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鹹平寒心了。

他大概沒有料到，就在格林柯爾的老闆顧雛軍正式對他提起公訴的第二天，曾經被他“炮轟”的ＴＣＬ集團董事長李東生也進行了公開回應——他認為，郎鹹平關於ＴＣＬ的財務分析以及由此産生的相關質詢是建立在不可比的基礎上的。

作為一位獨立學者，一方面要艱苦地作學術研究，一方面還要頂住官司纏身的壓力，他還能孤軍奮戰多久？

“到現在我惟一遺憾的是，整個經濟學界還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公開支援我，”郎鹹平曾對本報記者説，“我不希望自己孤軍奮戰。”

但是，這一次，國內經濟學界確實集體失語，他們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 也彰顯不力。

我們把國內的經濟學家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理論研究型，也就是通常説的“學院派”；第二類是商業型，效力於投資銀行的；第三類則是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務的。

第一類經濟學家，獨坐書齋，不願介入此事；第二類經濟學家，由於牽涉到特定商業集團的利益，也不願開罪其中一方；至於第三類經濟學家，既然服務於政府部門，也就應當謹言慎行，少開尊口。

在社會需要聽到他們的聲音的時候，他們保持緘默。所以，我們要敲打他們的社會責任，我們呼喚他們的學術良知。

其實，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經濟學家肩負著更崇高的社會使命。

如果他們能做到的僅僅是不説謊話、不非法牟利而已，那他們作為經濟學家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價值就值得懷疑了。

如果在一個社會中多數學者都不敢、不願、不會講真話，敢於説真話的少數學者卻無人贊同、無人喝彩，那又是怎樣的悲哀？

郎鹹平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敢於獨立地、負責任地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髮出自己的聲音。而這樣的學者實在太少了，包括前不久我們又痛失的一位——楊小凱。

現在，我們只希望這些獨立學者們都能得到應有的寬容和保護。（汪涵）

北京晨報 2004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