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在我國的不斷深入發展，經濟領域的倫理道德性亦即經濟倫理成為近幾年來經濟學與倫理學討論的熱點。眾所週知，在經濟領域中道德規範問題上，經濟學和倫理學有各自不同的出發點，正是出發點的不同，造成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或者説是分裂。
其實，這一矛盾源於“亞當 斯密”問題。所謂“亞當 斯密問題”是指18世紀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道德哲學家亞當 斯密的兩部代表作《國富論》（1776）和《道德情操論》（1759）之間主題觀點的相互衝突問題。他從兩種完全對立的假設前提出發，奇妙地推出了相同的結論：人類自身兩個偉人的行動目標是維持個體的生存和種族繁衍。19世紀的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發現並提出這一衝突，他們認為是亞當 斯密有意識地創造了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裂利緊張。於是，亞當 斯密便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現代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行為是否應當和道德行為相分離對立？
筆者的觀點是：現代的市場經濟自身必須包括必要的道德規範，兩種行為並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
市場經濟自身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已被實踐經驗所證明。首先，市場經濟已被證明是最有效率的經濟模式。一方面，市場經濟體制為經濟主體之間的自由平等競爭提供了優越的經濟活動機制，能最大限度的調動社會各方面的潛力；另一方面通過各種市場化經濟機制進行有效合理的資源配置。其次，市場經濟遵循公平原則。在市場作為經濟運作機制的國家中，各國都力圖使公平與效率得到最大程度的協調結合，從而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比，“物盡其用”；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人盡其能”。第三，市場經濟以具特有的市場化擴張力量，極大地增進人類社會相互交往和溝通的機會、深度和廣度。正是憑藉著市場經濟的普遍化力量，人類的交往程度和範圍才得以空前拓展，出現了日益廣泛而深入的跨國集團、跨國界跨地區的經濟貿易。
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市場經濟仍存在缺陷。它如同一把雙刃劍，在經濟和道德上具有雙重性。在經濟上它可以是高效率的源泉，創造豐富的物質財富，但同時也可能造成財富和資源的極大浪費；它既可以帶來公平競爭，同時又無法避免弱肉強食導致的貧富懸殊；它並不能保證所有進入市場的“經濟人”都具有真正意義上的起點公平，追求完全的起點公平，將是對上一輪迴競爭程規則公平的否定。政治經濟結構和文化心理條件的制約，使得競爭過程的公平也難以保證；此外，“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包含著社會風險利道德風險，如果缺乏必要的社會規範和道德約束，單純的經濟利益驅動會導致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風行，最終將導致資産階級的生活價值觀在整個社會的氾濫；市場經濟自身的短期效應，造成對長遠目標考慮的缺乏，這將會對整個人類的持續發展帶來危機。正是市場經濟的這些缺陷和不足表明其自身必須包括必要的道德規範。
既然經過實踐證明市場經濟自身具有道德合理性，同時又受限于某些缺陷需要道德規範的約束和修正。那麼，在市場經濟中道德規範的確立必然涉及到人們經濟生活和道德生活的關係，並由此而延伸到對這兩大生活領域的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理解。
聯繫我國的實際，雖然改革開放使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受到衝擊，但並不意味著倫理道德的消亡。我們一再強調要兩個文明一起抓，決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來謀求經濟的發展，正是最好的説明。在深化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應該形成有得于共同理想的新的道德約束。在新的道德約束下市場經濟應該更有效的運作，改革的成果也更加鞏固。
《國際金融報》 (2001年09月24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