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一：解決溫飽問題之後

    中國30歲以上的人，不會忘記自己經歷過的食品嚴重短缺的時代。人們的一切食品曾經都由政府限量供應，有“糧本”、“菜票”、“肉票”，甚至還有“豆腐票”，作為購買食品的憑證。上海市政府發放載明可供25克糧的票證後來被傳為笑談；北京市的“冬儲大白菜”的供應也曾經是一項政治性工作。這一切都過去了。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農業生産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一舉解決了中國國民的溫飽問題。

    1978~1984年間，農業凈産值和糧食産量每年分別增長了7.73% 和4.95%，其他農産品也以高速度增長。據林毅夫先生的計量研究，1978~1984年間，在生産率增長中，有97% 可以歸因于耕作制度從生産隊制度向家庭責任制的轉變。

    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除去兩次宏觀經濟失調，人們在感受到食品價格上漲的壓力之外，中國人總體上享受到了豐富的、價格低廉的食品供應。然而，與此相對應，我國農民卻感受到市場不振的壓力。90年代後半期開始，中國農産品的供應漸漸受到所謂需求不足的制約，增長趨緩。90年代，除去水産品産量有顯著增長之外，其他主要農産品的産量沒有顯著增長，糧食産量處於徘徊之中。對這個現象要具體地、深入地認識。

    首先，必須承認中國農産品有巨大的供應能力。按目前中國每人平均佔有耕地面積1. 5畝左右計算，如果全部投入耕種，農産品折合成糧食，中國人當然是消費不完的。還有草原、水面、海洋資源，也能轉化為食品。同時，農業勞動力又有巨大過剩，有可能通過精耕細作使農産品有進一步增加的潛力。從短期看，農産品總量的供過於求將很難改變。

    其次，我國農産品的品質和衛生狀況不穩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國農産品的出口，增加了國內市場供應的壓力。也給農民的生産預期帶來了困難，增加了農業生産的盲目性。

    再者，我國還沒有形成穩定的農業生産的地域分工，加上有時發生地方政府隨意性的指揮，使農業生産在一些高附加值産品的生産中，客觀上造成了波動狀態的供過於求的局面。現在的情形，似乎是什麼都不會短缺；如果有短缺，兩三年的工夫就又過剩了。今年廣東的荔枝收購價格竟然低於1元，果農陷入虧損境地。

    焦點二：中國是否存在糧食安全問題

    這幾年人們都在談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所謂“糧食安全”不僅是生産問題，還包括市場、流通、儲備、進出口調劑以及對低收入人口的定向補貼等內容。而國際糧農組織對它的權威解釋是“要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買得起他所需要的食品”。按照這個定義，可以認為我國目前在總體上還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

    如果説中國自己無法生産出足夠的糧食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算是“糧食安全”問題，那麼，只要政府保護糧食生産和流通的自由競爭，同時儲備一定量的糧食，中國就不會發生缺糧問題，哪怕人口增長到16億。就連寫《中國人能養活自己嗎》的美國人布朗，也不否認中國人能夠生産出自己吃飯所需要的糧食，他只是認為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産會使中國人承擔巨大的生態破壞代價。

    關於我國糧食安全的第一個視角，是長期的糧食供應增長能力與長期的人口增長能否適應的問題。大略算賬，這方面的問題並不很大。假設2030年我國人口規模達到16億，那麼總的糧食需求可能達到6818億公斤，需要糧食生産的增長率年均達到約1.2%。估計各方面的因素，這個速度是可以達到的。

    關於“糧食安全”問題的第二個視角，是國際貿易的視角，擔心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國際市場的廉價糧食會涌進中國，使中國農民的糧食生産失去競爭力，並導致中國農業的基礎受到破壞，從而産生“糧食安全”問題。這個看法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爭論的焦點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農業的地位將會如何？我們會不會在國計民生的基本方面仰人鼻息？其實，糧食的凈進口，並不意味著農産品凈進口，更不意味著食品的凈進口。我們可以增加出口土地資源消耗較少、勞動消耗較多，又需深加工的非糧農産品（如蔬菜、藥材、瓜果和養殖等），而進口消耗土地資源較多的糧食。這樣我們可能不再是一個糧食生産大國，但卻是一個農業生産大國。這樣，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農村就業就會有積極影響。

    第二，有人認為糧食大規模進口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政治目標不允許我們大規模進口糧食。其實，糧食出口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糧食出口商之間也存在競爭；在一定條件下，糧食進口國在政治上反倒掌握了主動權。做個類比：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在與歐佩克的關係中，並沒有喪失政治上的主動權。再者，説到底經濟是最大的政治。

    從自然條件看，中國幅員遼闊，一般來説不易發生普遍遭災的情形。陜北前幾年連續發生乾旱，歷史上極為罕見，卻不僅沒有發生饑饉，甚至連糧價也沒有上漲。

    國內農産品流通和儲備的條件在近20年裏有極大改善，政府目前仍在投資建設倉儲設施。國家從1990年開始建立糧食專項儲備制度，儲備規模為400億公斤。地方的儲備規模也達到約100億公斤。國家還有一部分戰略儲備。農民手裏的存糧也有相當的數量。商業系統也有一部分週轉儲備。幾項儲備加起來，可以達到2000億公斤以上。按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為保證糧食安全，糧食儲備量應佔到需求量的17%~18%。我國目前全年的糧食需求量大約為4800億公斤,則儲備量應為816~864億公斤。顯然，我國糧食儲備的水準還是有比較高的安全水準。近些年，我國交通運輸能力大為增強，運輸成本大為降低，有利於平衡全國各地糧食市場的供求。

    從“每個人都能買得起食品”這個標準看，食品安全在中國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分配製度問題。即使糧食供需的總量實現平衡，糧食價格穩定，仍然會有一部分人因購買力低而營養不良。這個問題就是在發達國家也不會消失。需要通過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糧食安全而言，比資源和技術更重要的因素，是農業經濟體制和農村社會的組織制度以及國家對城鄉分配關係的調整。

    焦點三：農業現代化和農業可持續發展

    近些年我國農業勞動生産率有較大進步，但與發達國家水準還有明顯差距。另一方面，我國土地生産率比較高。我國的單位面積小麥産量、水稻産量和玉米産量，都明顯高於世界平均水準。小麥單産還高於美國（但低於荷蘭和法國）。總體上看，我國農業的土地生産率，特別是勞動生産率還大有潛力可挖。

    如果片面追求糧食産量，就可能使農業現代化與生態環境保護相衝突，最終會危害農業生産的可持續發展。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是我國當前農村經濟的重要問題，也是未來我國農村經濟長期發展的戰略問題。

    我國農業生態環境保護通過近些年的努力取得了明顯成效。水土治理取得重要進展。到2000年，全國累計水土流失治理面積為8096萬公頃，比1986年增加了74.5%。黃河上中游的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設，每年減少入黃泥沙3億噸。長江上中游的治理使得土壤侵蝕量減少1.6億噸。退耕還林還草工程迅速推開。退耕還林還草1999年開始部署，3年累計完成216.4萬公頃。天然林保護工程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1998年起，國家開始全面推廣天然林保護工程，到2000年已在大部分林區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的商業性採伐。節水農業已經起步。全國多數省區的灌溉水利用系數已經從“八五”末的0.3~0.4提高到0.4以上，經濟發達的地區達到了0.5。平均每畝的灌溉用水量2000年比1997年下降了2.64%。防護林體系建設已産生經濟效益。“三北”防護林體系工程累計造林2761萬公頃，1100多萬公頃農田得到了保護。長江中上游防護林工程12年累計造林面積為193.7萬公頃。

    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是我國土地荒漠化面積仍在擴大，水資源短缺，水的利用效率不高。這種狀況決定了我國農業生態系統的脆弱性。華北的幾個沙漠地帶和西部的三江源地區的荒漠化趨勢尤其明顯。我國農業用水佔全國總用水量的近70%，由於目前近一半的灌溉水量在輸水過程中因滲漏而損失，再加上技術落後，全國灌溉水的平均利用率比先進國家低25%～30%。

    據我國農業水利專家研究，到2030年，農業灌溉面積將達到9億畝，用水量將從現在的4000億立方米增長到6650億立方米。從目前水資源供給現狀來看，如此大量的農業水資源供給是不可能的。美國國民生産總值用水效益為10.3美元/立方米，日本為32.4美元/立方米，我國為10.7元人民幣/立方米，分別只有美國的1/8和日本的1/25。我國節水有著巨大的潛力。

    保護生態環境，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主要應從技術、投入、管理和基本産權制度幾個方面入手解決問題。節水灌溉、選育和推廣耐旱和抗病害的植物和樹種、在農村推廣替代能源、發展速生用材林、小流域綜合治理等技術，都有利於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在這方面，僅僅推廣現有的常規技術，就可以獲得很大收益。國家還應進一步加大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這方面的投入符合世貿組織“綠箱政策”的規定，不會引起貿易政策方面的摩擦。

    焦點四：脫貧偉業，任重道遠

    國家統計局2001年發佈全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稱，到1999年底，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由1978年的2.5億人迅速下降到3400萬人，年均減少1040萬；國家貧困級縣每人平均純收入從1992年的417元增加到1347元。而同期全世界絕對貧困人口卻以每年2500萬的速度遞增。70年代末，我國的貧困人口占世界貧困人口的1/4，而今天這一比例已減少到1/10。1978年，全國農村有2.5億貧困人口，到2000年，貧困人口下降到了3000萬以下（以每人平均收入625元作為脫貧標準）。中國政府在緩解貧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

    但是，扶貧攻堅任務還十分艱巨。最後這些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大多分佈在大石山區、熔岩區，這些地區山大溝深、耕地稀少、土壤貧瘠、自然條件差、交通不便、社會發育程度低，基本上處於靠天吃飯的狀態，對自然的依附性很強，有的地方甚至缺乏基本的生存條件。他們脫貧致富的能力較差。

    如果以每人平均1天1美元的國際標準作為我國的脫貧標準，我國農村的貧困人口的數量估計仍在1億左右。而且，已經脫貧的這部分人並不穩定，容易返貧。這些人群處於極為邊遠和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地區，自身擁有的資産（土地）品質很差。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系統極為落後，農民自身的能力又不高，自然災害和疾病常常使他們重新變為貧困人口。據農村住戶調查資料測算，近幾年農村貧困人口返貧率高達30%左右。一個國家要完全消除貧困人口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大範圍的、連片生活的貧困人口必須採取措施加以消除。根據已有的經驗，今後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工作。

    第一，要下決心做生態移民，把不適宜人生存的地方作為生態保護區，限制人口數量；留下合適的人口，其餘人口搬遷到其他地方。用經濟辦法實現這一目標。

    第二，要進行制度創新，特別是産權制度的創新，激勵農民做長期農業投資的積極性。

    第三，改善扶貧工作作業系統，提高扶貧資金的使用效果。扶貧資金的數量、投放方式、貧困人口的識別，都需要從提高效率出發加以改進。例如，對於貧困地區的基礎教育，政府應該“大包大攬”，因為這個辦法被證明是消除貧困的最有效的辦法。

    焦點五：增加農民收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有很大增長，1978年到2000年，農民每人平均總收入由151.79元增加到3146.21元，增長20多倍，年均增長14.77%；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2253.42元，增長約17倍，年均增長13.7%；農民每人平均現金純收入由55.99元增加到1648.67元，增長約30倍，年均增長16.65%，是增長最快的。

    但維持農民收入增長面臨嚴峻形勢。1997年至2000年4年裏，農民收入的增長率分別為4.60%、4.30%、3.80%、2.10%。2001年上半年農産品價格有所恢復，農民的非農産業轉移狀況也有所好轉 ，致使農民收入增長率有所恢復，達到4.2%，但距離政府計劃目標的5%還有距離。

    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直接因素是農業産出效率，農産品價格，農民向非農産業的轉移狀況，以及農民負擔狀況。

    我國每人平均佔有耕地少是不爭的事實，由此必然形成我國農業生産的“小規模兼業農業”特徵。這種農業以精耕細作為特點，廉價勞動力是其存在的基礎，因此不可能創造出較高的農業工資。農戶兼業以季節性打工為主，收入水準提高受到限制。面對大量農業勞動力，國家很難通過財政補貼使他們獲得全社會平均工資水準，而通常他們會成為向社會提供凈收入的納稅人。像我們這樣一個農民大國，要給農民補貼，讓農民的收入達到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能承擔得起。相反，我們還不得不從那裏取得一定的財政收入，相當一部分農村公共建設也還要農民掏腰包。這樣一個現實不改變，提高農民收入水準的前景就看不清楚。

    農産品價格調整的空間已經很小，很難再依靠提高農産品價格來增加農民收入。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受國際市場的影響，提高農産品價格的可能性更小。

    據有關方面的研究者估計，近幾年鄉鎮企業吸收勞動力增長幅度不會很大。今後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將越來越是一個艱難的過程。第一，現在鄉鎮企業要由粗放型發展向集約型發展轉變才能保持自己的競爭力，但受到資金、技術和勞動力素質制約，多數鄉鎮企業還沒有為這個轉變做好充分準備。第二，今後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主要途徑恐怕要更多利用第三産業的發展，而這種結構調整也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中國農村經濟落後的根本問題，便是農民進入市場太難，阻礙太多，費用太高。此外，還有交通通訊不暢所産生的市場進入成本。

    焦點六：農村經濟結構調整

    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從我國目前的現實看，農村經濟結構調整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農業和農村其他各業之間的結構調整，這方面的調整要解決的主要是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這個難題。中國土地資源相對匱乏，必須依靠大量轉移農村勞動力才能産生比較合理的“人地比例關係”。我國涉農經濟結構不合理的一個表現是農産品加工業滯後，沒有形成“從田間到餐桌”的完整産業。發達國家農産品加工業與農業産值之比一般在2.0至3.7比1以上，我國只有0.37比1。發達國家加工食品約佔飲食消費的90%，而我國僅為25%左右。

    其次是“大農業”內部農、林、牧、漁各業之間的結構調整。特別要重視發展畜牧業生産。我國有良好的草原資源，但草原的保護和利用方面的問題很大，畜牧業的效率極其低下。當前急需改良草場和改變落後的養殖方式，全面提高草原生産力。

    再次是農、林、牧、漁各業內部的生産結構的調整。種植業內部的結構調整要做到産量、品質、結構和效益的統一，大力改良品種，提高品質。要逐步形成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飼料作物的三元種植結構。畜牧業內部需要發展特色優勢畜産品，推動生態型畜牧業的進步。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1990年以後的10年內，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佔總勞動力的比重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我國“大農業”內部的結構也有良性的變化，農業種植業的比重有望在短期內下降到50%以下。

    實踐證明，經濟結構調整作為一種資源重新配置過程，市場的作用最為重要。政府應該通過制度創新，推動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加速我國農村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政府的主要手段是利用間接的政策杠桿的引導作用和政府的直接投資的引導作用，在不違背國際慣例和國際協定的前提下，用稅收、財政支出、信貸和直接投資等手段予以支援。

    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必須考慮國際分工的因素；在目前條件下，特別要考慮我國加入WTO這一新情況。加入WTO對中國的具體影響是一件很難預測的事情，但大略判斷，由於加入WTO，我國畜牧業發展將會加快，蔬菜和水果的競爭優勢也將發揮作用，農産品品質的改善也會加速；但糧食、棉花和大豆的生産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優勢，生産的規模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農村經濟中發育現代産業組織。農産品加工企業、流通企業，農民合作社，農民的專業經濟協會，都有可能發揮組織農民、降低農民進入市場的成本的作用。政府對這些企業要提供積極的服務，為它們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焦點七：稅費改革 必須邁過的一道坎

    農民要增加收入，一是要提高生産效率，二是要改變分配關係。在農民創造的收入中，甚至在國民收入中做出有利於農民的分配，這後一條便是當前農村稅費改革的一個來由。

    在農民創造的收入中，我們究竟以稅費的形式徵走了多少，這竟是一個不很清楚的問題。可怕之處也在這裡。朱總理的一個講話説：“我們目前從農民的手中收取了300億元的農業稅，600億元的鄉統籌、村提留，再加上亂收費，大約從農民手裏一年起碼要拿走1200億元，甚至還要多”（引自朱總理在今年3月15日九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這樣一個稅費徵收水準，一般要佔到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的10%左右；鋻於農村的實際稅費徵收是平均徵收，真正務農的農民承擔了更大比例的稅費負擔。據有關案例調查，個別農戶交納的稅費可佔到純收入比重的50%。這種情況當然會引起農村幹群關係緊張，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就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前兩年開展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今年進一步擴大了試點工作。

    農村稅費改革的具體內容就是“三個取消、兩個調整、一個逐步取消”：取消生豬屠宰稅，取消鄉統籌，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徵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調整農業稅政策；農林特産稅不允許與農業稅重復徵收。在3年內逐步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興辦集體生産和公共事業所需資金，實行“一事一議”，由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但每人每年籌資最高不得超過15元。

    從安徽試點工作看，稅費改革的效果明顯。經過改革，全省農民稅費負擔由每人平均98.7元減為81.3元，降低17.6%。如果加上取消的農村教育集資和屠宰稅，農民負擔減輕25.6%。二是農民同政府的關係逐步改善了，有的地方還出現了農民主動交稅的情況。

    從各地改革的試點看，有一些問題值得重視。第一，鄉村財力減少較多，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不能滿足需要。目前，不少鄉鎮政府積累了債務，稅費改革以後，解決債務問題變得更加困難。第二，純農業戶的稅費負擔仍然很重。改革後農業稅稅額是按照現有的承包耕地面積的多少和1998年前5年的平均常年産量為依據計徵，加之稅率提高、村提留的一部分以農業稅附加形式徵收，客觀上使改革前按人頭收的“三提五統”全部砸到了種地農戶身上，農業負擔顯著增加。第三，向無承包地農戶收取一定數額的資金在説法上尚未有明確的政策界定，在實際徵收過程中難以運作。第四，原來的“義務工”、“積累工”的使用變為“一事一議”方式解決以後，實際操作可能不是“一事一議”，而是村幹部説了算。第五，從農民負擔的源頭上看，鄉村公共管理機構臃腫、冗員過多這樣的問題沒有隨著稅費改革真正解決。

    焦點八：鄉村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成就

    1988年6月1日《村委會組織法》試行至今，全國農村村委會普遍進行了三次換屆選舉。1998年6月中國政府又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委會組織法（修訂草案）》。目前，絕大多數省區市已基本推開，有20個省區市推行面在90%以上。中國政府的此項行動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也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農民十分看重村委會産生的程式性問題，並在實踐中發展出了一些形式不同，但很能體現民主精神的做法。如：“海選”提名方式。吉林梨樹縣創造的“海選”，即不內定和指定候選人，由每一個選民根據條件自主確定候選人；用“預選”提出正式候選人；組織公開競選；設立秘密畫票間。

    村民委員會選舉促進了兩項極有意義的制度的産生：

    一是村民會議制度。按現行法律規定，村民會議由18周歲以上的村民組成，也可以由每戶派代表參加。有的鄉村還建立了村民代表會議。

    二是村務公開制度。通常的做法是召開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由村委會、村幹部每半年或年終向村民報告工作和村裏財務收支情況，由村民進行民主評議，並根據評議結果對村幹部進行獎懲。不少地方設立了村務公開欄，將涉及村民利益或村民關注的村中事宜，定期廣而告之，接受村民監督。個別村莊實現了通過電腦公開村務。村務公開制度已經在全國絕大多數農村建立起來。

    從這幾年的情況觀察看，我國基層政府對鄉村民主政治發展有極大的探索熱情。1998年5月，四川省遂寧市市中區政府在保石鎮進行鎮長公選（公開選拔幹部）試點，隨後，又在另外三個鄉鎮分別進行黨委書記和鎮長公選試點。1998年12月，市中區政府在步雲鄉進行了鄉長直接選舉，12月31日鄉長選出。1999年初，深圳市在龍港區大鵬鎮進行了“兩票制”選舉鎮長試點。另外還有四川綿陽市、山西臨猗縣等地進行了類似的試驗工作。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國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創舉，但由於這項變革牽涉複雜的利益關係，推動其進一步向前發展會遇到相當多的困難。人們正在密切關注這方面的發展。

    焦點九：確立農民平等權利改造農村社會

    農村的一切改革可以歸結為農民合法權利的確立和保障。近20年裏，整個農村的改革和發展都是圍繞農民權利的變化展開的。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大國，但在數千年裏，農民處在社會最底層，城市統治著農村，城市利益集團主宰著普通農民的命運。上世紀初開始的中國革命，農民成了革命的主要社會力量，並在革命成功以後分到了土地，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財産權。這一歷史變革直接帶來了農業效率的提高和農産品的增加，這成為中國共産黨穩固自己年輕政權的重要基礎。

    由於種種原因，農民的權利逐步受到損害。先是農民的土地財産權幾乎被剝奪了。同時，我國又實行了城鄉分開的戶籍管理制度，在上世紀60年代，這個制度逐漸演變成一種城鄉居民利益分割、勞動力流動受到限制的帶有歧視性的制度。這個制度的直接後果是農村經濟的不振，廣大農民人身受到束縛。上世紀80年代改革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為開端，農民的土地財産權開始回歸農民。同時，農民所受到的束縛也大大放鬆，城市看到了“民工”的影子，儘管他們在城市的勞動市場仍受到種種不公正的待遇。這種權利變革是農村改革釋放出巨大的經濟能量的根本原因。

    但是，確立和保障農民權利這一時代重任還遠遠沒有完成。農村發展的根本障礙，仍然是我們從計劃經濟時代開始,並部分地延續至今的對農民實行經濟和社會的控制，農民應該享有的公正權利得不到充分保障和尊重。因此，農村發展的出路，只能是確立農民權利、統一城鄉市場。

    首要權利是農民的土地財産權。農民的土地財産權不確立，既談不上農業競爭優勢，也談不上農民的社會保障。第二項權利是農民的公民身份權利。這兩年農民進城的戶口限制鬆動了，但全社會對農民的身份歧視制度的大前提沒有變。還需要在就業、教育、遷徙和納稅方面給農民以平等權利。第三項權利是農民的經營自主權利，以及為發展經濟而自主組織的權利。第四項是民主選舉權利。1998年正式出臺村民自治法，但落實起來相當不易。

    焦點十：把農村發展放在中國發展的首位

    中外近代歷史發展的經驗表明，在社會轉型時期，如果農村發展出現停滯，農村社會矛盾激化，將引起整個社會的動蕩不安，從而拖延社會轉型的過程。

    西歐歷史轉型始於15世紀中期，大約在1450年前後開始，農村經濟經歷了約100年左右的成長進入了全面衰退的時期（又是約100年），到17世紀中期，農村經濟已陷於停滯。史學家把這個時期稱作“大16世紀”。大16世紀由盛而衰的後果是西歐各國國內的動蕩，使得它們沒有能夠在國內和平的基礎上實現社會轉型。

    西歐“大16世紀”後100年的農村問題，主要是國家政策的失誤。政府擴大了稅收，農村地主則向普通佃戶加收地租，並大肆掠奪公地，造成普通農民的破産和顛沛流離。王權政府把收到的稅款主要用來加強王權的統治、增加軍備、收買貴族。這樣，城市發達了，城市的市場擴大了，城市經濟部門的收益超過了農村投資的收益，引起農村資金向城市流動，使農村發展走向停滯。

    按一種説法，中國的社會轉型始於洋務運動。中國歷來是城市統治農村，農民創造的“剩餘”被源源不斷地輸向城市。農村破敗引起匪患，而匪患又發育為地方軍事割據和軍閥混戰，戰爭則進一步消耗國力，加速農村的衰敗。於是，中國在百餘年裏戰火頻仍，民不聊生。

    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看準了中國問題的關鍵，用農民的力量推翻了舊政權，給新中國帶來數十年的和平發展年月，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是，由於長期的閉關自守，我們缺乏控制社會平穩轉型的經驗。近二十年的改革，我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取得了農村發展的巨大成就。但我們仍然沒有完成社會轉型的任務，而且在社會轉型中仍然存在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的問題。

    最令人擔憂的是在當前市場化改革進程中，農村改革滯後於城市改革，並導致農村發展滯後於城市發展。改革是要打破舊的秩序平衡，而中國農村的改革主要走的是正式的運作程式，大體是：調查研究獲得資訊；主管部門提出改革意見；一定範圍裏徵求意見；這個階段的N次反覆；最後形成改革的官方文件。一項改革除非有來自農民方面普遍的呼聲，才可能提到議事日程，然後進入“試點”階段。像“雙層經營體制”這樣的制度弊端，因為需要一定的整體把握水準和歷史感才能發現，農民不可能直接發出改革的呼聲。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對改革的推動作用顯得至關重要。（報告撰寫人／黨國英）

    《北京青年報》2002年9月9日