

    這時候，我們不禁想起了提魯迅先生百年前的一句名言：“導中國人群以力行，必自科學小説始。”

    千龍新聞網 2002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