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各國科學家對基因技術與社會倫理的看法深深地植根于各自的文化土壤，因此整個討論宛如一場激烈的辯論賽，精彩異常。

    歐洲科學家對於基因技術應用於人類社會如同他們看待全球化一樣，顯得較為謹慎。德國的多林教授一上來就提醒大家不要忘記60多年前納粹的“種族優越論”，他認為基因技術的發展首先要警惕“社會達爾文主義”。法國的約登教授用3個實例來證明基因並不是一個“什麼東西都可以往裏裝的筐”。丹麥的布魯德教授則表示，安徒生的“美人魚”只是美好的想像，哪怕人類基因圖譜全部繪製完畢，談什麼基因改造也為時太早。

    美國的斯道克教授則頗有當年“邊疆開拓者”的精神，他認為，目前歐洲對於人類基因改造有一種恐慌心理，這種心理只會延誤技術的發展；與其讓我們的後代在混亂中解決“改造自己”的問題，不如我們先動手，以後還可以提供借鑒經驗。他認為，胚胎選擇是一個遲早的問題，因此不必回避；此外，基因資訊的私密性也不可能得到保證，因為掉下一根頭髮就蘊涵了全部秘密。

    中國科學家就通過基因技術克隆人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社科院的邱仁宗教授開明宗義地提出為什麼反對人類的“生殖性克隆”。他説，中國傳統社會強調的是：不傷害、有利、尊重和公正，而不傷害又是最重要的一點，古語有雲“醫本仁術”就是指“不傷害”。由於生殖性克隆屬於低級無性生殖方式，出現畸變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為了保護出生胎兒“不受傷害”，“生殖性克隆”就是“大不仁”，應予禁止。（王力為）

     《新聞晨報》 2001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