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看法説，中國的“三農”問題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如果“三農”問題解決不好，再發達的城市經濟也只是漂浮在小農經濟汪洋大海上的一小塊綠洲，大海風浪一起，綠洲也就會隨著傾覆。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6月30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中國的“三農”問題現在的確非常嚴重，農民收入增長停滯，城鄉地區收入差距擴大，“三農”問題引起各方重視。但中國的農業絕對不會崩潰，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農業是機會大於挑戰。

    林毅夫認為，要解決農民收入問題，首先要將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出來。而要轉移剩餘勞動力，就要通過解決城市通貨緊縮的勢頭，將過剩的生産能力消化掉。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發展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産業。

    城鄉收入差距在擴大

    有人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進入90年代以來，8億農民不僅在政策研究圈裏沒有多少活躍的代言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關懷。與80年代的情形相比，出現了非常鮮明的反差。

    對此，林毅夫説，也不能這樣認為。中國的“三農”問題，和各個不同的階段有關係。但現在的城鄉收入差距的確很大，甚至比改革開放初期還大。

    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農民收入增長很快，農民的積極性一次性釋放。但1985年以後，農民收入增長快主要靠勞動力轉移。如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的發展，以及後來的農民工的出現。但1997年以後，這種現象發生了逆轉，生産力普遍過剩。城市企業開工不足，面臨城市産品的普遍過剩，鄉鎮企業有很大的競爭壓力，很多都破産。

    因此，就産生了兩個效果。一是離土不離鄉的勞動力又回流到農業去，同時造成村、鎮、鄉普遍高負債。二是農産品生産很多。農産品太多，價格就會降低。增産不增收，勞動力轉移又不可能。所以，就造成農民收入停滯，城鄉差距更擴大的情形。

    現在的城鄉差距為什麼比改革開放初期還大？林毅夫説，1978年至1984年，是農民一次性的生産積極性釋放。到80年代中期後，城鄉差距擴大。當時，雖然勞動力開始往外轉移，但當時對農村比較有優勢的農産品，比如糧食和棉花的價格還是人為控制。東部在發展，對糧食和棉花需求多，但那些大宗農産品的價格被人為壓低。象這樣的情景，實際上是農村在補貼城市的發展，中西部在補貼東部的發展。東部越發展，城市越發展，從農村拿的補貼越多，差距就越大。

    加入WTO後，糧食和棉花等的價格會放開，東部和城市需求多，價格就上漲。這樣，東部和城市發展會拉動中西部和農村的發展動力，農民收入會增加。隨著加入WTO後的市場化進程，城鄉差距很大的問題會得到緩解。

    農村剩餘勞力如何轉移？

    要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首先要先轉移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林毅夫説，要通過解決城市通貨緊縮的勢頭，將過剩的生産能力消化掉，來解決剩餘勞動力問題。

    林毅夫説，解決通貨緊縮，靠解決存量需求。因為生産能力過剩是一個存量概念。它有需求的願望，而且有支付能力，是由於政策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造成的需求不能出現。

    一般市場經濟國家都不存在這個問題，但中國是轉型中國家，屬於雙重的二元經濟，有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有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過去，為保護國有企業，對民營經濟有很多限制，民營企業有很多積極投資意願，但不能投資。

    如果能給民營企業以國民待遇，民營企業的投資需求可以釋放出來。農村裏有很大消費需求，但農村裏和生活有關的基礎設施相當嚴重不足，造成限制農民消費。如果能改進的話，農村的消費就能釋放出來，解決通貨緊縮的問題。不僅如此，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可能性就會增加，農民收入就可能增加。

    有研究認為，如果把幾個大都市裏城市建設投資的一部分省下來，少蓋幾座超高層“世紀建築”，少建一條“五環線”或地鐵新線，少花些鋪陳奢華的主幹道燈光投資，而把資金投入到內地去幫助農村發展，可以讓數十倍于都市人口的農民受惠，經濟上的連帶效應就更是不可估量。

    林毅夫説，中央財政過去支援大項目的，現在可以轉成和農村生活有關的小項目。他前段時間提出新農村運動，指出小項目的投資既能啟動農民的消費，而且實際上增加農民的收入，因為小項目所用的材料和勞動力都是當地的。

    林毅夫認為，要減少農民，就要多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産業，創造就業機會。按照比較優勢，勞動力密集型産業是中國在國際上很有競爭力的優勢産業。加入WTO後，政府扶持資本密集的、沒有比較優勢的産業的機會就降低了。如果政府不能進行干預，導致的結果必然是勞動力密集的産業發展得比較好，創造的就業機會就比較多，勞動力轉移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就會縮小。

    依靠中小企業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

    林毅夫説，中國現階段最具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産業中的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保證這些企業的融資需求應該成為中國當前金融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對中小企業來説，最合適的融資方式是以中小銀行為仲介的間接融資，而這正是中國金融體系中最欠缺的一塊。這種格局不改變，中小企業的金融需求就很難得到滿足。中小企業的發展有障礙，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不會很順暢，所以發展中小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必要措施。

    90年代以後，中國地方性的中小銀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開始發展起來，但是目前業務量還不大，而且實際運作很不成熟、規範。地方性的中小銀行一定要實現商業化，不能由地方政府實行行政控制，以致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依附於地方政府，甚至成為地方政府背離當地實際和比較優勢，進行盲目投資的工具。

    如果那樣，中小銀行就不但會與四大專業銀行一樣不能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會産生眾多的不良資産。另外，發展中小銀行需要健全金融監管體系，防範可能發生的道德風險。中小銀行也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一定規模，以具備必要的分散市場風險的能力。中小銀行雖然是地方性銀行，也要注意引進銀行間的競爭機制，防止人為壟斷産生的低效率。

    國際金融報 2002年7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