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的長篇新作《能不憶蜀葵》（華夏出版社，2001年10月）是一部很難輕率評判的小説，而其中的“難”，很大程度上源自作品的獨特性及探索性，小説給人留下的印象確實新鮮而不同尋常。

    我們得承認，張煒的這部新作在敘述上不乏誇張、變形，乃至荒誕的描寫方式，但當我們細細品味這些怪異的、或許不是很容易被一般讀者所接受的描寫內容時，又覺得其中包含著很強的真實性：這樣的人物、這樣的生存選擇、這樣的“個性化”及命運結局，何止是畫家或藝術家，以及“投筆從商”的各色人等？我想，在如今的“現實”中，幾乎是比比皆是。所以説，張煒的這部小説雖在敘述及具體描寫上與嚴格的寫實主義有所不同，但內中的“現實主義精神”依然很犀利、很有力、也很讓人折服。應該注意到，作品因了具體描寫的新鮮獨到，或因了那種盡可能接近人的生存本相與不回避“人的過程”的特點，特別是對於人的精神狀態及命運的充分關注，也就使作品擁有了相應的吸引力——儘管不是驚心動魄的“故事”，但就閱讀的深層可能性而言，人物的命運及命運結局相關的人的精神狀態，往往是讀者最關注或最能吸引讀者的小説敘述因素。可以相信，作者在訴諸探索，即對傳達方式的探索，尤其是對人的生存狀態進行探索的同時，絕對沒有放棄創作對時代或“現實”的思考，更沒有忘卻讀者的承受問題。

    《能不憶蜀葵》的人物對像是畫家，就個性而言，大抵既有其直捷、單純、熱情的一面，又有其複雜、敏感、憂鬱的一面。先説榿明這個人物，其心靈遭遇的摧殘或救助，以及那種優柔寡斷，那種勤奮好學，那種對藝術，對榮譽的理解及與此相關的求實精神……都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榿明的畫畫熱情最初是被淳于的狂妄與自信激活的，即所謂二十年後“登峰造極”，尤其是“蜀葵”所象徵的生命流動，以及他從淳于的以“蜀葵”為對象的作品中感受到的——那種“夏天的光，夏天的熱量，中國鄉間的爛漫和美麗”，那種“從數不清的花瓣和葉片間汩汩流出”的、既懂得羞愧又噴涌著熱情的語言，更堅定了他“踐約”的信念。這，也是榿明在被淳于多次傷害之後，仍然唸唸不忘淳于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只是為了“追趕那兩個少年”。而在中途忘卻了豪情與“蜀葵”的，恰恰是淳于自己！

    淳於是一個複雜、敏感、狂熱的人，一個長期處在顛三倒四及兒戲狀態之中的畫家。他自以為是、唯我獨尊；他極端地自私自利。但他又是一個脆弱的、愛趕時髦的、靈魂很容易墮落的畫家。他之所以“投筆從商”，一是受到原以為不如自己的榿明的創作成就的刺激，或許有點兒走投無路的感覺；一是被那些藝術上的所謂“沽名釣譽”惹怒了。因而他要慷慨激昂地提出：“連榿明這樣的人都得了洋獎，連靳三這樣的人都與聯合國官員照了相”，於是，“不得不考慮一個嚴肅的問題了——如今‘藝術’這玩藝兒還搞得搞不得了？”實際上，對他刺激（或誘惑）最大的，則是昔日不怎麼樣的同學老廣建竟發跡成了億萬富豪；他終於明白了這樣的“真理”，即“從過去到現在無一例外，人的才能和價值從來都是以金錢來明碼標價的！”所以他要將全部才華投向商界實業，且喊出了“別了，豬玀們”的口號。當然，在他的心底總以為自己是推動與開創風氣的人，“永遠是新潮的浪珠”。就這樣一個處於瘋癲狀態的人，其投身所謂商界實業之後的結局是完全可以想見的。只有當他面對逼債及破産而不得不使用速畫器具畫畫掙錢時，才或多或少意識到“有個魔鬼在追我”；即使在不乏良知的逃離時刻，才感悟到“蜀葵”之於他生命的重要。但這一切都來不及了。一個口口聲聲“視金錢為糞土”的畫家，在“覺悟”到金錢與才華、與身價的關係之後，恰恰在追逐金錢的過程中，又不得不接受金錢這一“魔鬼”的打擊與追殺，而結局呢，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走投無路……這確有點兒怪異或荒誕，但我們又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很正常或很見生活本相的“怪圈”。

    我們正是從這個“怪圈”中感受到了一種“現實感”，或一種社會轉型時代的烙印及人性悲哀。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説，張煒的這部小説是富有強烈而犀利的“現實主義精神”的，而其中的誇張、變形、荒誕之類描寫方式，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強化了這種“精神”。當然，小説的傳達絕不僅僅局限于“藝術界”，也不止于所謂的提醒或警示——“能不憶蜀葵”？那是不能不憶的，至少現時的每個中國人是如此。

    《文匯報》2001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