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有關新的社會階層、市場準入、完善保護私人財産的法律制度以及收入分配的論述，是否意味著民營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李義平：我想我們應當這樣去認識這個問題：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有關新的社會階層、市場準入、完善保護私人財産的法律制度以及收入分配的論述，深刻闡述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支點，使得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更為豐滿，更為細緻，更具可操作性。有了完善的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作為在本質上與市場經濟相協調的經濟形式——民營經濟的發展將會在中國歷史上進入空前美好的發展時期。

    對於以上的判斷我可以作兩點進一步的闡述。一是江澤民同志的上述一系列論述，使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更深刻了。例如，我們所以要對在改革開放中涌現出的各種社會階層給予承認，是由於市場經濟特有的社會分工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必然會産生各種環節、各種新的社會職能以及從事這些工作的社會階層，只要真正搞市場經濟，我們就必須承認各種社會階層的合理性。其次是平等的市場準入，這更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馬克思曾經講到平均利潤規律，它是衡量市場經濟成熟與否的標誌。然而，平均利潤的形成是以資本的平等市場準入和在行業之間的自由轉移為前提的。我們都承認市場經濟可以更好地配置資源，如果沒有市場準入，沒有資本的合理流動，又怎麼能更好地配置資源呢！第三，市場經濟肯定是按生産要素分配的，因為各種生産要素需要各得其所。效率與公平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經濟體制的問題，只要是市場經濟，肯定效率是第一位的。在市場上每個人的能力、機遇不一樣，最終結果肯定不一樣。市場只管效率，不管公平。公平是政府調節的問題，是第二位的。最後是保護私有産權，這在市場經濟下是不言而喻的，交換以商品的産權分屬於不同的所有者為前提。馬克思説，商品交換是一個驚險的跳躍，跳不過去，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産者，原因就在於産權明確，商品的命運與商品所有者休戚相關，我的這些分析説明，江澤民同志的這些論述，實際上使我們對於市場經濟的認識更豐滿了。

    我的另一點説明是只要市場經濟發達和健全，民營經濟就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在中國大地上，還是在世界範圍內，凡是民營經濟發展的地方，市場經濟就發達，凡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地方，民營經濟就發達，其結果是經濟更發達。

    正是市場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這種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係，我們才可以肯定地説，正是由於江澤民同志的這一系列論述，中國民營經濟將進入中國歷史上最美好的發展時期。

    記者：一般認為，完善保護私人財産的法律制度，也就是提高私有産權的法律地位，對於有效抑制資本外逃、啟動民間投資具有決定性意義。現有法律對於保護私人財産存在哪些具體的不足之處，應該如何彌補？

    李義平：1997年，我在武漢講課時，有的民營企業家就告訴我，他們中的相當一些人都把資本轉移到國外去了，有的還辦了綠卡，他們感到不安全。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資本總會從不安全的地方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從回報低的地方流到回報高的地方。這實在非常尷尬，一方面我們在引進資本，啟動內需也非常需要民間投資；另一方面，由於我們沒有明確的對私有産權的保護，我們自己的資金都跑到國外去了。

    中共十六大提出完善保護私人財産的法律制度，意義非常偉大。對産權的切實保護，是市場經濟下法律制度的基礎，是最核心的法律。如果沒有對私有産權的切實保護，就不會形成近似于條件反射的法律觀念，集體和國家的財産權利也不好保護，市場經濟也無法發展。

    聯繫到中國歷史，對私有産權的保護意義更加偉大。有了對私有産權的保護，才會形成中等收入階層，才不會輕易的均貧富，中國社會才會穩定。

    現在的法律對保護私人財産規定的還不夠具體，還存在著與國有産權，集體産權在保護問題上的不平等，在執法的環節上還存在著觀念上、行動上的差別。從邏輯上講，首先是對獨立人格的承認和保護，其次才是對私有産權的保護。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某些部門對公民人格的侵犯，其次才是對私有財産的保護不利。一切保護都必須通過完善的法律程式。有了法律程式、法律規定才可能落到實處。“程式”是重要的。

    記者：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方面遭遇的諸多不公，歷來被認為是啟動民間投資的諸多障礙之一。中共十六大後，這方面似乎必將取得一些突破性進展。

    李義平：對於這個問題，我有兩點看法。第一，我多次説過，只要我們切實保護産權，就會有啟動內需的顯著效率。需知，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中，政府直接舉債支出除了直接啟動外，很大程度上是要帶動民間投資，用凱恩斯的話講，就是要起到“乘數效應”。第二，市場經濟本來就應當一視同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更應當是這樣。我們一定要從民營經濟與相對較低的生産水準相適應的傳統觀念中解放出來，要認識到民營企業什麼都能幹。事實上，只有一視同仁的進入，才有公平的競爭，才可能産生效率。不準民營經濟進入，換個角度看就是壟斷或者保護，壟斷和保護扼制競爭，必然是低效的。最近美國著名戰略競爭專家邁克爾波特與兩個日本人合作寫了一本書———《日本還有競爭力嗎》，書中證明，凡是被日本政府保護的、其競爭力都是不夠的，只有公平進入，經過市場廝殺，才會形成競爭力。總之，不允許民營經濟進入就是壟斷。壟斷限制競爭，導致低效。十六大已明確提出，要放寬民營經濟的準入領域，相信在這一問題上會取得突破性進展。

    我常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放開民營企業的準入領域，黨中央早已明確，且多次重申。所以遲遲不動，就在於一些部門，既是政府機關，又是他所屬的企業的領導者。從政府機關的角度看，他應當貫徹中央的意圖；從他所屬的企業的領導者角度出發，他又要保護他的企業。這是一個矛盾，為了民營企業的公平進入，我們必須解決這個矛盾。

    記者：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一份報告稱，金融體制結構上的缺陷嚴重制約了整個經濟的發展。這樣的一個後果是，非國有經濟作為經濟增長的主體力量之一，正面臨著日益嚴重的金融短缺。這很像是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窘境的另一種描述。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於加快開放民間金融。這方面，在近期是否會取得重大突破？

    李義平：不用看中國體改會的研究報告，只要生活在中國大地上，只要對中國經濟有一點點感覺，就應當有一個判斷：中國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與他所能得到的金融支援是極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就像中國國有經濟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與他們能得到的金融支援不平衡一樣。雖然都是不平衡，但方面不一樣，中國民營經濟是貢獻大，得到的金融支援小，國有經濟則恰恰相反，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國有銀行貸款給國有企業有時是指令性的，即奉命行事更多的時候，雖然有經濟風險，但沒有政治風險，沒有政治風險，就等於沒有風險，就沒有大的風險，大不了最後債轉股。債轉股只是權宜之計，如果我們不進行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的深層改革，説不定以後還要債轉股。

    當然，如果我們進行了銀行制度的深層改革，銀行作為一個盈利機構，就要選擇效益好，信用好的企業，而不是看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到那時，國有銀行也就會給民營經濟融資了。此外，發展民間金融也是解決民營資本融資的一種很好的途徑。如果我們在發展民營經濟問題上不是葉公好龍，就必須解決民營經濟發展的具體問題，比如説融資問題。

    記者：鋻於民營經濟對GDP以及就業的貢獻，地方政府正力促當地民營經濟的發展。這種初衷無可非議，但在具體做法上有些地方似有欠妥之處。比如，有的地方向民營企業派駐特派員。又比如，有的地方人為設置一些指標。這些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的做法似乎表明，要不要促進民營經濟不是一個問題，但如何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則實在是個問題。至少在觀念更新方面我們還有太長的路要走。

    李義平：你講得很好。的確，要不要發展民營經濟在東部的示範效應之下，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之下，應當説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但究竟如何發展民營經濟，確實是一個問題。我們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搞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我們的一些基層幹部對市場經濟知之甚少，有著太多的計劃經濟的思維性。例如派特派員、下指標等，全是計劃經濟下對付國有企業的辦法。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是國家的，你可以下指標，派特派員、工作組。市場經濟下的民營企業是獨立的産權，你政府有什麼資格下指標、派特派員？你不會搞市場經濟，你可以看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有沒有給私營企業派特派員的！

    這種下指標、派特派員的做法深層次地講是“封建”，認為當官的比老百姓聰明，就是管老百姓的。看一看我國發達地區的民營經濟，基本上是只要放開，政府只要創造一個好的生存環境就足夠了，千萬不要熱情過分，介入過多。總之，我們的幹部需要學習市場經濟的基本知識，學會用市場經濟的思維方式發展民營經濟。

    記者：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在未來20年GDP還要翻兩番。如今已佔GDP逾50％的民營經濟，20年後會是一種什麼景象？

    李義平：觀察中國經濟，可以發現一種現象，凡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地方，民營經濟就發達；凡是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地方，也是體制外，即民營經濟這一塊發展得好。未來對經濟生活中各種所有制的比例，基本上是各自發揮比較優勢，讓市場去選擇。我們可以判斷的是，只要是市場去選擇各種所有制的比例，那麼20年後民營經濟對GDP的貢獻就要比現在大得多，因為民營經濟天生是充滿活力的。（張立棟）

    中華工商時報 2003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