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揚的《禁止與引誘》，對中國文化傳統語境下的生命意義進行了省察和反思，披露了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理性認知和思想心靈的歷程（見拙文《詮釋人生悖論》），由此引起讀書界的反響。讀後走筆之餘，萌生著另一層面的思考，張志揚的人生詮釋是回眸歷史，考量傳統文化精神；若將人生話語置位於當下，應如何考量市場經濟中的生命意義，追問人生的價值呢？
英國學者查爾斯 漢迪的新著《饑餓的靈魂》站在不同的歷史定位，提出了與張志揚頗為相似的命題：現代人無法回避當下的困惑，需要詮釋“饑餓的靈魂”，尋問道德精神的歸屬。
漢迪積十餘年的心力，考察了東西方不同制度的社會現代化。他發現，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是對“人生及生命意義”的追問。“當你聚斂的財富已超出你個人的能使用的程度，繼續如此的積累意義何在？”市場網路的競爭、效率原則在給人們帶來物質富裕的同時，也誘發了現代人的種種焦慮、疑惑和憂患，現代人對人生價值的認知和選擇，仍舊充滿著非理性的悖論。
漢迪把現代人聚焦在饑餓的靈魂上，來凸顯當下西方社會實質蒼白、貧困的精神家園，是頗有意思的。
現代西方人對價值觀念的認知和道德精神的歸屬，是以純經濟學原理為圭臬的。“只承認物質的富裕是唯一而普遍的合理目標”，社會秩序、道德準則、價值倫理是在“市場力量和對效率的追求中自然産生”。亞當 斯密為這种經濟倫理提供了理論依據。他認為，市場的“無形之手”促成對個人利益的追求，“金錢可以激活創造力”，金錢帶來更多的選擇和某種意義上的自由，已成為人類的價值準則；金錢，在某種意義上作為國民生産總值的一種顯示，意味著創造更多財富已成為各種社會“要實現的目標”。因此、金錢，不再是亞裏士多德所説是用來追求人類“至善境界”的手段，而是目的。金錢成了“所有社會的共同尺度”。這一純經濟理念推動了西方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也設置了人生價值異化的陷阱。曾在世界金融市場上呼風喚雨的索羅斯對此表示了深切憂慮：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驅動現代人將“物質富裕當作唯一標誌”。同時，也把現代人匡入了“一種自我封閉狀態”。生命意義原本是以愛、友誼、社會責任和信仰為基本主題的人生選擇，但一旦受到金錢的奴役，人生的終極目標便異化為追逐物質富裕和個人世俗享受的人生體驗。這種社會心理及價值倫理上的局限和偏失，不可避免地誘發了現代人高層次的饑餓——“精神的貧困”。
漢迪是經濟倫理學家，他的人文關懷不同於張志揚的哲學思考。後者是將生命意義的構成：生存、道德作哲學的抽象和文化的表述；前者則是對市場經濟給現代社會的負面制約進行道德的審視。同樣是致力於對人生悖論的揭示，漢迪則更貼近於自由經濟催動的社會轉型和現代人的社會心理。
漢迪的邏輯基點是；考量現代社會發展的動力（市場、競爭、效率）的自身局限以及它們帶來的負面人文意識。
市場市場能顯示物質的短缺或過剩，激勵創新，完善社會。市場意識，作為一個主要的經濟理念應該是世界文明歷史上的一個成果。但另一個事實是，市場的價格競爭將産生不公正的市場環境。漢迪認為，因為價格競爭，市場會把社會中諸多“沒有價格標簽”的公共服務空間（如醫療保險、學校、醫院、社區義務、福利機構）排斥于社會價值體系之外。市場的價值效應會導致一個不爭的後果：“把一切，包括人生都當作生意。”市場作為一種機制能給社會發展帶來活力；若市場意識作為一種倫理哲學，則往往對生命意義的理解産生誤導。人類的社會責任、道德行為，文化人格將被物化，成為一種貼上“市場價格標簽”，付之物“物”交換的商品。
競爭競爭對人類的意義，是提供了一種比較的基礎，一種標準。它的驅動力則表現為，通過比較和選擇形成了全社會的擇優棄劣的機制。強者贏，適者生存，弱者亡。從這個意義上説，競爭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然而，漢迪提醒人們，競爭的比較基礎與標準一旦轉化成一種社會價值體現，它必然刺激個人、短期利益至上等社會價值取向。競爭的基本標準是“贏者獨佔天下”，它的價值體現“缺乏內在統一和服務公眾的精神”。它最終導致的社會價值觀念是“有佔有欲和牟利者的天下”。可見，競爭的結果是經濟增長和財富，同時隱藏著社會價值的危機。
效率效率是市場競爭獲得明顯成就的標誌。市場經濟的顯著成果之一是：高效率的社會。現代人總是把效率作為社會發展的目標，效率優先原則不只是經濟學家，也是政治家的宣言。漢迪對此指出，市場經濟存在著悖論：效率不等於實效，不等於社會的公正和公平。一味追求效率，將使人們喪失選擇的自由。漢迪認為，效率作為一種自我效益的驅動力，它無法包涵“道德的同情心”。“效率的追求使社會向少數人傾斜”，“對效率的追求會侵蝕它本應保護的社會文明”。
市場、競爭、效率的原則，是自由經濟的發展動力，它的經濟倫理顯示了一種利益至上的社會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制約著人們對生命意義的度量。正如漢迪指出的，追求物質利益“已無力面對人生意義的大問題”，人們越來越為“自己所創造的世界而深感疑惑”。筆者很贊同漢迪在上述分析後所做的結論：市場、競爭、效率“是一個社會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但效率本身及其所依附的經濟模式卻不能提供有關人生意義的答案”。為此，筆者認為，現代人需要超越純經濟疆域對人生作理性的思考；對現代人生意義的追問，需要的是一種哲學，不是一种經濟學體系。
漢迪在《饑餓的靈魂》中作了如是的努力，他企求尋找一種能達到個人與社會平衡的“更具恒久意義的價值”。他認為，“如果人們無法在人生目的上，以及如何在個人的期望和貢獻之間取得某種平衡”，“社會就會變成一個戰場”。我覺得，漢迪思考當下生命意義的邏輯前提是深刻的。但他對現代人的生命意義的人文詮釋卻陷入了新的悖論。
漢迪的失誤是將人生意義僅僅歸位於“一個道德問題”。他的理論資源來自莫格的個人自主論，即以“自我為中心”的道德倫理來尋問人生和生命的意義。首先要説明的，漢迪的“自主論”，並不是西方傳統意義上唯利是圖的個人利己主義，這是相對於“自然決定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哲學而言。
漢迪的“自主論”包含著兩個涵義。一是自我的責任意識，以道德理性的責任感壓抑“自私基因的繁殖和蔓延”，“影響自己的人生”；二是“正當的自我關注”，關注自我，追求自我價值是正當的，但要適度。漢迪解釋，“自主論”的關鍵是“要求把握好自己的定位”，“為自己確定屬性與立場”。他並沒説透定位和立場的本質含義，卻也明白地讚賞這樣的價值理念：將“價值體系建築在對個人發展、自我實現、達觀的生活態度以及對自己和他人生活品質的關注上”。漢迪的價值理念較之為“生存”、“成就”而活著的生命意義，顯然要高尚得多，也意味著一種文明的進步。但這種“自我關注”所表現的道德性是以自我價值實現為前提的，作為治療西方現代文明病的道德意義是被過分的誇大了。這無助於社會價值取向與生命意義的理性選擇，其最高目標不過是中國老莊哲學傳統中的“獨善其身”。“正當的自我關注”不僅無法解除現代人深層次的困惑也無法制止因“自我關注”而走向個人利己主義極端的世俗化價值取向。
漢迪也意識到“正當的自我關注”存在的理論誤區，便加上“正當的自我滿足”來限定人生的慾望。他是把人的“知足”作為一種人生的理想境界。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知足”説畢竟不能成為社會的“共同的價值觀”。它只是表示一種道德的常理，而不能作為規範社會的法規和價值準則。
儘管漢迪詮釋西方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困惑，積極追尋人生及生命意義，但他的價值倫理哲學依然是以“自我”為基準的。漢迪思考“如何使自我與他人，個人或組織與社會相容”等當代人生問題，直言不諱：“我的人生仍以我為中心”，是以如何“才能最好地實現自我利益”為邏輯前提的。“尋找超越自我的意義”是一種手段，“最終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的利益”則是目的。漢迪把自我為中心的新個人主義理解為“正當的自我關注”，是難以使人生境界得以昇華，使現代社會發生“蔚然改觀”的。漢迪的人生思考，最終沒有脫離伊壁鳩魯主義的悖論：“只有在超越自我時才能最好地達到自我滿足”。在某種層面上説，漢迪的“靈魂”依然是“饑餓的”。
漢迪的新著，雖然未能給人們以完整的答案，但它仍能給我們以深刻的警示：當物質富裕時，不要忘卻靈魂的饑餓。
（《饑餓的靈魂》，上海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９月版）
《博覽群書》2001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