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已經準備“停戰”，不再談論高考作文題了——因為琢石和王克安教授已經轉寫別的評論了。但是，馬克義的文章（以下簡稱“馬文”）卻使我感到：在某些知識分子頭腦中，陳舊的道德觀念依然非常地頑強與頑固。這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原先我一直以為經過建國50多年的正反經驗，特別是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舊思想與舊道德已經被新思想與新道德所取代了。但是，圍繞高考作文題的道德爭論，卻使我感到歷史經驗似乎對人們並沒有起到那麼大的作用。
一.被忽視的學術道德
我仔細拜讀了“馬文”。有趣的是，儘管我們討論的是“道德”，可是，實際上有些人（文）卻沒有體現出應有的學術“道德”——尊重對方、實事求是，以及探討學術問題時應有的“誠懇”、“誠實”、“誠摯”和“誠心”。比如，我就得到了“馬文”這樣的“高度”評價：“連經濟學常識都沒學會”、“充滿了邏輯混亂和思維不清”、“把科學當作了巫術”、“巫師般的經濟學者”，等等。
我認為，學術研究和討論的目的是為了客觀地分析現實問題，提出中肯的批評與建議。因此，儘管觀點可以不同，但是，應當力避主觀主義，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遺憾的是，這個基本的學術道德原則，馬克義也沒有遵守。比如，“馬文”寫到：黨政機關和行政部門都是“關卡”，各級幹部不是“小毛賊”、就是“山大王”；每個“關卡”都有一個通告：“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過路去，留下買路錢。”於是，一個聳人聽聞的結論是：在當前中國，“任何一個具體個人與這些‘代表政府’的‘小毛賊’或‘山大王’對比，都是微弱的。為了通過這些關卡，最合理的個人選擇就是交上一點‘買路錢’——送禮或行賄。”
讀者可以比較：當我作出可以“丟掉”誠信的結論時，至少還有假設的、特定的前提（如老梢公撕毀合同或某個企業老闆領導無方，等等），因此它是一個具體的、有限的結論。而“馬文”的結論卻大得漫無邊際，卻連一點必要的“限制”條件都沒有——“任何”（這個詞被多次使用）個人為了通過“關卡”都要向“小毛賊”或“山大王”送禮或行賄！
假如我們的政府和人民真像馬克義説的那樣腐敗的話，那麼，開展關於“誠信”和“道德”的討論豈不是“瞎子點燈——白費蠟”？假如按照“馬文”的這個基本估計往下思考問題的話，恐怕我們現在需要進行的就不是什麼學術爭論或道德説教——而應當是一場社會暴動了！
當然，“馬文”很可能為了“直奔”主題而忽略了這些問題，因此，我也不打算“以牙還牙”地還擊（這也是一種道德？）——但是，這個例子值得警惕：如果不講究起碼的學術道德的話，那麼，學術討論只會離真理更遠（因為人們關注的將不再是學術觀點，而轉向了主觀臆造和個人攻擊），或者引出法律“官司”（因為被侮辱與被傷害者可以尋求法律手段，要求恢復名譽或尊嚴）。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
實際上，這種態度指導下的學術研究，的確使“馬文”出現了下面幾個重大的理論錯誤。
二.經濟學與道德的關係
首先，“馬文”聲稱：“在本人所閱讀過的自亞當 斯密以來的所有經濟學著作中，沒有發現哪本著作説過（賈保華那樣的觀點）”，相反，卻發現了“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即“在古典經濟學中，道德根本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內容，道德也根本不可能變成商品，道德不能用金錢衡量。”
這個基本判斷有兩個問題：絕對化和歪曲事實。通常，只有所謂“純粹”經濟學、或者數量經濟學，才不特意研究道德內容，而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則恰恰相反。因為篇幅有限，僅舉幾例（我不熟悉或未見統一譯名的外國人名均用原文——作者）：
早在1887年Foxwell在“英格蘭的經濟學發展”一文中就指出了經濟學的三個顯著特徵，即“理論的批評、歷史的方法、以及人道主義的感情(humanistic feeling)”。他認為：那種以為“經濟學……可以在獨立於道德和正義的基礎上建立”的觀點，“是一種機械的、非道德的經濟學。”熊彼特(1954)也是這個觀點：現代經濟學至少具有兩個源頭——道德與政治哲學。經濟學説史的專家Coats（1996）的結論是：“19世紀和20 世紀的經濟學是道德哲學的直接産物。”有的學者（Greoenewegen, 1996）把淵源推得更早：從古希臘哲學家開始，道德哲學就與經濟學“結合”在一起了。
如果馬克義在“所有經濟學著作中”沒有發現類似觀點的話，那麼，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卻不乏其例：比如，古代聖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和“扶助農工”，毛澤東的“自力更生勤儉建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國民經濟翻兩番”，以及近年政府提出的“西部大開發”等等思想觀點，都既是道德的，也是經濟的。
由於“馬文”不理解道德與經濟的關係，因此，它在後面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任何個別社會，如果指望用經濟的方法解決社會公正問題，那就是在給自己製造大麻煩。”當然，解決社會公正問題無疑有許多方法，比如，政治、法律、文化，當然也包括道德，但是，經濟方法無疑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社會的不公正，集中表現在財産佔有的不平均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採用經濟的方法如何解決呢？
對此，“馬文”提出了另一個答案：“兩極分化只能通過政治手段才能解決。”我在前面就推斷：按照“馬文”的思路論證下去的話，那麼，中國需要的就不是學術爭論或道德説教，而是社會暴動。這裡，筆者的擔心得到了證實——因為“經濟手段”也排除了。不過，這種對政治手段的熱中與提倡，很可能會導致“不道德”的結果——它不僅不會解決社會公正問題，反而會把中國引向動蕩和分裂。我不想繼續推論下去了。
三.抽象道德存在嗎？
抽象道德論是“馬文”的核心。
“馬文”的推論是根據抽象的前提展開的：“任何個人都必須在社會中才能生存……個人只有在與‘他人’的過程合作中，才能得到發展。”而且，“人與人合作的過程和結果的預期性的高低與人們的‘誠信’程度成正比。”
個人離不開社會——這是對的，但是，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體的人，屬於一定的階級、階層或集團。因此，奴隸和奴隸主、農民與地主、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合作”之所以難以成功或持久，是因為他們的經濟與政治地位不同，而不是什麼“預期性”或“誠信”的問題。
另外，即便我們可以丟掉“階級論”這個“背囊”，僅僅抽象地談論人與人的關係，那麼，它的內容也不僅僅是“合作”——在更多的場合，是“競爭”。如果沒有競爭，就不存在合作；如果沒有合作，也就不存在競爭。而且，歷史證明，競爭往往比合作更能使個人、企業和國家“得到發展”。比如，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計劃經濟，也可以説，沒有競爭，只有合作，但是，並沒有導致發展；而1979年以來的事實則提供了相反的例證。當然，競爭也有其弊病，但這是另一個方面的問題。
為了論證抽象道德論的存在，“馬文”舉出了孔子的“仁義禮智信”和西方基督教的教義，甚至——還舉出了“強盜”的例子，即“盜亦有道”；並且補充説：“強盜的父母，也教導子女不要説謊。”似乎不論古今中外、不論聖人盜賊，都是講究“誠信”或道德的。恐怕再也沒有比這些例子更荒謬的了！假如這個世界上果真存在這種適用於一切時代、一切社會、一切文化、一切個人的所謂“誠信”或“道德”的話，它恰恰證明：這種誠信與道德根本就不存在。
不錯，孔子確實也稱得上是一個偉大的道德學家，不過，歷代封建統治階級卻從未認真實行過孔子的主張。因此，魯迅對封建道德的評論只有兩個字——吃人。難道魯迅是不講道德的人嗎？基督教也確實包含著崇高的道德理想，但是，歐洲中世紀的宗教法庭卻代表了最黑暗、最反動的勢力——甚至某些大科學家都被迫丟掉“誠信”，宣稱太陽圍繞地球轉動。此外，那些販賣黑奴的殖民者、屠殺“野蠻人”的“文明人”、甚至“八國聯軍”和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士兵們，不是也大多屬於虔誠的基督徒嗎？
“強盜”的例子尤其不通：假如他們真是“替天行道”的英雄的話，為什麼幾乎所有的社會制度都對強盜、搶劫、謀殺等等罪行“繩之以法、嚴懲不怠”呢？為什麼最近轟動全國的張君犯罪集團（即強盜團夥）被處以極刑了呢？是否法院的判決書、或者電視的播音員在歷數其強盜罪行之後，還需要像我們的道德學家那樣補充一句——不過，他們內部是講究“誠信”、遵守道德的，而且還教導子女不要説謊呢！把這樣的“道德”楷模處以死刑，是否是“不道德”的呢？或者，當我們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比如，不被自己人信任——的時候，是否就應當加入講究“誠信”的強盜團夥呢？“馬文”究竟想為讀者推薦哪一種“道德”呢？
遺憾的是，“馬文”對抽象道德論的“破綻”毫無察覺，繼續説到：“道德的基礎是每個人希望獲得他人把自己當‘人’看待……從古至今，哪一種道德不是以‘社會合作’和‘共同發展’為目的和手段的呢？”
這更加不是事實。如果奴隸社會的道德基礎是把他人當“人”看待的話，誰是“會説話的工具”？ 奴隸與奴隸主階級為什麼還會“同歸於盡”？如果封建社會的道德目的是“社會合作”和“共同發展”的話，為什麼王朝的內訌、農民的起義一直不斷，並且地主和農民最終被資本家和工人所取代？這些難道不是眾所週知的事實嗎？
大概是為了聯繫“實際”，“馬文”把抽象道德論從個人引申到了國家：“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感覺到了鄰國威脅，就加強軍備，這也是‘合理選擇’，但是，所有國家的這種個人‘合理選擇’的結果卻有可能給人類帶來一場全球戰爭。”
言辭幾乎無懈可擊，但是，依然沒有解決實際問題：比如，這幾年國際上流行“中國威脅論”，中國的一些鄰國也借“合理選擇”而加強軍備，那麼，中國應當如何對策？是應當與對方進行道德討論——什麼是誠信、為什麼要誠信，還是應當發表道德宣言——不論別人（鄰國）如何，我們（我國）絕不能丟掉“誠信”？馬文根本提不出任何具體方案。
四.精神如何變成商品？
由於所有理論都是建立在“抽象道德論”的基礎上，因此，“馬文”自然無法理解誠信（或道德、精神）與金錢的關係。馬克義抱怨説：在經濟學的著作中沒有找到——“誠信（或道德、精神）是商品”、或它們“可以用金錢衡量”等字句。
這並不奇怪的——如果古人、先人、外國人把今天中國所遇到的一切問題都給出了“答案”的話，那麼我們就沒有研究和討論的必要了。另外，這理由本身也站不住腳——難道書上寫了“是”，我們就要説“是”；書上寫了“不是”，我們就要説“不是”——而絲毫也不動動自己的腦子嗎？
通常，在過去的非商品經濟社會中，或者在一般場合，誠信、道德或精神不是物質，不是商品，也不能用金錢衡量或買賣。對此，我毫無非議。但是，問題在於，在商品經濟中，在某些場合，它們可以變成物質、變成商品，因而變得可以用金錢衡量或買賣。
遠的不説，不久前陜西的“處女嫖娼案”引起了全國的注目：受害少女要求當事人支付500萬元的賠償。請問，這500萬元賠償的是少女的肉體損傷，還是精神損害？難道因為原告的肉體沒有受傷或傷勢不重，有關人員就可以用一句“對不起”，或者“精神不是物質、不是商品、不能用金錢衡量”的託詞來拒絕賠償嗎？
還有，前幾年我國設立了“見義勇為基金”和“舉報有獎”制度，對那些與歹徒搏鬥、舍命救人或揭發貪污犯罪分子的公民給予金錢的獎勵。請問，這些金錢是為了獎勵一種英雄的“行為”，還是一種勇敢的“精神”？此外，三好學生、勞動模範、行業標兵、優秀劇本、優秀電影等等，在得到榮譽稱號的同時，往往也被授予物質的或金錢的獎勵。難道這些金錢僅僅是為了獎勵某個有形的“物質”（如人或物或産品），而不是獎勵某種無形的精神或道德的嗎？
又比如，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南韓總統金大中，難道這些獎金（100萬美元）也僅僅是對獲獎者個人的獎勵，而不是對某種“精神”的獎勵嗎？
當然，我們可以反問：難道無辜少女遭受的巨大精神創傷可以只用500萬元“擺平”嗎？見義勇為的崇高精神以及與此伴隨的生命危險可以用“獎金”來支付嗎？人類追求的和平主義“精神”只值100萬美元嗎？的確，我們不應該用金錢給它們“定價”，但又不得不用金錢給它們“定價”——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抽象的“社會”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真實的商品經濟的世界裏面。因此，我們唯一可以遺憾的是：與他（她）們遭到的精神傷害、付出的犧牲、或者達到的精神境界相比，這些金錢的數量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在這些特定的場合，所謂“誠信、道德、精神（或者貞潔以及生命的意義）等等，不是商品、不能用金錢衡量”——才是正確的。
五.簡要的結論
最後，我想對認真閱讀了拙文，並且寫出了近萬言的反駁意見的馬克義表示衷心的感謝。坦率地説，“馬文”是迄今為止我所見到的此類文章中最具理論性的一個（對我的個別評語除外）。而且，也不乏犀利的語句、尖銳的分析和憂國憂民之情。但是，我也應當遺憾和坦率地指出：由於作者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錯誤，因此，不僅沒有推翻我的觀點，反而還暴露了“抽象道德論”的基本缺陷。
因此，馬克義在結尾處重申的結論——“誠信”是“人類歷史上最普遍的道德”，儘管各個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傳統不同，但是，“作為抽象意義的‘誠信’有著其歷史的永恒性和文化的普遍性。誠信’是社會道德的基石，沒有‘誠信’就沒有道德。”——也就根本不成立了。
（賈保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人民網 2001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