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酷愛繪畫，長大成人以後，他們都成了專業畫家，但命運卻各不相同：榿明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作品在國內國際頻頻獲獎；而淳于陽立精神上始終走不出對陶陶姨媽的依戀，一次次愛情，一次次失敗，三番五次參加畫展均遭拒絕。淳于率領一群忠於他的弟子辦起了公司，最後全線崩潰。萬般無奈之下，厭棄自己的淳于帶著早年所畫的蜀葵畫離家出走了。而榿明也在與白道黑道上各色人等打交道之後，逐漸發現自己成了“這場上下喧嘩的、秩序井然卻又極為荒唐的藝術賽事”的犧牲品。

    何鎮邦（魯迅文學院）：小説是對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分析。小説太多的理性分析，擺出思想家的樣子，這是張煒的特點，也是毛病。張煒老寫對女人的味覺，很多作家很少這樣寫。另外，小説沒有有頭有尾的故事，而是根據作者精神分析的需要拿來情節往裏湊。對小説人物干系的挖深不夠，這

    是作家本身的局限所導致的。

    胡平（魯迅文學院）：這部小説不太適合心態浮躁、急功近利的快餐讀者閱讀。作者歌頌的是鄉村、田園，沒有工業文明污染的蜀葵。這樣的環境，作者認為是適合藝術家成長的環境。這一點上體現了張煒的局限性，對農業社會的懷舊，反過來也可以説，這個主題很有意義。

    孟繁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當代室)：我覺得這部作品，應該説，我不是很喜歡。作品裏面張煒所堅持的精神立場是一貫的人文主義立場，是對商業主義支配下人的慾望的不斷張揚的一種批判和拒斥。但我明顯感覺到他一方面反對這個東西，一方面又在利用這個東西。另外一點，這個作品雖然是張煒自己認為很重要的一個作品，但從整體上來説，作品比較單薄。除了主人公淳于之外，其他人物幾乎沒給人留下什麼印象。

    王富仁（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小説實際上也就是寫了商業社會和藝術之間的矛盾。張煒正是因為他採取了虛化的手法，他實際上沒有進入到淳于的真實的思維邏輯當中去。

    陳曉明(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當代室)：我覺得小説提供了一種藝術哲學，即絕對性。我們追究張煒表達的觀念，他對藝術與商業的看法是否正確，我覺得這是不重要的。而我覺得有意義的是，他能以這樣極端的方式，以絕對的態度來寫一個藝術家和時代、歷史的強硬對抗，這樣一種對絕對性的表達，在中國當代小説中是很少見的。

    黃開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就《能不憶蜀葵》來説，作品沒有對生活的洞見，沒有提供一種對生活的新的把握。張煒對當下生活有一種拒絕姿態，過於堅守一些他自己的理想。作品透露出張煒對鄉村生活的留戀，使他不能充分理解當下生活，這就帶來人物描寫方面的毛病，沒有滲入到人物心靈的豐富性。淳于有描寫的價值，但作家沒有進入淳于的心靈，在一個平面上反覆，沒有變化，沒有新鮮感，就小説論小説，寫得不錯，但作為張煒寫的小説，是令人失望的。

    李潔非(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當代室)：《能不憶蜀葵》裏的淳于陽立是我最近十年間所讀長篇小説中出現過的一個最豐富、最充分、最富於力度和概括性的人物形象。

    張煒未能參加這個研討會聆聽對他作品的意見，他特意寫了一封信表示歉意，同時也重申了他的文學理想：“……幾十年來，我從未懷疑過文學的意義，比較過去，我今天對文學更加敬畏，《能不憶蜀葵》是我長期裝在心裏的一個感動，遲遲沒寫出來，是因為怕毀掉它，我常常想，如果連這樣的

    文字也寫壞了，那真是太無能了，我只有把它放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裏完成，我不太挂記時下對各種作品的毀議（因為現在是一個沒有標準的時代），我更掛念的只是後來，是日後，它不再能夠打動那個遙遠的我……”

    《北京青年報》2002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