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關於“性格”的故事，又是一個關於“命運”的故事。《能不憶蜀葵》首先讓我們想到的，是兩位主人公性格的相映成趣。他們是兩位畫家，少年時代彼此欣賞，但因為個性迥異，趣味不同，又成了敵友難辨的一對。淳於是畫界“浪子”，精力旺盛而又唯我獨尊，無論是追逐女人還是弄潮商海，都敢作敢為，莽撞荒唐；榿明則內向本分，謹慎持重，做事有始有終。兩個往日的朋友，在追求的道路上似乎已經分道揚鑣，但彼此無法忘懷，他們時有接觸和碰撞，最終以各自的人生軌跡為我們展示了一種對比。他們的故事首先讓我們看到：不同的性格導致了不同的經歷，不同的經歷造就了不同的命運。
這還是一個關於“迷失”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分裂”的故事。兩位畫家儘管命運不同，但在時代的喧囂中，都感受到了尷尬、無奈和孤獨，都體味到了迷失和分裂的痛苦，而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理想的落空。蜀葵，是他們少年時代學畫時描繪的對象，在小説中，成了一個關乎純潔和朝氣的意象，成了藝術追求的象徵，成了值得永遠眷戀、熱愛和痛惜的圖騰。淳于商海沉浮的時候，榿明不為所動，埋首于繪畫藝術並幹出了名堂，但在頭頂成功的桂冠時，他又痛感自己與真正意義上的成功相去甚遠，有一種虛脫般的“空蕩蕩的感覺”，心裏藏著“隱隱的”卻又是“深深的傷痛”；更慘的是背棄了蜀葵、企圖經商致富的淳于，一番驚天動地的折騰之後，落得個商戰全線崩潰、情場失意落魄的結局，痛苦之餘，帶著早年的一幅蜀葵畫離開了自己的城市。在此，小説其實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以他的個性，他會服輸嗎？肯定不會。他只能是頑強地尋找，尋找通向物質和精神彼岸的途徑，尋找再度崛起的方式和方法。但他是否能找到這一切，又確實是個問題。
我相信，這更是一個關於我們所處時代的故事，是一個關於藝術家生死存亡的故事。張煒的故事總是這樣，即使充滿了幽默和反諷，也是沉重的和冷峻的；即使誇張浪漫妙趣橫生，凸現的也還是時代脈搏的真實跳動。我們看到，時代的誘捕和個人的掙扎，已經傷及藝術和心靈；純粹的和不那麼純粹的藝術家，都在承受著迷失之惑與分裂之痛的煎熬。
《能不憶蜀葵》 張煒 著 華夏出版社
《光明日報》2002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