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剝奪農村

    農村幹部對農業生産並不了解，責任感也很淡薄，多數場合不過是上意下達。直接支配農民的農村幹部的工資與收穫沒有關係，政策保護他們擁有一定的工資和特權，即使農民被剝奪得無法進行再生産，也不會給他們帶來直接的損失，這已成為制度上的一大問題。特別是“城鄉差距”擴大，隨著城市消費生活的提高，農村幹部的慾望也在增加，從農民那裏徵收規定外的費用來購買小轎車、為取得城市戶口在城裏購買高級住宅的事例並不鮮見。

    使解決“城鄉差距”變得更為困難的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經濟關係逐漸淡薄。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前，中國社會是城市和農村的二元社會，通過戶口制度、稅制等把城市居民和農民嚴格區分開來。儘管這種二元制度是為了進行原始積累而實行的統一政策的産物，但在這一意義上城市和農村也處於不可分割的關係之中。而且從當時的低消費水準來看，城市居民以糧食為首的大部分消費都依賴農村（70年代前平均恩格爾系數約為70）。也就是説，雖然存在著剪刀差等極大的不公平，但可以説當時資金又以自己的方式從城市流回了農村。但是改革開放以後，制度上的差距雖然有所糾正，農民也直接參與了市場，但“城鄉差距”反而拉大的一個原因，不單是作為政治策略對城市居民的優惠，也有伴隨城市經濟的發展而得到提高的城市居民的消費生活水準。生活調查也顯示城市主食消費量在減少，同時98年的調查表明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下降到44.5（農村69），對教育娛樂的支出則在增加。也就是説以糧食為主的城市對農村的依賴程度在下降，教育娛樂等城市經濟或國際經濟範圍內的支出在增加。如後所述，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後，糧食方面對外依賴程度增加，城市農村的經濟關係更為疏遠，從富裕的城市流回農村的資金在減少。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等人把這種新的“城鄉差距”叫做“市場誘導型二元結構”（《中國改革》2002年第4期）。

    為了解決經濟發展中的“三農問題”，特別是救濟貧困農民，中國政府投入了相當多的救濟金和事業補助金。但是就連這些資金，實際上對提高農民生活是否發生了作用也很令人懷疑。1997-99年國務院向592處國家重點扶貧縣投入了488億扶貧款。但2001年國家會計檢察院報告顯示，其中20.4%的款項已無法返還。實際上這筆資金很多被幹部或有權者貪污了。

    這裡介紹一下《南方日報》所報道的貴州省習水縣的一個實例。眾所週知，貴州省屬於全國的貧困省，該縣又被指定為“國家級貧困縣”，94-98年對其投入了1.8億貧困援助資金。但是相當於其中40%的7158萬元已無法收回。根據97年該縣政府的報告，這筆資金被借貸給養蠶、藥園、畜牧等75個項目，同年縣人民代表大會報告説“這幾年來，縣糧食煙草栽培、畜牧業大幅度前進，6萬畝桑樹栽培養蠶業也已達到目標，年底圈養了39.2萬頭豬、10.9萬頭牛……。全縣貧困人口從94年的35.8萬減少到96年的14.4萬”，受到了上級表彰，98年宣佈“已經脫貧”。但2002年該縣卻又再度申請“國家級貧困縣”。這是因為利用該項資金的多數項目不過是架空的或徒有名目。該縣某位借用該項資金的鄉政府幹部説，“利用關係拿出1萬多塊的賄賂，申請數十萬元的項目，實際上能得到十幾萬元的貸款。拿到了錢就邀請朋友去貴陽、遵義玩，大家都説我大方”。98年在縣人民代表大會的要求下接受監督，買進大量水果想矇混過關，但水果腐爛，失敗了。貸款餘額被凍結，留下了十幾萬元的借款，但並沒有繼續追究下去。

    包括上文提到的“攤派”在內的“三農問題”的基本原因在於國家制度和政策，但使其激化、使農民受苦的則是被稱為“土皇帝”、極為專橫的農村幹部們。在他們身上重疊著超越歷史的中國的權力或者説官與民的姿態。農民現在依然夾在剪刀差之中遭受間接的剝削，再加上被徵收農業稅、各種地方稅和非法攤派，還要被迫去參加建設公路等無償勞動。正如許多報道資料所指出的那樣，有的農民因為地方幹部的橫徵暴斂而外出流浪、自殺，甚至有人被幹部毆打、殺害。

    與不問農戶收入有無、根據責任田面積按比例決定的農業稅相比，城市居民年收入1萬元左右都不用交稅，其差別也實在太大了。

    無數農民想超越嚴格區分城市和農村的戶口管理、取得城市戶口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伴隨這種“城鄉差距”的擴大，中央政府也對農村採取了優惠措施，去年減少了農業稅的徵收額。在一部分省份試行全面禁止“攤派”的政策，為防止“攤派”，提高了稅率。但是據説只是提高了稅，“攤派”卻並沒有消失。

    沒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農業

    以上介紹了中國國內的“三農問題”，特別是農民生活的實際狀況。現在中國農業又面臨著更為嚴重的問題。即去年12月入世後，中國農産品在2004年除了一律為15.8%的關稅和8.5%的政府補助之外，將實現全面自由化。中國入世使與汽車、電子器械等工業産品有關的領域受到世人矚目，實際上入世首先將使中國農業接受未曾有過的考驗。其影響在入世以前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吉林省有相當於兩年總産量的4000萬噸玉米積壓在庫。據《南方週末》等報紙的分析，産生龐大積壓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國産玉米的成本比國際價格還高。1999年政府拿出獎金，實現了對日本、南韓的出口，但2002年後不再有獎金，國內用戶也改為進口。大豆也有同樣嚴重的問題。

    大豆的國內價格大約是國際價格的1倍，中國用戶2001年進口了1700萬噸，其中的800萬噸奪去了國産大豆的市場。政府以美國産大豆是轉基因産品為理由要求拿出安全證明，以此拖延了時間，但早晚還是必須解除的。由此可以看出國內用戶已進入觀望階段，産地積壓增加。再加上大豆主要是用來榨油，美國産大豆的含油量為19%（中國産16.5%），1%的差別對榨油業主來説每百萬噸將産生5000萬元的效益差別。而且國産大豆在運輸費、品種品質上不統一，雜物多，今後可能很難確保國內市場。

    以上是入世帶來的經濟問題，而中國特有的問題是專門種植玉米、大豆的農民有3000萬人。他們是實行農業生産承包責任制之後産生的所謂家族經營的小農戶，要想在經濟上通過大規模經濟化、改良品種、機械化生産出能和國際價格對抗的玉米、大豆，至少也要轉移2000多萬農民。現在為建設三峽大壩而造成的1000萬移民已成為大問題，再轉移2000萬農民是不可能的。

    3月，中國國內從朱鎔基總理報告開始，突然開始關注“三農問題”。目前為止有很多論述農業農民危機的文章，其中去年出版的白沙州《中國二等公民——當代農民考察報告》從歷史、制度的角度詳細地分析了中國農民問題，描寫了被剝奪了一切自由、權利的農民的情況。和本文開頭所提到的一樣,書中把“三農問題”的嚴重性以種種形式與環境破壞結合起來，同時指出環境破壞又激化了“三農問題”。

    不管怎麼説，當前沿海經濟的發展是以“三農問題”環境破壞國有資産流失為代價進行的。不過，我並不想立即由此得出中國經濟崩潰、體制激蕩的預測。中國充斥著許多問題，除“三農問題”外，還有“下崗問題”、失業問題、幹部腐敗、能源問題等等，如果放在西方國家往往會引起政權易手或暴動。中國政治權力的堅韌令人驚訝。也許是因為絕大多數國民是同時具有農民特有的忍耐力和達觀的農民，此外也幾乎都是農民的子孫，在這樣的中國，有權者和人民具有高度的彈性，能夠忍受種種外壓內壓吧。

    中國網2002/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