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人們全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時候，勞動價值論問題又一次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這一問題的科學而有效的解決，將會深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本身的深入發展。
一、價格問題的誕生與演變
我們知道，勞動價值是以亞當 斯密為代表的英國古典學派首創的。斯密認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是因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對財富的追求。重商主義者認為只有金銀才是財富，重農主義者雖然正確地指出了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等勞動生産物是財富，但卻把同樣是勞動生産物的金銀排斥于財富之外。斯密認為，國民財富是一個國家所生産的商品總量。既然是商品總量，財富就必須以價值來衡量。價值是什麼呢？斯密從商品價值的形式出發，撇開自然因素，在其著作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便利品的源泉”，且他所説的勞動帶有一般性。當然，在馬克思看來，他的勞動價值論是不徹底的。
大衛 李嘉圖是英國産業革命時期的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是英國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李嘉圖在他的著作裏告訴我們，他是熱愛生産力的發展的。他認為工業資産階級代表了生産力的發展。他通過擁護生産力的發展來維護工業資産階級的利益，這是貫穿于李嘉圖著作中的一個中心思想。李嘉圖懂得，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前提。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産雖然是為了追求利潤，但利潤又是用來積累，用來發展生産力的。而生産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增加又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的。為了捍衛工業資産階級的利益，反對貴族地主階級，李嘉圖把分配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分配什麼呢？為此，李嘉圖發展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可分配的只能是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分為工資、利潤和地租等三個部分。因此，他事實上指出了地租是地主階級不勞而獲的寄生性收入。工業資産階級所得的利潤，雖然也是無償收入，然而卻是用來積累、用來發展社會生産力的、對社會發展是有利的。在這裡，他通過對勞動價值論的研究，並由此出發，揭示了階級對立的根源，揭示了怎樣才能有利於生産力的發展，這正是李嘉圖的目的之所在。
馬克思緊密結合當時英國商品經濟發展的實際，在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了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吸取了斯密和李嘉圖關於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批判了其中不徹底的地方，創立了勞動價值論。然而在研究價值的目的上，馬克思與斯密、李嘉圖已有了很大的不同。馬克思不是從怎樣有利於財富生産的角度來研究價值的，而是力圖從價值研究中揭示人們之間的生産關係，給無産階級以鬥爭的武器。於是，誕生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
馬克思認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形成了價值實體，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用貨幣來表現的商品價值就是商品價格。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勞動價值論發展成了生産價格理論。馬克思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認為剩餘價值是雇傭工人創造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價值。生産價格理論的確立與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分，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克服了古典學派勞動價值論的缺陷，使勞動價值論發展到了空前成熟的程度。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積累一極是財富的積累，一極是貧困的積累。其發展趨勢是剝奪剝奪者。於是，馬克思和古典學派都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完成了各自的任務，達到了各自的目的。所有這些，正如江澤民同志“七一”講話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和勞動價值的理論，揭示了當時資本主義的生産力方式和運作特點的基本矛盾。”
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反映的是人與人的關係，是商品的社會屬性。而使用價值則是社會的物質財富，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在馬克思看來，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雖然不存在價值問題了，但使用價值依然存在，依然構成了社會的財富。馬克思所以研究商品，其目的在於揭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剝奪剝奪者的歷史趨勢，因此其價格理論是不獨立的，是從屬於價值理論，為價值理論服務的。例如，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指出，“價格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9頁）旨在説明價值形式的發展及價值的表現。按照馬克思的邏輯，這是簡單的抽象，當上升到更為複雜的具體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裏使用了“市場價格”的概念。如果説第一卷裏抽象了供求因素，那麼，按照邏輯的進程，在這裡則引進了供求因素，市場價格就是反映了供求因素的經濟學範疇。不過，馬克思引進市場價格的目的，仍是為了説明即使作為市場價格，也不過是市場價值（社會價值）的反映。他説，“如果供求調節著市場價值的偏離，那麼另一方面，市場價值調節著供求關係，或者説，調節著一個中心，供求的變動使市場價格圍繞著這個中心發生波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2頁）他強調，“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是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規律。應當從這個規律出發來説明偏離，而不是反過來，從這個偏離出發來説明規律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9頁）可見，在《資本論》第一卷裏，價格是對應于價值並服務於價值的；在《資本論》第二卷裏，市場價格是對應于市場價值並服務於市場價值的。
與馬克思同時，被馬克思稱為庸俗經濟學的一些經濟學家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在研究價值問題。他們並不關心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甚至想回避和掩蓋這種關係，他們所關心的是要從價值的研究中，力圖把他們所認為的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創造財富，發展生産力推向前進，以揭示出有利於創造財富的方法和理論來。這樣，在古典學派之後就出現了黎讓 薩伊（法國學者）、納薩 西尼爾（英國學者）那樣的資産階級學者。薩伊認為，財富和價值是成正比例的，但價值的基礎是效用，創造效用就是創造財富。他認為，效用是由勞動、資本和自然共同作用的結果，因而，商品的價值也是由勞動、資本、上地共同創造的。於是，勞動得到工資，土地得到地租，資本得到利潤，各要素之間是一種合作關係。西尼爾認為，財富可以轉移，供給有限並能産生快樂，避免痛苦，即它是有效用的東西。他指出財富和稀缺有關。應當強調的是，西尼爾的價值就是財富的代名詞。馬克思則如同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認為使用價值是社會財富，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批判了庸俗經濟學的經濟理論。
19世紀70年代，傑文斯、門格爾、瓦爾拉差不多同時，但卻是各人完全獨立地發現了邊際效用遞減原理，以此作為一種新的靜態微觀經濟學的基石，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邊際革命”，它是價格理論發展的又一里程碑。三個人在差不多同樣的時間，在曼徹斯特、維也納、洛桑那樣很不相同的文化氣候中從事研究，竟然會想到同樣的概念，這本身就説明瞭這一概念的意義。“邊際革命”派把對財富，價值的理解和效用，稀少性加以結合，而且正是基於效用和稀少性這兩個概念，邊際學派對財富的思考就不是停留在商品的量上，而是認為一定量的商品對各種人的效用是供給稀少性的函數。於是，對財富和價值的思考就自然轉化為怎樣用最小的代價，並獲得最大程度的滿足，即經濟效益的思考。進一步的發展，必然用供求論、平衡論來説明價值。
龐巴維克（奧國學派的代表人物）是邊際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龐巴維克把價值和人類福利聯繫起來，認為“從亞當 斯密到現在有無數理論家在尋找人類福利和價值的性質及標準價值之間的關係……”（《資本論實證論》龐巴維克，第158頁）。為此，他帶有某種必然性地使效用與稀缺性發生了有機聯繫。他認為一件物品要有價值，不僅要用，而且要稀缺。這裡所講的稀缺，不是絕對稀缺，即相對於該物品而言的稀缺性。龐巴維克所説的，實際上是一個人的福利或享受對該種物品的依賴程度。
作為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基礎，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所講的價值，已完全不是馬克思所講的價值了，也不是馬克思所講的作為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的價格，而是市場上靠供求規律自發形成的均衡價格。他用邊際效用規律來論證需求規律，繪製了需求曲線；他以生産費用論作為分析供給的基礎，繪製了供給曲線；他認為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焦點決定均衡價格。同傳統經濟學家一樣，他仍然認為經濟學是研究人和財富的關係的科學。他的均衡價格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説，反映了商品經濟條件下價格運動的一般規律。
此後的西方經濟學家，如凱恩斯、薩繆爾遜等，都只講價格，不講價值。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既已把發達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作為不言而喻的前提，那麼，只要能使這种經濟正常運作，健康發展，就是經濟學的目的了。而在發達的商品經濟下，從價格著手，正是研究這种經濟正常運作的樞紐。因此，他們不需要揭示人和人的關係，更不會去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滅亡的歷史規律，這是由他們的經濟學所擔負的任務決定的。
二、演變的啟迪
陳述價值理論的演化歷史並不是我們的目的所在，從這種陳述中得出有意義的啟迪，才是我們探討其演化過程的目的所在。
在筆者看來，這一演變過程起碼可以給我們如下的啟迪：
1.我們從這一演變過程中可以看出，雖然馬克思和亞當 斯密、大衛 李嘉圖等人研究的都是勞動價值論，儘管研究的是同一對象，但他們研究勞動價值論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卻截然不同。正是因為如此，他們才對價值理論才有各自的理解和側重。
2.有意思的是經過龐巴維克的“效用價值論”的過渡，從馬歇爾開始，一直到現在，西方經濟學再不像亞當 斯密、大衛 李嘉圖那樣討論價值問題了，而是以“均衡價格”代替了價值，使之成為經濟學的基本範疇。這其中有沒有規律性呢？我以為還是有的。大家知道這個時候，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對於富裕的源泉和財富的分配如何才有利於生産力的發展問題等，現實已經沒有討論的需求，歷史不再賦予經濟學這樣的任務。歷史要求他們探討是如何才能使市場經濟健康、高效地運作。而從市場價格或“均衡價格”入手，就可以解決新的歷史時期的新任務，於是，他們不再討論價值問題了。
3.如果把這一問題的討論放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加以對比就更有意思。我們可以發現，計劃經濟下討論更多的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價值規律的問題，而不是價值問題。為什麼是如此呢？討論價值規律是為了在計劃經濟下更好地分配資源，更好地提高經濟效益。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強烈的需求。計劃經濟下所以更少討論價值問題，是因為在計劃經濟下不存在資本問題，資本是公有的，不需要討論資本與勞動在社會財富創造中的不同作用和相應所得。市場經濟就不同了，在社會財富的創造中資本發揮了重要作用，資本本身不僅要得到回報，而且要求經濟理論應當給一個説法，而勞動價值論本身又沒有給資本一個讓自己覺得合理的説法。
在這裡，筆者想強調指出的是，馬克思所講的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反映的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用價值才是社會的物質財富的表現。而今天不少人所理解的價值，則是按照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核算出來的社會財富的表述（實則産值），這是絕大多數人們心目中的價值。從形式邏輯的角度看，這樣的理解已在自覺不自覺中偷換了概念。在這種情況下，創造了社會財富的，當然是包括勞動在內的其他各種生産要素，他們理所當然地應當得到回報。這可能正是人們感到困惑的地方。
4.於是，問題就變得比較簡單了。如果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層次出發，我們一方面可以著重于馬克思經濟學中關於運作層次的一系列研究的探討和總結，另一方面，甚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即我們可以借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學中關於市場經濟健康運作的一系列積極成果，包括從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價值（實則産值）出發，著重于經濟運作的研究。
當然，我們也必鬚髮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確實應當發展，因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産生在工業革命的時期，即現代大工業迅猛發展的時期，是産業工人發揮主力軍作用的時期。馬克思沒有經歷過第三産業、第四産業的迅猛發展，他的學説也不可能對此作出專門研究和解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需要發展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在馬克思的時代，資産階級的國家機器，僅僅是一個壓迫之機器，而我們今天的政府，不僅從根本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而且擔負著許多經濟健康運作所必須的宏觀調控的任務，提供著公共産品。這兩大重大的且帶有根本性的變化，決定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應當發展。
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按照馬克思的邏輯發展。如果背離了馬克思的邏輯，就不是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而是另起爐灶。我不贊成那些把“電腦”説成是人腦的延伸，把機械手説成是人手的延伸的發展，進而認為電腦和機械手也在創造價值。所有這些，恰恰是馬克思批評過的庸俗經濟學的發展，這樣的發展，已經導致了李嘉圖學派的解體。如果仍然這樣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那也只會導致馬克思體系的破産，回歸到薩伊的“三位一體”的邏輯上。
按照馬克思的邏輯發展，首先應當延伸産業領域，即必須把其解釋幅度延伸至第三産業、第四産業領域。那麼，以什麼成為延伸的樞紐呢？首先，馬克思當年講過的“複雜勞動”、“簡單勞動”，認為“複雜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倍加”的簡單勞動的價值。有意思的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出現了一個“人力資本”的概念，旨在解釋經濟發展過程中，例如在農業的發展中，科學技術，或者經過特殊訓練的、有著領先的、專門知識的人們的貢獻越來越大。如果我們引進這一概念，認為他們是一種更為複雜的勞動，那麼，這種更為複雜的勞動，當然會創造更多的價值。這樣，科技産業人員的價值創造問題就會得到相應的解決。
其次，馬克思經濟學中有一個“總體勞動”的概念，是講管理人員、技術人員與雇傭工人的勞動以“總體勞動”的形式共同創造了價值。如果我們將這一概念加以延伸，例如延伸到有關政府職能部門，很多問題也會得到相應解釋。例如，我們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承擔了很多宏觀調控的職能，他們提供了一種社會經濟運作所必須的公共産品、公共政策和公共環境。有了這樣的公共産品，企業的生産才更為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説它們與企業共同創造了財富，共同創造了價值。且由於他們所從事的是更為複雜的勞動，他們的勞動所得就理所當然地得到了解釋。
總之，為了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為有效地運作，我們要麼從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意義上的價值出發，借鑒與這一目標相對應的著重運作等技術性層次的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要麼按照馬克思的邏輯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並著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有關市場經濟理論的研究。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
《中國經濟時報》 2001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