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外省書》裏那種略感矜持而緊張的寫作姿態在《蜀葵》中得以緩解，偏于意念化的精神立場也變得隱蔽起來，那種知性化、哲理味兒較濃的語言風格有所鬆動，開始被一種更加活潑多樣的敘述語言，包括反諷的或幽默的語言所替代。我這樣説並無貶抑《外省書》的意思，而是各有各的長處。應該承認，《蜀葵》對人物性格命運的重視程度，超過了作者熱衷於表述思想意念的堅執，這是近年來張煒作品裏少見的特質。它開始回到舒展、從容和生活化的描寫中，雖然敘述的調子仍然偏冷，現實的氣息卻豐盈了，整體風格上則有種怪異的美。

    　 當然，張煒還是張煒。我自“蘆青河”時期就關注他的作品，經過上個世紀整個80年代、90年代直到今天，幾乎他的每部重要作品我都評論過。我覺得有些批評家對他的解釋似乎越來越複雜、玄虛了。我始終有我的素樸看法。張煒是個精神世界充滿矛盾和衝突的作家，這既是他的活力之源，又是他魅力之源，同時還是他的局限所在。他不斷地變換著雙重眼光中的某一種，來觀照農業文明下的田園或田園背景下的都市，那裏既是詩意的烏托邦，又是專制和殘忍的傷心之地。我曾在《葡萄園裏的哈姆雷特》中指出，張煒的葡萄園裏交織著靜穆與殘忍，既有少女、純凈與感傷，也有專制魔王和嗜血的劊子手。

    　 整個80年代，張煒應和著捍衛人的尊嚴、價值和權利的呼聲，應和著啟蒙主義的思潮，應和著人道主義的精神，以人權話語和人倫話語為主要武器衝在前面。如果説這時期他也用雙重眼光———重心無疑是放在反封建、反專制的人道主義主題一邊———關注人權問題，同時呼喚著文明和現代化。《秋天的憤怒》、《古船》皆體現此種傾向。《古船》中的土改風波即由此而起。然而，當市場經濟以更大的聲勢卷來，商品意識無處不在，無處不滲入之後，張煒忽然跳到了另一端，他不再譴責鄉土中等級歧視的嚴酷和扼殺人性的昏暗，他以《九月寓言》為轉捩點，其價值支撐大幅度地移向了鄉土，並把“完美化”作為理想的凈土和靈魂的棲息地。“一潭清水，融入野地”，便是其貫穿的象徵。這幾乎帶有盧梭的自然主義傾向。

    　 在《家族》、《柏慧》、《外省書》、《能不憶蜀葵》中這一思想總是表現得甚為強烈。《蜀葵》中的“蜀葵”，就象徵著鄉土的博愛、仁厚、淳樸、海涵。因為母親用蜀葵這種植物救了主人公淳于陽立的一條命，而他也曾在蜀葵地裏撫摸過女孩米米，併為她的剛健清新的美麗所感動。作為一個美術天才，他是從螺獅夼的蜀葵地上起飛的。

    　 如此解讀張煒以後，也許對《蜀葵》這部書就好理解了。事實上，這部作品是對某一種知識分子悲劇人格的透析和解剖，是對一個精神領域裏的奇才在商業社會和物欲擠壓下被異化、被扭曲、被分割的慘痛過程。的確，畫家淳于陽立是個怪人，慾望勃勃又才氣逼人，他的繪畫創造力跟他的佔有欲、報復欲一樣的旺盛。他由純粹的藝術家，到“訟棍”，到老闆，到贗品的瘋狂複製者，到逃逸者，走過了一條怎樣慘烈的道路啊。他雖然是個極端的例子，但從他身上引出的宿命的毀滅之路，卻不能不説具有極大的典型性。這位藝術天才，狂熱，神經質，非理性，具有非凡的創造力，但又自戀，狹隘，嫉妒，同時又不乏真誠，坦率，富於激情。他的毛病和他的才華一樣的茂盛。

    　 他和另一畫家榿明的關係就很耐人尋味，他們曾是一對少年摯友，好到穿一條褲子還嫌肥的地步，簡直有種同性戀傾向了。但他們雙雙成名後，他對榿明卻是當眾奚落，背後流言，極盡刻薄之能事。榿明得了個“洋獎”，他嫉妒得發瘋，他給榿明介紹了一個女友，見人家真的好上了，他又大吃其醋。榿明來看望他，他從門縫裏塞出一張字條，上面寫著侮辱的話。但他又刻骨地想念著榿明，決不允許他的弟子有半點褻瀆。久別重逢，他倆有訴不完的心裏話。他們是那樣地不能相容，又是那樣地深深牽掛，不能忘懷。看來責任主要在淳于身上，榿明好像更為理智，寬容，也更加委曲求全。

    　 淳于又是個多欲之人，在對待女性上有泛愛傾向，如患狂疾，他説他“有時真想不停地做愛求得速死”。但他又有幼稚如嬰兒的時候，他和陶陶姨媽的關係，並非人們臆想的亂倫行為，而是一種典型的戀母情結。他是最成熟的與最幼稚的矛盾集合體。實際上，這種人古己有之，今天也未絕跡，這種人總是與環境格格不入，不能見容于他們的時代，成為犧牲品。至於為什麼會這樣，我想“性格即命運”也許是一解。

    　 我認為，作者寫出淳于其人的這樣一種奇異的存在和毀滅，就是真實的，沒有必要非得附加一些外部原因來增厚其社會意義，也沒必要非要與批判市場經濟和商品意識挂上鉤。正因為如此，我對作者安排淳于後來下海經商，當了一陣子大老闆，生意做得很大，所謂“八路大軍，二大超市，外加洗浴中心，加油站”之類不太認同，覺得似乎不太合乎淳于這個人物的性格邏輯。榿明倒是更像是個做生意的人。為什麼呢，因為淳于的非理性頭腦和夢幻般的藝術氣質決定他不是幹這個的人。要幹也幹不到這個份兒上。如果作者寫淳于的藝術飽受冷遇，市場化一步步把他拋向邊緣，違背藝術規律的力量一點點地扼殺了他的天才，那倒是比較真實的，那樣的批判比現在這樣的批判更深刻，更有説服力。當然，沒有誰規定像淳于陽立式的人就不能做生意。現在是個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年頭。淳于在還債的重壓下徹底崩潰，然後像旋風卷過大地一樣地消逝了，這樣處理也未嘗不可。

     《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