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決定要求深化金融企業改革，並提出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四個現代金融企業的要求。如何才能達到這些目標？三中全會之後的銀行業改革將往何處走？記者帶著這些問題，採訪了中國工商銀行研究所所長詹向陽。

建立公司治理結構是國有商業銀行當務之急

記者：您認為這次三中全會在金融改革上有何突破？

詹向陽：三中全會第一次越過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把深化金融企業改革放在第一位。可見，下一步金融企業改革是金融改革的核心和重點。

國有銀行改革從85年第一次金融改革工作會議到現在歷經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國家專業銀行進行企業化改革，在當時還沒有把銀行當作企業來看；第二階段是93年成立政策性銀行後，國家提出專業銀行向國有商業銀行轉變的目標，但在實質上還是把國有商業銀行當作宏觀調控工具；現在進入第三階段，把國有商業銀行真正當作企業，重新賦予金融企業職能，並提出要通過深化改革把國有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改造成現代金融企業的目標。這是國有銀行實現轉軌改制的最關鍵目標。

記者：怎樣才能實現這個目標？

詹向陽：重點要解決好兩個方面的問題：作為基礎的是要迅速消化不良貸款，及時補足資本金，使之達到國際一般水準，符合證監會上市要求。財務上要努力消化財務包袱，努力增加盈利，只有良好效益才能更好發展，效益是發展和解決歷史問題的大前提。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高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在增長模式、經營模式以及資産結構、財務結構上適應市場化、國際化的需要。這是比消化歷史包袱、補充資本金更難但也是更徹底的改革。沒有一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舊有的不良資産解決後還會産生新的不良資産，以往的問題還會再現。因此必須從公司治理入手，實行銀行的再造，實現資産結構、財務結構和業務流程、管理流程的根本性改變。

達到這個目標我估計要3到8年。3年初見成效，建立起公司治理結構；8年基本完成，並使各項指標達到國際中上等優良銀行的水準。我國金融企業的改造能否成功是能否徹底解決我國潛在金融風險的關鍵。國有銀行若不能成功實現轉制，我國的潛在金融風險就會始終存在。

記者：三中全會明確提出，選擇有條件的國有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造，創造條件上市。您認為這對於國有商業銀行來説有何意義？

詹向陽：此前，國有商業銀行最關注股改上市的問題。大家都在等待三中全會最後確認。現在《決定》中明確寫出來，這説明中央也下了決心。從2002年到現在，四大銀行都在做股改上市的工作。決定出來，意味著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上市已進入實際啟動階段。

不過，股改上市不是國有銀行的終極目標，只是改制轉軌實現市場化的一個工具或路徑。國有商業銀行的問題絕不是股改上市就能解決的。真正應該考慮的問題是根本上的公司治理問題。這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包括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的當務之急。

三中全會提出，要深化公司治理結構改革，並對此作了比較詳細的規定，由原來概念性提法變成可實施的措施，這也意味著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在中國進入一個重要階段和實質性啟動的可能。把公司治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這符合中國國情。國有商業銀行應當從改善公司治理入手，啟動銀行新一輪改革。具體的方案目前正在醞釀之中。

國有商業銀行應實行資源差別分配

記者：金融企業資源的優化配置直接關係到金融市場能否高效運作。你認為資源要優化配置應注意哪些方面？

詹向陽：這個問題要從宏觀和微觀配置兩方面看。從宏觀角度看，優化配置包括保持直接間接融資間恰當的比例和宏觀金融佈局的合理。

第一，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之間要有一個合理的比例。過去，社會和企業的融資需求只能依靠銀行為媒介的間接融資來滿足，結果是企業對銀行過分依賴、資産負債率過高、債務負擔過重，過多的金融風險由銀行承擔，最終造成銀行不良資産比例過高的問題。90年代以來國家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三中全會也指出要擴大直接融資，這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發展和擴大直接融資並不是説直接融資發展得越多越好，更不應理解為放棄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模式。應在堅持間接融資為主的前提下，維持直接和間接融資兩者之間的恰當比例。

第二，金融資源的宏觀佈局要合理。合理的宏觀佈局有幾個原則，首先是在金融領域要堅持國有為主體的金融制度，不能搞金融的私有化，包括即將實行的對國有銀行的股份化也不應導致私有化，這是由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和金融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力決定的。

其次，要多種所有制並存。三中全會指出，要鼓勵社會資金參與中小金融機構的重組改造，要穩步發展各種所有制金融企業，其目的就在於調整金融企業單一國有的所有制結構，實現金融業的多種所有制並存。然而發展非國有的金融機構要有一個限度，這個限度正如三中全會所指出的，“在加強監管和保持資本金充足的條件下”。

再者，金融機構資源的分佈要有層次，以滿足不同的多樣化的需求。當前問題是金融機構市場定位高度趨同，造成對大型企業和項目的盲目過度競爭和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匱乏。其實，經濟中企業是多元的，有大有小，銀行也應多元、有大有小，分別為規模相對應的經濟實體服務。

記者：那微觀方面呢？

詹向陽：長期以來，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由於其脫胎于計劃經濟母體，內部一直存在“平均主義”的資源分配問題。目前國有銀行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正在考慮按照各地經濟金融條件的不同和各分支機構經營效益的不同進行有差別的資源分配。對適宜發展的有效益的地區實行重點傾斜式的資源分配，促進其跨越式發展；對效益不好不適宜發展的地區適當收縮或退出，實行區域發展戰略，以提高國有銀行的整體經營效益。但是要真正做到需要一個過程，各地政府應予理解和支援，不要阻攔或設障；監管部門也要支援，並應出臺鼓勵銀行在一些不適合發展的地區適時退出的措施。 （記者 郭鳳琳）

詹向陽 女，經濟學博士，研究員。現任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長，中國城市金融學會秘書長，中國金融學會副秘書長。長期從事金融改革工作和銀行應用理論研究，有在各級銀行主持經營的豐富閱歷，學術成果豐厚。 

中國證券報 2003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