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文化在當下的中國已經越來越成為一門引人矚目的“顯學”，它以其無所不在的形式和無孔不入的方式強而有力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重塑著我們的時代，因此，探討和研究大眾文化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意義。

    大眾文化的出現有其歷史背景和必然性。最初的大眾文化來自於我們過去謂之“文化沙漠”的港臺文化和海外華文文化，例如當時風靡一時的連續劇《上海灘》、《萬水千山總是情》；還有瓊瑤、三毛、席慕容的愛情小説和散文、詩歌；金庸、梁羽生、古龍的武俠小説等等，這些東西填充了當時的文化空間。直到90年代初《渴望》的播出，才標誌著中國內地的大眾文化生産開始進入了主動性和規模性的階段。

    近年來，大眾文化受到知識界越來越多的重視。它甚至開始被稱為一門“顯學”。這樣的提法是否有學科上的根據？今天的學術界對大眾文化是否有確切的定義？大眾文化的構成要素是什麼？

    評論家孟繁華首先提出“大眾文化”概念：“五四”以來的大眾文化和我們今天所談的大眾文化內涵是不一樣的，它們的訴求也不一樣。“五四”時期提倡大眾文化，是要反對貴族文化、封建文化，建立一個新文化；二三十年代出現的“鴛鴦蝴蝶派”、“禮拜六”、“紅玫瑰”等是另一種形式的大眾文化；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我們國家事實上進行的是一場整體的民族動員，就是説既反對了舊文化，同時也對知識分子的文化進行了“轉譯”。這個選擇的背後隱藏著一種訴求，就是要用活潑的、朗健的、透明的大眾文化進行民眾動員，就是要把知識分子説的那些民眾聽不懂的話轉成民間能夠聽懂的小二黑的話、白毛女的話、王貴與李香香的話。那個大眾文化不是我們今天所談論的大眾文化。實際上，中國是到了90年代以後才真正出現了所謂的大眾文化，用彌爾頓的話概括：大眾文化是“通俗的、一次性的、消費的、廉價的、大批生産的、年輕的、詼諧的、色情的、機智而有魅力的”。

    西方的十九世紀中期，在社會分層的過程當中，一批精英知識分子看到通過工業化而興起的民眾階層，他們感到了一種身份的危機，因此他們開始著意確立一種精英文化。精英文化確立的時間恰好是大眾文化快速發展的時期，所以説精英文化産生是與大眾文化的形成相伴隨的，好像一個硬幣的兩面。我們談起精英主義立場或精英主義文化的時候，它的對立面就是大眾文化；只不過到了90年代，人們越來越多地談論大眾文化和精英主義立場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這個最初的理論資源。

    大眾文化剛開始出現的時候是一種非常粗糙的形式，它是以滿足人的最基本的原始慾望作為它主要的動機，我們經常説的SEX和暴力是大眾文化的主要表意形式，80年代地下生産的文化産品和地攤兒上賣的基本上都是以這些東西作為主指的。儘管如此，孟繁華認為開始的時候精英知識分子對大眾文化的攻擊有一個錯位：我們還是按照知識分子的那種關懷或者審美批評的方式來要求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大眾文化它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市場利益，這是它惟一的訴求。這和過去精英文化所要表達的東西，像深度思考、終極關懷等等訴求是很不一樣的。因此，當時精英知識分子對大眾文化並沒有構成一個有效的批判，包括1993年到1995年中間的“人文精神”討論，實際上是一個失效的批判。那個時候我們可能抓住的一個重要人物就是王朔。為什麼王朔在80年代已經開始創作了，而到了90年代他才開始被大眾所注意？因為80年代是精英知識分子和主流文化的“蜜月期”，他完全被這個“蜜月”給淹沒了。再如音樂界，當年，崔健的那首著名的《一無所有》是和郭峰的《讓世界充滿愛》同臺推出的，然而，郭峰的那種人類性和宗教情懷把崔健的這種所謂街頭文化的個人性、時尚性完全給淹沒了，這與王朔是同一個道理。

    進入90年代，市場經濟作為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被確立之後，大眾文化的規模生産才有了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據，大眾文化得以蓬勃興起。90年代是大眾文化的狂歡節，而精英知識分子和精英文化卻在這個時候不斷地退至邊緣。

    北大中文系講師賀桂梅認為，90年代以來對大眾文化存在有兩個極端的態度，一個是精英主義的蔑視、敵視；還有一個反過來，就是絕對的認同，這後一種觀點以“後新時期”為代表的比如説後現代主義為最。這兩種態度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都是把大眾文化當作一個文化等級當中的一部分，比如精英主義把大眾文化當作次一等的文化；後現代主義雖然表面上模糊了所有的等級，但實際上在中國的語境當中它是反過來的，它認為大眾文化比精英文化更有價值。

    在60年代的歐洲就有重新討論經典的活動，學院裏面的教授們堅決要維護經典，另一些激進的青年就要求重新解讀學院精英們建構起來的經典，恰恰也是在60年代，霍爾等伯明翰大學的一批人提出，被學院傳統所壓抑的街頭文化——搖滾、朋克、同性戀、吸毒、廣告為什麼就不能夠被研究？它們是生活的常態。於是，有人就開始解讀這種文化現象，它背後顯然有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對立的問題。但是，中國的情況不一樣，不是説大眾的就是大眾文化，通俗文化和民間文化不等同於大眾文化，只有進入到後工業時代，能夠批量生産的，能夠複製的，能夠倣真的，能夠走向市場的，這些才是大眾文化，這個概念是要界定清楚的。精英主義的立場顯然認為大眾文化是一個等級概念。嚴肅文化、高雅文化是高一級的，大眾文化是低一級的，高一級的文化對低一級的文化具有支配和統攝功能。但是，在90年代以後，特別後現代主義出現以後，大眾文化則變成了一個類型概念，高雅文化、大眾文化實際上是不同的類型，它們從等級關係變成了類型關係，從一個支配的關係變成了一個平行的關係。

    同時，大眾文化培養了它自己的一種消費群體。這個群體反過來會有更多的需求，這種需求又會帶動大眾文化市場。比如《大話西遊》，它把許多學生培養成了這種品味，然後，他們還會要求類似的産品出來。這是一個複雜的運作過程。即使是精英文化，它本身也是一個培養的過程，不是天然的存在這麼一個群體，這是所有文化共同的特點。

    大眾文化的消費解構了很多傳統文化中原始的價值和我們認定的精神需求的東西，這種過程産生兩種變異，一個是進入者變了，進入者帶著一個設置的框架進入，他自然有一種無法逃避的文化設置；另外一個就是被關注的主體也在變異，他們也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成為虛假文化的一部分，成為商品的一種形式。

    大部分知識分子似乎被洶湧而來的大眾文化的浪頭一下子打矇了，他們更多的是去解讀大眾文化、註釋大眾文化，但真正對大眾文化進行反思和批評的並不多。

    討論大眾文化，不是要把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對立合法化，而是要反省，這樣一個等級制度為什麼會存在，可以以什麼方式打破它，這是作為藝術家或是學者，應該有的一種“知識分子的意識”。大眾文化建立的意識形態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它通過《渴望》建立的讓民眾對日常生活的渴望，同時又是一種傳統的女性角色或性別秩序的社會。為什麼能夠這樣呢？是因為大眾文化主要作用於人的無意識層次的慾望，或者是一種常識系統。這就是大眾文化的特徵，它那種意識形態是隱藏在背後的，所以如果我們要來研究大眾文化，要分析它後面的東西，要分析它以什麼樣的方式把我們的現實這麼合法化，然後它佔據這麼主流的地位。

    90年代以來在國內興起的“文化研究”可以説是大眾文化普泛化之後的一個結果，“文化研究”的優勢或者説它自身的生長點在哪？它在中國學術界的狀況是怎樣呢？

    賀桂梅認為，文化研究基本上是國際學院之間互動産生的一個結果。9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和批評界面臨著一種話語枯竭，同時又是大眾文化的崛起這樣一個現實的社會，大家都在尋找新的思想資源。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思想資源，是50年代後期從英國興起的，它最初的倡導者是英國的左派，他們希望尋找一種新的革命的可能性，他們就把注意力轉到了社群文化和工人／青少年的亞文化以及各種各樣流行文化現象中，他們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大眾文化，把它作為一個新的研究對象納入到研究視野裏。80年代，這種研究方法傳到美國，後來經過澳洲，再經過台灣、香港傳入中國內地。這樣一個理論旅行的過程影響了一部分人，於是，一批希望尋找一種對大眾文化構成有效批判的人開始專注到這個領域內。

    孟繁華説，文化研究為中國的批評界拓展了另外一種話語空間，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資源。文化研究訴諸到理論框架裏面應該是具體的個案研究，而不是像過去精英主義立場所有解決問題，只要是你大眾文化我就要批判，這是不對的。有時候不是激進的、暴力的方式就更有力量，有時候用另外一種更文明的、更溫和的方式可能更有效。目前，國內的大眾文化研究逐漸地走向成熟，北大的學者們是一個研究中心，戴錦華的文化研究做得非常地道；華師大也帶動了一批人。但是，孟繁華同時又提出疑問，當60年代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形成的時候事實上他們是很邊緣的，學院的經典教育完全是主流；但是，文化研究一旦登上中國本土，它的誤讀是非常嚴重的，我們現在好像文化研究是個時尚，誰要不做文化研究就像當年不談後現代、不談後結構、後殖民一樣，今天誰要不談文化研究，誰就變得沒有文化、不時尚、不先鋒，這種極端的態度是從事文化研究的人需要特別警覺的地方。

    《中華讀書報》 2001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