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認為這次會議充滿新氣象，都感到非常振奮，”剛剛參加完會議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説。他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年年開，但今年尤其重要，主要有“四新”。

    陳錫文説，本次會議是在貫徹十六大精神的“新的背景”下召開的。會議要求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階段”，重點加快農村小康建設。會議強調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是中國在新世紀新階段解決農村問題的“重大新思路”。會議還提出了“新的要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此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進行了具體部署，曾慶紅、黃菊、李長春３位政治局常委也出席會議。而就在會前十多天，胡錦濤專門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農業和農村工作。

    陳錫文指出，這是前所未有的，充分顯示了新領導人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也表明中共中央希望在全黨儘快形成這樣的共識：中國全面實現小康的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他説，“實際上，在中共８０多年的歷史中，有一條非常清晰：能否處理好與農民的關係，是事業成敗的最大關鍵。”

    十六大上産生的中共新領導集體，負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艱巨歷史使命。陳錫文説，“全面小康”是惠及十幾億人的小康，而中國的國情是，尚有６０％以上的人口在農村，他們的生活水準明顯低於城市居民，差距在拉大，特別是農村還有３０００萬貧困人口，有６０００萬人徘徊在溫飽線上。如果不加快發展農村經濟，中國“全面小康”的目標就難以實現。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也認為，會議對“三農”問題的認識“很具新意，有全局觀”。他説，“三農”問題是關係中國經濟發展全局的關鍵，如會議所説，“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同時，也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

    為實現農業現代化、繁榮農村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本次會議要求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著重抓好四方面工作：穩定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繼續深化農村改革；優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培育農村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參與起草會議文件的陳錫文説，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文件內容以往基本是分幾大“塊”，而這次卻是以“條”為主，共有二十幾條，説明中央對農村工作要求具體、明確，政策和措施也非常到位。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而在入世背景下，中國農業也亟待提高競爭力，會議為此提出：整個農業農村工作要以推進“戰略性結構調整”為中心任務。陳錫文説，“戰略性結構調整”的內涵非常豐富，既要優化種植業品種、品質和區域佈局，又要進一步發展畜牧水産業和加工業。而且，結構調整不僅是在農業上做文章，還要放在農村經濟格局中考慮，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村二、三産業。最後，還不能在農村內部做文章，要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背景，推動農民流動就業和城鎮化發展。面對農村與城市在面貌上的巨大反差，會議提出要進一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新增國債投資將向農村中小基礎設施建設和“退耕還林”傾斜。林毅夫指出，將積極的財政政策重點向農村傾斜，改善農民的用水、用電等生活條件，對啟動農村消費將發揮很好的杠桿作用，同時亦會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帶動農村非農産業的發展。林毅夫高度評價會議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法。他認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對中國農村建成小康社會非常重要。會議引人注目地提到，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今後每年新增教育、衛生、文化事業經費，主要用於農村，以逐步縮小城鄉社會事業發展方面的差距。“這是很硬的措施，將扭轉社會事業經費一直主要用在城市的局面，”陳錫文説。

    陳錫文認為，要落實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制定的方針政策，非常重要的是形成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完善體系，而不能“零敲碎打”。這一體系主要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共財政體系和規範的轉移支付制度，通過政府調度財力實現對農村發展的扶持；二是具體部門考慮問題時不能再搞“城鄉二元”政策了，而要把城鄉放在同等位置，或農村優先。

    會議在談到“加強和改進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時著重強調，要“把握國情”，“了解農村”，“尊重農民”。陳錫文説，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曾提出，黨對待農民有兩條準則——經濟上要保護農民的物質利益，政治上要維護農民的民主權利。所有黨員、幹部只有真正把這兩個準則變為行動，此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確定的大思路才能變成現實。 （顧錢江 李雲路）

    新華社 2003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